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以來,新中國的外交事業經歷了風雨洗禮,在國際舞臺上發出的聲音愈發自信而響亮。然而,我國外交事業剛剛起步時,情況卻是異常艱難的。當時,第一代外交工作者根據毛澤東制定的外交方針,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迎難而上,無所畏懼,不僅維護了新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尊嚴,還樹立起新中國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睦鄰友好的國際形象。記憶並不塵封,那些外交往事依然激勵著並指引著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工作者為中國崛起而奮勇前行。
外交部迅速組建歸功於周總理邊招人邊工作出了「將軍大使」
提起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不能不提首任外交部長周恩來。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宣布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這一天也就成為新中國外交部成立的日子。當晚,當開國大典的禮花還在天安門上空綻放的時候,新中國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已經開始履行起他們的使命,向世界各國政府送達毛澤東的開國公告以及周恩來表示願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函件。
應該指出的是新中國的外交部之所以能迅速組建起來,與周總理的一個重要決策是分不開的。
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撕毀《雙十協定》,大舉進攻解放區。中共駐南京等地的辦事處以及在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的工作人員陸續回到延安。當國民黨軍隊重兵進攻陝北、中央機關準備撤離延安時,周恩來在王家坪召集這些機構中從事過涉外工作的部分同志開會,要求他們撤離時集中編成一個隊,還特別囑咐道:「這些同志湊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說不定什麼時候就需要。」後來,這個隊的同志渡過黃河進入晉綏地區。
1947年5月,當時擔任中央後方委員會書記的葉劍英在山西臨縣三交鎮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外事組,共有20多名成員,下設研究、翻譯和新聞三個處。這些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在戰爭環境下培養的一批外事幹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新中國開展外交工作的骨幹力量。
隨著解放戰爭的進程,中央外事組的工作和駐地也在不斷調整。1949年1月,周恩來在西柏坡給外事組部分幹部做了一個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報告,詳細介紹了進城以後開展涉外工作的方針和外事幹部應注意的各種事項。其中講到的不少內容後來成為新中國開展外交實踐的重要原則。
天津解放後,成了新中國外事幹部的集散地。中央統戰部的章漢夫,外事組的黃華、徐大年、柯柏年、章文晉、馬牧鳴、凌青,解放區救濟總會的楊公素這些後來蜚聲中外的新中國著名外交家們陸續到達這裡。1949年1月19日,中央向天津市委等發出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目前我們與任何外國尚無正式外交關係,因此不承認這些國家派在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指示還指出,我們採取這種態度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外交傳統的束縛。原則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必須被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在執行時,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這就是毛澤東提出的「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的具體化。
在周恩來的親自主持下,新中國外交部的組建工作在加緊進行。除中央外事組的工作人員外,外交部又從中央其他各部門的幹部、軍隊的高中級將領、地方領導幹部以及新畢業的大學生中間選調了一批人。建國初期派出的第一批15位大使中,從軍隊系統中調來的高級將領就有10多位,他們後來被稱作「將軍大使」。
外交部邊組建邊工作,除完成開頭提到的向各國送達開國公告和周恩來的公函的任務外,到1949年10月底,還辦理了9個國家同新中國建交等有關事宜,同時擬訂了外交部組織條例、確定了內部組織機構和人員的配備等。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召開全體大會,辦公廳主任王炳南主持大會,宣布外交部組建完成。周恩來在會上就當前的國際形勢和新中國外交的任務、政策和策略做了具體論述,對外交部工作人員的思想素質和工作方法提出了具體的要求。
「辦公、會客、住宿、設宴首座辦公大樓四位一體」
