無論知識分子還是政府都大聲疾呼，要求全民拋棄墮落無恥的西化生活方式，用犧牲精神取代之，稱這才是真正的日本皇道。
他們的呼喚確實努力不懈，而且是無處不在。因為消費品愈來愈短缺，刻苦而又自我犧牲的生活事實上是無法避免的。
西方的奢侈品已從商店貨架上消失，城市婦女亦不再穿著時髦服裝，換上所謂傳統日式女性工作服，美容用的吹風機則送往軍方，作為再生軍用物資使用。
然而當文化行為與物資短缺或軍事需求無關時，其限制的效果則不太彰顯。人們對棒球的興趣仍然維持不減。
1943年10月，軍方開始徵召大學生入伍，當時在文部省強制下，大學間的棒球比賽已經被禁6個多月。即便如此，早稻田大學及慶應義塾大學的校方仍認為兩校間的棒球比賽是最好的送別方式。兩校的比賽吸引了一大批觀眾。
至於職業比賽，球員都換上軍隊制服及軍帽。1944年1月，聯盟名稱亦改為"日本棒球國家服務協會"，但球迷依舊蜂擁到球場去。
甚至在1944年，當比賽在後樂園球場（今東京體育館所在位置）進行時，看臺上方要布置高射炮防守，平均仍有2500名球迷觀看這個敵國的全民娛樂項目。直到1944年11月，職業賽事才完全被禁止。
音樂界的情況亦如此。當爵士音樂被禁時，咖啡廳只是把留聲機關上幾天而已。但很快，老闆又開始播放舊流行曲，開始還把聲音調低，後來便愈來愈大膽。
甚至在軍隊內亦無法完全禁止"敵國音樂"。四個神風特攻隊隊員在等候任務分配時偷空參加了一個傳統詩歌創作比賽。在他們創作的和歌中，有兩句這樣寫道：
與美國人拼命的男人在聽爵士音樂。久違了爵士樂，真希望和平快點來臨。所謂超克近代文化的工作是充滿矛盾的，與新政治及社會經濟秩序事業的打造如出一轍，無法產生一貫的政策，在執行時亦漏洞百出。
在思想層面，反近代主義事實上源於西方，日本當時所用的觀念性語彙，均為歐洲的尼採及海德格爾等人所提倡。而且的確，當聲嘶力竭地喊出"超克近代"的口號時，所反映出的現實就是日本的近代化已根深蒂固。
在一般大眾層面，西方的潮流、品味及習慣已深深打進日本社會，無法輕而易舉地割棄。口號雖然叫得震天響，但要打仗，則必須倚賴"理性科學"以生產飛機，也要用它來應付生產及戰場上的各種需要。事實上，日本工程師所設計的零式戰鬥機十分出色。
另一方面，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細菌戰專家把冷酷的"近代"理性應用於生物戰爭計劃中。這支部隊亦被稱為"石井部隊"，以其創立人石井四郎命名。
該部隊於1935年創立於中國東北哈爾濱郊區，日本軍方在此實施大量人體試驗，基本上以中國人為對象，過程相當殘酷，目的是要開發和試驗細菌對平民大眾的影響，例如鼠疫、肺結核等傳染病。
最後，我們必須了解到近代性及傳統價值的喪失所引起的不安並不限於日本或軸心國家，它是近代生活的一種明顯特點，全世界皆然。戰時日本使用極端方式以應付這種揮之不去的近代性難題，最後造成災難性後果。
在整個戰事過程中，日本人民私底下雖然有不少疑惑，但在公開場所，他們仍十分沉著，顯現出其堅忍的一面。不過到戰爭的尾聲時，社會崩潰跡象與日俱增。
就算在大空襲以前，工人還未需疏散到鄉村地方，日本各個大城市內工廠的缺勤率已達到20%，而且成為常態。1944年到1945年大空襲開始，缺勤率常為整個勞動力的50%，因薪資及工作環境引致的突發性糾紛層出不窮。
憲兵亦注意到消極抗拒陸續出現，例如反政府塗鴉等，情況令人擔心。一個皇室家庭的助理在其日記中寫道，1943年12月他曾遇上一件令人驚心的事，一個喝醉的紳士在電車裡大聲唱歌並叫吼道：
他們發動戰爭他們肯定要輸卻死口說必勝、必勝大混蛋！瞧瞧，我們哪裡會贏失敗的歐洲變紅亞洲亦早晚成為共產世界當這時刻來臨正是俺之出頭天
戰爭勝負趨勢愈來愈明顯，日本人了解到大勢已去，難以逆轉，皇室、外交圈子、企業界甚至軍方少數將領，都有人考慮到徹底投降，它總比寧為玉碎的最後一戰好。近衛文麿親王便是持有這種想法中的佼佼者。
在幾年前，近衛前首相曾經是急進改革者所寄望的中流砥柱，但到今天，近衛和相當一部分人都害怕蘇聯會參戰，成為日本的敵國（在整個戰爭中，日本與蘇聯在1941年所籤訂的中立條約仍然有效）。
