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明和夏商周考古研究。1996年出任「九五」國家科技攻關重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核心成果《夏商周年表》公布後，他又把研究轉向更早年代的考古，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主持人之一。他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和特徵進行深入探索，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文明形成的「十項判斷標準」、文明進程的「三個階段」等學術觀點，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
李伯謙先生在野外考古踏察途中
「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發展過程，我經過研究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看法。」初秋的一天，李伯謙先生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
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是多元一體的
「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不是只有一塊兒，而是由很多不同的區系組成的。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是多元一體的，不是只有一個源頭。」李伯謙先生首先明確這一點。
中國地域遼闊，環境複雜，文化傳統多樣，各區系類型文化在自身發展的一定階段，自然而然便會產生各有特點的文明因素。蘇秉琦先生最早提出來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將新石器文化分為六大區系。每個區系都有相對獨立的文化傳統，各自孕育產生出文明因素。蘇秉琦先生的 「滿天星鬥說」正是以文學的語言對這種狀況作出的描述和概括。
「在不同的區域，文明因素誕生以後，慢慢就形成了不同的特點，要把這些不同的區系用發展 的眼光來看待。」李伯謙先生強調指出。
地區不同、環境不同，文化傳統也不一樣，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現的國家也必然會有一些不同的特點，甚至遵循不同的發展模式。研究中國國家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應該將其放在中國所處的特定地理自然環境中，放在中國社會所處的特定文化格局中。
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是多元一體的。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的堯舜禹時代，中原地區發展起來了，慢慢形成了以夏商周文化為核心的文化系統，中華文明逐漸走向一體。李伯謙先生說，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本土文化一直是主流，在此基礎上誕生的中華文明自然是本土起源的。
從「古國」、「方國」到「帝國」：中國古代文明演進三個階段
從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過程來看，經過數十年研究，中國古代國家形態演進三階段說漸漸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認識。
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經過了三個階段：古國 ——王國——帝國。李伯謙先生認為，距今 5500 年至距今4500 年的紅山文化、仰韶文化、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等是古國階段；距今4500 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秦帝國是王國階段，王國階段又分三個小階段：良渚、陶寺是第一個小階段，夏、商王朝是第二個小階段，西周、東周是第三個小階段；公元前221年秦帝國建立至清朝滅亡是帝國階段。
三階段說最早由蘇秉琦先生提出，當時他稱之為古國——方國——帝國。李伯謙先生覺得，從社會結構著眼的話，方國應該改成王國，所以不如分成古國、王國、帝國三個階段。
蘇秉琦先生將「古國」定義為「高於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他心目中的古國主要是指紅山文化牛河梁的「壇、廟、冢」等遺蹟反映出的社會結構。李伯謙先生認為，屬於這一階段的「古國」還可以舉出長江下遊的安徽凌家灘遺址和黃河中遊河南鑄鼎原西坡仰韶文化晚期遺址。
「高於部落，首先是人群有分化，聚落有分化，開始與原始時代的部落有區別」。從許多遺址呈現的面貌看，其社會發展階段已進入貧富開始分化、個人權力突顯、部落間為爭奪資源而發生衝突等社會複雜化現象的階段。
面積 40 多萬平方米的西坡遺址的中心位置為廣場，四角有大型公共建築，最大者佔地面積達 500 餘平方米。「發現有石鉞或叫玉鉞，這個出現就是標誌性的，表明有了軍權，軍權再發展是王權，軍權、王權的出現，是進入古國階段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一個特徵。仰韶古國走的是軍權、王權的道路，這個典型就是西坡遺址。」李伯謙先生說。
繼續發展，最典型的就是近幾年發現的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在 117 萬平方米的遺址範圍內，發現了三重環壕，甕城結構的雙重圍牆，大型中心居址。兩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推測是當時最高首領舉行重大活動、集會的場所。考慮到雙槐樹遺址不僅規模巨大，蘊藏豐富，還有後世都邑建築的規模，所以把它定義為古國時代的都邑。李伯謙先生分析說：「這裡正好是與文獻中的五帝時代相應的，這個地方傳說是『河出圖、洛出書』 的地方，是都邑性的遺址，可以叫作『河洛古國』。我們認為這裡就是黃帝文化的核心所在，它是這個時期的都邑遺址一點也不過分」。
從距今大約4500年開始，由古國階段逐步發展到王國階段，大體相當於古史傳說中的堯、舜和夏、商、周三代。這時已是王權國家，神權一般已降至次要地位，社會基本結構雖然像以前一樣仍靠血緣關係維繫，但「國土」概念已開始萌生。在這個階段，除了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權力，也開始產生維護、實行這些權力的制度，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
