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元朝的統治者忽必烈向日本派出使者，「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衝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副之，持國書使日本。」從遣使和國書的內容看，忽必烈未必有出兵東徵日本的打算。除了有對南宋的戰略考慮，在他心中，更多的是覺得，憑藉蒙古帝國的橫掃歐亞，滅國數十的餘威，一個小小的日本國，在接到國書後，定會主動稱臣來朝。這一切在他看來是理所當然。
今日看一本日本學者寫的中國歷史書，其中關於這篇國書卻有另外的看法：
「以往有這樣的看法，即認為由於書信的內容盛氣凌人、要挾日本，所以日本只能這樣做。但那是一種誤解。與歷代中國王朝的外交文書相比較，倒不如說蒙古的書信姿態低的驚人。不能認為忽必烈一開始就有意開戰。」
以下是國書內容：
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徳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意。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不宣。至元三年八月日。
從字面來看，這封國書確實出現了講信修睦、結好、親睦，不像是一封拋開所謂的先禮，不過是以大國自居，對自身強大軍事實力威懾的強大自信，以及元朝重用漢臣、漢族的文化自信。哪來的姿態低的驚人？
蒙古帝國的締造者成吉思汗曾經對部下說：「男子最大的樂趣，在於壓服亂眾和戰勝敵人，將其根絕，奪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結髮之妻痛哭，騎其駿馬，納其美貌之妻妾以伺枕席」從成吉思汗這番吃赤裸裸的表白中，可以看出蒙古民族對武力徵服和野蠻掠奪的痴狂。蒙古帝國到處擴張、建立封國領地的侵略傳統，蒙古帝國的疆域以驚人的速度迅速膨脹，幾乎佔領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
成吉思汗還告誡他同樣野心勃勃、精力充沛的子孫們：「天下土地廣大，河水眾多，你們盡可以各自去擴大營盤，佔領土地。」而他的子孫忽必烈滅亡南宋後，統一中國，建立了「北逾陰山，西及流沙，東盡遼東，南越海表」的版圖空前遼闊的元朝。這樣野心勃勃的元朝統治者會向一個狹小島國發一封低姿態的國書？居然還是低姿態求對方臣服的國書。
我們看看日本收到忽必烈「低姿態」國書的反應。
在收到國書後，日本的京都朝廷的看法是，應該以平等立場對蒙古提出的通好要求予以回書婉拒。日本天皇這種認為兩國平等關係的觀念不是僅僅面對強大的元朝，在隋朝大業三年（607年），日本天皇給隋煬帝楊廣的國書中就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出天子無恙」日本這篇外交辭令中以日出處、日沒處來定位日本和中國，就明顯表達了日本國認為兩國關係是平起平坐的關係。
日本國雖處狹小島嶼在面對強大的天朝還是有其說出不來的自信。
雖然嘴上說以平等關係予以婉拒，但是京都朝廷的反應卻很誠實。面對強大蒙古的入侵，日本朝廷派遣使者到京都附近的神社及寺院進行「異國降服」的祈神活動，他們在神社舉行獻祭祈求戰神保佑，同時在寺廟舉行法會祈求佛祖保佑，甚至連太上天皇也出家為僧，祈求能以身代國死。
何止是京都朝廷，整個日本在蒙古軍事入侵的威脅下朝野震動、人心惶惶。人人都籠罩在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裡。
哪怕實權在握的鎌倉幕府對這封國書的態度是「國書內容無禮，不必回書」。哪怕鎌倉幕府統治者更是表現了超乎尋常的自尊與自信，自稱：「日本永號神國，非可智取，非可以力爭。」但在面對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國，鎌倉幕府不得不開始進行一系列的軍事部署，以防備蒙古大軍可能到來的入侵。
鎌倉幕府命令西國的地方加強沿海的戒備，以太宰府為中心，修建防禦工事。而且命令東國武士儘快西遷到西國領地，不僅聽命於鎌倉幕府的武士被動員起來，就連地方豪族也在宣傳的保衛朝廷的大義之下被動員了起來。幕府甚至還從朝廷那裡獲得了動員寺院、莊園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授權。在部署預防元朝侵入的軍事部署的同時，鎌倉幕府也將自己的勢力滲透進了此前一直難以進入的日本西部。
綜上，雖然鎌倉幕府在面對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國時，不僅不接受元朝的通好，也不畏懼元朝的威脅，甚至還斬殺元朝的遣信使者。但從日本國內，京都朝廷和鎌倉幕府的布置與反應，我們還是看出這封所謂的「低姿態」的國書給了日本國大多的威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