外交部的第一個部址座落於北京東城的外交部街33號。清末,這個地方是國賓館。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在這裡辦公。北平解放後,先由華北人民政府使用,在華北人民政府結束工作後,外交部遷入辦公。當時,院內有兩座西洋風格的建築。部長辦公室、辦公廳和會見外賓的會客室設在東樓,其他6個司局和委員會在西樓辦公。不少工作人員也住在西樓。開始時,科級幹部每8個人住一間房,地下室也住了不少人。後來,在院內的紅樓和貢院附近的頂銀胡同又增加了一批宿舍,但住房仍很緊張。辦公樓除具有辦公、會客、住宿的功能外,有時還要在這裡舉行招待會。這時,東樓的大部分辦公室,包括部長、副部長辦公室內的辦公用具全都被撤出來,然後將辦公室布置成招待會會場,甚至連大客廳前面的陽臺也要擺上桌椅招待客人。如果舉行一個幾百人的招待會,賓主得分散到幾個地方。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在招待會開始後,不得不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向客人祝酒。新中國接待第一個正式來訪的外國政府首腦—蒙古總理澤登巴爾時,也在這裡舉行過招待會。據說,有一次招待會進行中間突然斷電,周恩來就舉著蠟燭到各個房間去祝酒。後來,這類招待會才改在北京飯店舉行。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怎樣提出來的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對國際社會所做的傑出貢獻,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很好的參照。關於它的提出,背後還有一段故事。1953年12月31日,周總理會見了印度政府代表團。這個代表團是來參加有關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的談判的。周恩來會見他們的談話記錄是豎排手寫在紅格紙上的。從記錄中可以得知,這次談話是下午一點開始在中南海西花廳進行的。周恩來對客人們說,中印兩國的談判在今天,12月的最後一天開始了,我們說過要在1953年開展這一談判,現在實現了。我們相信,中印兩國的關係會一天天好起來,中、印兩國關係的原則是從新中國建立時確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處的原則。這個記錄是現在所能看到的中國領導人最早談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記載。4個月後,兩國就此問題達成協議,籤訂了《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協定開頭有這樣一段話:「雙方同意基於(一)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幹涉內政,(四)平等惠,(五)和平共處的原則締結本協」這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首次在外交文件上出定現1954年6月,正在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周恩來利用會時間對印度和緬甸進行訪問,這是周恩來首次出訪南亞國家,受到兩國政府隆重熱烈的歡迎。
1954年6月28日,中印兩國總理發表聯合聲明,倡導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準則。在表述方式上,將以前「平等互惠」的提法改為「平等互利」。現在一般都將這一天作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紀念日。1954年9月底到10月中旬,由赫魯雪夫和布爾加寧率領的蘇聯政府代表團訪華。兩國領導人
於10月12日發表了中蘇兩國政府聯合宣言。宣言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將繼續把它們同亞洲和太平洋區域的各個國家以及其他國家的關係,建立在嚴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基礎之上,這樣就為發展有成果的國際合作開闢了廣泛的可能。宣言中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表述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隆重歡迎第一個建交國家的使節我國首位大使行前來不及辦護照
在新中國宣布成立的第二天,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受政府委託致電周恩來,表示蘇聯願與中國建交並互派使節。10月3日,周恩來復電葛羅米柯,歡迎中蘇立即建交並互派大使。這樣,蘇聯成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
10月4日,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從莫斯科啟程趕往中國。10月10日,當羅申到達北京時,受到了新中國隆重熱情的接待。周恩來和北京市長聶榮臻等50多人在前門火車站站臺上迎接,歡迎隊伍中還有以羅申大使老朋友身份前來的董必武、沈鈞儒等高級領導人。10月16日,羅申向毛主席遞交了國書。11月初,仍留在南京的40多名蘇聯使館的工作人員全部遷往北京。
新中國的一位駐外使節—駐蘇聯大使王稼祥於10月20日離北京赴蘇。前一天,外交部辦公廳特別照會蘇聯駐華使館,稱:王稼祥大使一行定於20日下午5時由北京出發前往莫斯科,「惟因護照不及趕辦,暫發給證明書,以便迅速成行。特函請電達貴國政府分飭沿途關卡查照,準予以外交護照待遇為感。」
不過,由於出席當晚7點毛澤東宴請羅申的活動,王稼祥並未像照會中所說的於下午5時出發,而是在當晚10時才離開北京,周恩來、林伯渠、郭沫若等100多人前往送行。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還專為歡送王大使離京赴蘇發表了社論。社論說,「這是中國人民第一個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代表的出國。」「中國人民第一次為自己的大使送行。」
中國大使到達蘇聯時所受到的禮遇據說也是少見的。按蘇方慣例,外國使節到達莫斯科時只由外交部交際司長前往迎接,而王大使到達莫斯科時,前來歡迎的是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以及莫斯科市官方和軍隊的負責人。王大使到達的第4天就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遞交了國書,而且同對方禮節性談話的時間也由通常的幾分鐘延長到20多分鐘。對此,一位曾參加過歡迎儀式的外國駐蘇外交官說,他在莫斯科已待了四年,這樣的禮遇還是首次看到。
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遞交給什維爾尼克的「國字第一號」國書,封面有「國書」兩個紅色隸體大字,內文用毛筆豎排繕寫,由毛澤東籤署,周恩來副署並在他們的名字下面加蓋名章。第二年7月,當新中國集中派出8位駐外使節時,他們所持的國書略有變化:國家元首和外長只在國書上簽字,而在國書的最後一頁加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字樣的方型印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