進入了「王國」的第一個小階段，其代表就是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良渚遺址和黃河中遊的中原龍山文化陶寺遺址。
文明形成是否有判斷標準？李伯謙先生是肯定的。在考察了良渚、陶寺、二里頭、鄭州商城之後，他提出判斷文明形成和國家出現的10條標準。比如明顯的貧富分化、設防的城垣、大型禮儀建築觀象臺、文字的出現、銅器的出現、大型的倉儲設施、大型的宮殿建築基址、高規格的墓葬等。李伯謙先生認為，陶寺遺址是進入「王國階段」的中原地區出現的第一個王國。
陶寺遺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有象徵王權的龍盤、玉石鉞等奢華隨葬品，明顯的貧富分化、設防的城、城內功能分區、大型宮殿乃至「觀象臺」等禮儀性建築，都證明這是一座王國都城。而陶寺遺址所在的山西臨汾，正是傳說中「堯都平陽」所在地，「觀象臺」也符合《尚書·堯典》的記載。
在中原地區，這之後登封的王城崗遺址，李伯謙先生認為，就是文獻記載的「禹都陽城」的陽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結合三種不同途徑的研究成果綜合來看，夏代是存在的，包括第一階段河南龍山文化的王城崗遺址，第二階段的新砦遺址，然後到二里頭遺址，串起來了」。
王國階段的第二個小階段就是夏商時期。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和殷墟等遺址的考古研究，也表明整個商代的歷史都是可信的。鄭州商城，就是文獻記載的商湯建都城於亳的「亳都」。「很有意思的是，商王稱自己為 『餘一人』，就是我是唯一的，我是最高的」，李伯謙先生說，「王國階段的最重要特徵，就是王的個人權力的不斷強化，不斷凸顯，所以他自稱『餘一人』」。
王國階段的第三個小階段，是以分封制為特徵的西周、東周時期。經過秦的兼併戰爭，至秦始皇統一，中國便進入了以制度化和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為特徵的秦至清的帝國階段。
「由古國階段，發展王國階段，再到從秦至清帝國滅亡的帝國階段，便構成了古代中國從文明、國家的起源、形成、發展到衰亡的全過程」，李伯謙先生總結道。
兩種模式，兩種發展前途
中國古代文明演進都是一個模式嗎？李伯謙先生思考後認為，在中國古代文明演進中，各個地方形成的模式並不一樣，不同模式有不同前途。至少分為兩種大的模式。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大陸各地考古學文化面貌均先後發生了重大變化，種種跡象表明，當時的社會結構也正處在激烈的新舊轉型當中，文明化進程發展到了一個關鍵時期。不同文化變化的形式、內容和側重點又是有所差別的。李伯謙先生從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玉器研究著手，感到很可能反映了深層次的，涉及文明化進程中不同模式的問題。
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及稍後的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在其進一步發展中，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演進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紅山、良渚尊崇神權或雖有軍權但仍以尊崇神權為主的模式；一種是仰韶文化尊崇軍權、王權的模式。前者實行神靈崇拜，將創造的社會財富主要貢獻給神靈，無法繼續再生產以維持社會的正常發展而走向崩潰；後者實行祖先崇拜，看似比較落後，但它們不會把創造的社會財富都貢獻給神靈，所以能一直傳承下來，注重傳宗接代和部族長治久安，社會得以繼續綿延發展。
一開始就走上以軍權和王權結合為基礎並突出王權的「仰韶古國」，因其客觀上避免了以神權為中心的模式對社會財富的極度消耗，從而促進了社會正常發展，不僅脫穎而出，走在其他地區文明的前頭，而且由仰韶而龍山、由龍山而二里頭，綿延不絕，越來越強，使中原地區成為中華文化的中心與核心，並通過各種途徑從諸文化中汲取先進營養，重組、融合為一體。李伯謙先生指出：「多元一體模式，是對中國文明化進程最簡潔、最明晰、最準確的概括」。
梳清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是我的心願
「通過自己的研究梳理清楚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一直是我的心願」。李伯謙先生說，「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在北大上學時蘇秉琦先生就說，我們考古幹什麼？考古就是要修國史。你的視野必須放在整個中華文明發展過程當中，作為終身研究的目的」。
雖已年過八旬，但李伯謙先生精神矍鑠，毫不見老態。他笑言：「這大概和搞考古有關係，常年在外面奔波嘛」。他思維敏捷，眼界寬闊，時刻關注著最新的考古成果，站在學術研究的最前沿，腳步始終追溯著中華文明的源頭。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李伯謙先生就投身於中國青銅時代考古，先後在河南偃師二里頭和安陽殷墟、北京昌平雪山和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吳城、湖北黃陂盤龍城、山西曲沃曲村等夏商周時期的重要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對夏商周三代考古的重大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進入新世紀後，他逐漸將工作重心集中到對中國早期文明的探索上來。「就我個人而言，歷來認為考古不能過窄，搞商周的不懂新石器，搞新石器的不懂商周，不可能有大的發展。應該立足於夏商周這個階段，再往前追溯我們國家文明的起源。」
在李伯謙先生看來，學考古和歷史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不是坐而論道，了解歷史、剖析歷史、借鑑歷史，為的是研究人類發展的規律，從中國文明化歷程中所得到的啟示，對今天的社會發展仍有重要的借鑑意義。他說：「文明的起源與形成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對它的研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方面的研究也不會停止，還應該持續進行。」
文章來源：《中國文物報》2020年9月29日1版轉3版
中國文物報記者 王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