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太平輪》劇照
文 | 何書彬
本文載於《國家歷史》2009年12月，公眾號看歷史（微信號：EYEONHISTORY）授權轉載。
1949年1月27日，農曆臘月二十八。自上海黃埔港起航的太平輪，搭載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數百噸物資，駛向臺灣基隆港。滿船的乘客，帶著離亂的苦痛，開始了這一段艱難的航程。晚23時45分，當太平輪行駛到舟山群島附近時，突然與迎面駛來的建元輪相撞，半小時後，太平輪沉沒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還者僅36人。
在波濤洶湧的大時代浪潮中，很少有人會留意這小小一船人的命運。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國民黨已無從立足，在1949年兩百萬人潰退到臺灣的過程中，太平輪的悲劇只是其中一個小插曲，在青島，在煙臺，在上海，在廣州，在中國沿海的每一個重要的港口，類似太平輪這樣的生死離別在日復一日地上演——成千上萬的家庭就這樣在歷史的轉折口分別，一鬆手就是一輩子。
這是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大遷徙，無論是那些曾經叱吒風雲的將軍，還是命若螻蟻的兵士，都在自願與不自願當中，來到一個陌生的彈丸之地。而更多的則是操著各地方言的普通民眾，被這股潮流所裹挾，以1949年為分界點，開始了人生的下半場。
「1949年，國民黨被共產黨擊敗，國民政府帶領二百萬殘兵、難民來到臺灣。」著名的中國史專家費正清在史書上冷峻地記載道。這200萬人，不管是否情願，都被刻上了失敗者的烙印。敗軍之將，何敢言勇？隱忍與傷痛，屈辱和自省，種種的情緒都在這一刻埋下了種子，任由歷史的風雨澆灌，歲月催長。
來自不同地域的兩百萬人，無論原籍何處，共同的遭遇，同樣的情緒，將他們組成了一個命運的共同體，一起去承載離鄉的愁苦。在這個小島之上，他們有了一個統一的名字——「外省人」，以區分於六百萬「原住民」。
小島上的故事，就以這兩百萬人和六百萬人為主題，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60年後，當1949年的老一代「外省人」日漸凋零，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則擁有了一種全然不同於父輩、祖輩的視角。他們在這個小島上成長，與這個小島的命運休戚與共，他們既是外來者，也是原住者，他們遺傳了父輩祖輩的鄉愁，更誕生了自我歸屬的臺灣意識。60年後，他鄉儼然變成了故鄉。
理解現在的臺灣，不得不從1949年講起，這裡面包含有太多的歷史基因，它是臺灣之所以是現在，臺灣之所以是臺灣的關節點。只有這些「敗軍之將」的命運，不被看做是無關緊要的過去，而是一個關乎將來的現實，他們才不會成為孤獨的歷史棄兒，而是同為中國人，一個民族在大轉折時期的分離體。只有正視這群人的命運，歷史形成的傷口才能漸次癒合，傷痛的分離才能再次聚首。
60萬"榮民"
國軍撤守大陳島
1960年5月9日，國民黨遷臺後的第一項主要基礎建設——中部東西橫貫公路舉行通車典禮。「行政院院長」陳誠和「退輔會主委」蔣經國出席。
這條公路穿越臺灣險峻高聳的中央山脈，在修建的過程中，施工方共動員了一萬多名「榮民」作為開路工人，其中三百多名「榮民」因工程的艱險而傷亡。
中部東西橫貫公路的作用在於將臺灣的東西部連了起來，使得臺灣東部的發展可以加速，然而對當時的臺灣當局來說，修建這條耗資巨大，用工極多的公路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用意，那就是安置數量眾多的退伍軍人。
從1950年起，原本隨國民黨來臺的60萬士兵，在臺灣實施義務兵役制後，逐步被年輕的本省新兵取代。大批士兵退伍，他們在臺灣沒有親人，自己也身無長技，退伍後怎麼生活？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就在這個背景下，臺灣當局於1954年11月設立了「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以安置和輔導這些退伍士兵轉業。一開始，「退輔會」主任由臺灣省「主席」嚴家淦兼任，副主任是蔣經國，而在實際上，嚴家淦只是掛個虛銜，主要工作都由蔣經國操辦。
「榮民」這個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產生，它的全稱為「榮譽國民」。
蔣經國在「退輔會」上任不到半年，即為「榮民」們建立了屏東隘寮農場、嘉義大埔農場、宜蘭三星農場、花蓮壽豐農場、彰化二水農場等，讓「榮民」們種植水果和其他一些農產品，能夠自食其力。後來，又在屏東、花蓮、臺南、新竹等地修建了「榮民之家」，安置那些年老的「榮民」。
1956年6月6日，臺北的「榮民總醫院」在蔣經國的推動下開始興建，並於三年後投入使用，簡稱「榮總」，日後這家醫院不但成為許多「榮民」看病的地方，也成為國民黨許多高層人物的病房，蔣經國遺孀蔣方良在病重時，宋楚瑜即是赴「榮總」探望。
臺北榮民總醫院
中部東西橫貫公路的興建是蔣經國在「退輔會」幹的一件大事。在施工前，蔣經國就帶著「榮民弟兄」進山勘測，施工過程中，蔣經國又多次到工地為「榮民弟兄」打氣。