另一方面，近衛身邊的人最害怕戰爭膠著不前，最後可能會損害天皇制度，他們所擬想的是個三箭齊發的情況：外國入侵、下層民眾的騷亂、上層的革命行動，最後毀滅了日本整個精神及文化的核心世界。
他們的恐懼有點言過其實，特別是對軍方及官僚急進分子發動國內革命的恐懼。有關戰爭結束的方式的確存在著派系對立，尤其是近衛一派與陸軍領導層間的矛盾更為明顯。但他們間的差異並非是皇室近親者支持天皇，軍方革命者反對天皇。
他們爭論的核心是究竟要附和美國或蘇聯哪一方，亦即哪一方對天皇制度的威脅性最大。陸軍將領不喜美國人，他們甚至一度計劃在最後關頭時，一面在日本本島進行殊死戰，一面將天皇遷至亞洲大陸，由蘇聯庇護。而近衛一派則主張接受美國的和平條件。
在終戰第一階段中，陸軍的策略佔上風。首相東條英機已失去皇室、海軍及自身內閣官員的信任，於1944年7月辭職。不過統治階層認為他們無法取得陸軍信賴，故繼任的首相小磯國昭（1880—1950）仍出身於陸軍。
1945年2月近衛見事無可為，決定做最後一次嘗試，企圖由陸軍強硬派手中取得主導權。他親自向天皇提出一份名為"近衛上奏文"的文件，建議向美國謀和，縱使接受無條件投降亦在所不惜。近衛強調這個方法是唯一可以"救民於戰爭之水深火熱中，同時亦為維持國體、謀皇室之安泰"之道。
天皇似乎頗為動容，但無法接納其建議，因為沒有可用之人出任首相以實行近衛的主張。結果幫助近衛擬訂上奏文的人被捕入獄，其中包括戰後任首相的吉田茂及其他一些外交官員。小磯在公眾面前仍擺出信心滿滿的姿態，要繼續進行戰爭，不過私底下他卻向蘇聯示意，希望能得其協助，開展和平協議。
但到1945年春天，小磯的工作明顯失敗了。由於美國一直強烈要求蘇聯參戰，蘇聯宣布不會與日本再續中立協議。1945年4月小磯辭職，由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1867—1948）出任首相。當時整個環境十分惡劣，美軍已於衝繩展開激烈攻勢。
6月，美國終於取得衝繩，但戰場上的犧牲人數達1.25萬人，而日本陣亡人數更達25萬人，其中15萬人是衝繩當地的平民。這時德國已經投降，飛機空襲亦幾乎將日本各大城市夷為平地。那些能夠閱讀真實消息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再繼續打下去是沒有結果的。
鈴木本人及天皇周圍的元老重臣雖然了解繼續作戰的結果只是造成更多的死亡及損失，但和談又沒有底線，皇室可能因此而消亡。從7月到8月初，日本統治者一面準備一場未來的侵略，在祖國大地上決一死戰；但另一方面，他們仍盡一切外交努力，期待蘇聯能起協調作用，日本投降後仍可以保有天皇。
到8月6日、9日，美國先後在廣島及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8月8日蘇聯向日本宣戰，8月9日蘇聯出兵中國東三省，天皇本人知道必須結束戰爭。縱然面臨上述各種重大打擊，日本仍差不多花了近一星期才達成投降決定。
8月9日最高軍事指揮官及內閣整日開會協商，到將近午夜12時再開會，裕仁天皇本人亦有出席。甚至到此時此刻，陸軍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總長及陸軍大臣仍堅決拒絕盟軍的"無條件投降"要求。
天皇最後投下決定性一票，同意首相及"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另兩名成員的提議，即投降的唯一條件是保有天皇制度。然而當時美國的答覆並不具體，只說天皇的命運應由日本人民自行決定。事實上華盛頓的高層決策者早已決定保留天皇，讓佔領能更順利進行。
到8月14日，也許認為美國佔領較蘇聯佔領為佳，裕仁天皇再次打破另一僵持的會議，決定接受美國的投降條件。8月15日，天皇親自通過廣播向全國宣布此消息。9月2日，日本代表與同盟國在停泊於東京灣的"密蘇裡號"戰艦上正式籤署受降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