為數眾多的「榮民」就在這條公路建成後，在山區沿著公路紮下根來，一位「榮民」說：「第一批上山的人，手上只有農場分給我們的約二十棵果樹苗，誰能料定未來？在最初幾年，種下去的果樹都沒有收成，只好在田畦間先種蔬菜。」後來這一帶成功培植了臺灣以前沒有的溫帶水果和高寒地帶蔬菜，改寫了臺灣農業史。日後，這條公路及其旁邊優美的山林、連綿的果園，成為臺灣的重要旅遊帶。
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回家」成為「榮民」們的共同心聲。1949年，他們從大陸各地來到臺灣後，時時刻刻都在思念著家鄉的親人，可由於海峽兩岸一直處於敵對狀態，「榮民」們想回家是難上加難。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悲歌《望大陸》正是「榮民」心情的真實寫照，他寫道：「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1987年，「榮民」集體上街遊行、請願，要求當局開放回大陸探親。一名「榮民」胸前的牌子上寫著兩個字「想家」。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寫？他回答，「我離家快40年了，我不願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1987年11月，蔣經國正式宣布：「基於人道立場，開放老兵探親。」長達數十年的兩岸同胞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當年12月，第一批「榮民」踏上了返鄉路，臺灣紅十字會為這場「少小離家老大回」準備了10萬份表格，在半個月內就被「榮民」們搶領一空。
那時的「榮民」們都會清晰地記得，蔣介石曾多次向他們允諾：「一定帶你們回去」，在那幻想「反攻大陸」的歲月裡，每一名士兵都領到了一張「戰時授田證」，臺灣軍方告訴他們，等到「光復」了大陸，每個人都可以憑藉這個「戰時授田證」領取一塊土地。進入蔣經國時代，「反攻大陸」正式成為歷史，「榮民」們把這張「戰時授田證」都換成了十幾萬元的臺幣補貼。
一部分回鄉探親的「榮民」，則娶了「大陸新娘」回來。由於在部隊時待遇微薄且結婚限制嚴苛，退伍後又和臺灣本省人「語言不通」，「榮民」們有許多到老了都還是光棍漢。「榮民」劉家信就是這樣的「老光棍」之一，1949年，國民黨的敗軍路過山東，當年21歲的劉家信就這樣「稀裡糊塗」地當了兵。1982年，他在服役34年後終於退伍，住進臺北的「大我退舍」，這是為老「榮民」準備的集體宿舍，僅在臺北，就有16處像「大我退舍」這樣的地方。
1988年時，劉家信曾回到山東老家一次，但那時母親已撒手而去，劉家信用僅有的積蓄，為父母修了墳，為家鄉築了橋，從此斷絕了回大陸的念想，回到臺灣繼續做他的老光棍。
不過，正當劉家信為終生未婚「認命」的時候，一個比他小35歲的「大陸新娘」走進了他的生活，於是劉家信在年近80歲的時候，第一次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從1949年到現在，60個年頭過去了，如今僅僅在「大我退舍」，「榮民」的數量就已從高峰時的數千人減少到了800多人，並且他們的年齡大多都已超過80歲。每當一位老「榮民」去世，「大我退舍」就多出來一個空房間。在無情的時間面前，「榮民」這道因特殊歷史造就的「臺灣圖景」，漸漸走向了消失。
眷村：竹籬笆的世界
在臺灣，「外省人」是一個有著特殊政治含義的名詞，它指日本投降後陸續來臺的大陸各省人士。據史料統計，1945年~1953年共有約120餘萬外省人來臺，其中撤臺軍隊約60餘萬人。另外，還有黨政要員、學術專家、一般公務人員、民意代表、學生及一般民眾等，以軍公教人員及其家眷居多。原籍方面則是大陸各省都有，其中又以福建（14萬）、浙江（11萬）、江蘇（9萬）、廣東（9萬）、山東（9萬）等五省最多，人數約53萬以上，佔遷臺人口的60%左右。這大部與居住地在沿海地區據地利之便有關，部分則是因為政府有計劃的撤退，如青島、上海即是其例。
基隆、高雄兩港是絕大多數「外省人」踏上臺灣的第一站。50年代，為解決中下層「外省人」的居住問題，國民政府開始在各地大量興建「眷村」。早期眷村多位於市郊並利用日治時期遺留下的日人房舍。以數量而言，臺北縣市、桃園縣、高雄縣市、臺中縣市及各軍事基地附近為眷村與外省人口集中分布地區。
如今的基隆港
最初，「外省人」在黨政軍統治地位的優勢，代表著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的強勢者，相當程度地擠壓了部分臺籍人士的發展。眷村的興建，使得外省人自成為一個文化圈，無形中也是一種障礙，加之語言的隔閡，外省人無法與當地居民流暢的溝通，過客的心理態度使他們一開始並沒有認真融入當地社會。族群間的矛盾，成為後來臺灣相當棘手的問題。
又，「外省人」中涵括了大量的大陸精英分子，帶動了臺灣的發展。臺灣土改及後來的經濟建設即是借重來臺技術官僚的專業與努力，許多大陸企業或產業遷至臺灣繼續發展，對臺灣的經濟亦有一定的貢獻。文化上，大量知名大家的赴臺，不僅深化和豐富了臺灣的文化內涵，而且數量眾多的知識階層，挾著政治統治的優勢，對臺灣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如強力推行國語等，將臺灣重新拉回了中華文化之內。大陸各省移民與本省人長期接觸之後，雖呈現出多元文化的面貌，但外省人的文化優勢依然明顯。
參考文獻：林桶法：《1949大撤退》
【 國家人文歷史 】系頭條號籤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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