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因修訂《逃犯條例》，香港發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之事。明明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三次致歉、表明條例「壽終正寢」，可事態沒有緩解，反而多點化，常態化、暴恐不斷升級。示威者不單在政府總部、立法會所在的金鐘鬧事，還蔓延至沙田、上水、上環、將軍澳、灣仔等地，逢周末就搞事。
香港的政治運動自2012年就沒有斷過。上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上臺就趕上「反國民教育」，政府向學生妥協，國民教育至今沒有影子。2014年，全國人大通過了關於香港政改的「831決定」，導致同年底為時79天的佔領中環運動。2015年，香港政改失敗。2016年2月，旺角發生暴亂。同年立法會宣誓，6名本土派議員口出汙言穢語，全國人大常委會罕見動用釋法權。
2017年，新一任行政長官上臺，形勢有所緩和。可消停不到兩年，部分港人又借《逃犯條例》瘋狂反撲，強行衝入立法會及其他地方，把警察打得重傷，手段殘暴血腥。香港出現的大規模社會運動，表象多種多樣，可追根究底，矛頭都指向香港政治經濟深層次矛盾。回歸22年來，這些矛盾沒能很好解決，反而更加突出。戾氣深重的港青，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沒有耐心，大有「我不好過，誰也別想好過」之勢。
有激進示威者持械襲警
科創曲高和寡，缺乏社會基礎
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到底怎麼解？政府也在積極尋求出路，靠科技創新就是一個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即便出不了蘋果、華為、阿里巴巴，有三星、臺積電、大疆、星巴克、喜茶也能極大幫助香港，擺脫產業的極端畸形。
當然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人盡皆知。從政府和政策層面上，港府也並非沒做出努力。回歸伊始，董建華提出數碼港、中藥港、紅酒港、香港科技園，2015年成立了香港創新科技局。可創新最重要的是整體社會氣氛和人的思維模式。如果沒有後者，政府再怎麼支持都是虛數。
從傳統上看，香港是功用型社會，和「創新」二字沒什麼緣分——這從今年剛放榜的12名香港狀元，10個都去學醫就可略窺一二。香港社會對專業人士有宗教般的迷信。學習好的人，朝著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師、公務員全速奔去。這些職業薪水優厚，能達到一般工作的三到五倍，甚至更多，是跨越階層的捷徑。可它們對社會起的基本是保障功能，對把餅做大、發展生產力，沒有根本性貢獻。
科創氛圍還需要基礎教育推動。而香港的初中階段，雖有物理化學等基礎自然科學，但沒有強制升學考試，落實課堂教學成果。高中課程改革之後，高考科目是中文、英文、數學、通識以及兩門或以上自選科目。可選範圍有經濟、地理、物理、歷史、文學、計算機、實用科目等等，學生往往出於現實主義選擇實用學科。高中畢業生有多少基礎自然科學知識，不容樂觀。
作為國際大都市，香港固然可以引進人才。在此策略之下，香港高校的科研水平也不低。可走進高校的理工科實驗室，內地背景的教師學生佔了大半壁江山，外加一些非華人，本地人鳳毛麟角。總體來說，香港的科研水平，與本地社會交集不大。科研人才出於多種因素，擇業大都不留在香港，因此空有實驗室高水平，難拉動實體經濟增長。
香港科學園（資料圖/IC photo）
高附加值產業，本地青年受益不多
前路走不通，香港立足鞏固基本盤，發揮傳統優勢當「掮客」，為中國及世界交往提供服務，行不行？答案是肯定的。回歸以來，在中國崛起、中央扶持、中外交往大幅增加的基礎上，香港「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穩中有升。航運和貿易中心角色下降之後，香港又發展了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法律仲裁中心、保險中心等角色。
這些確實為香港帶來了大量的高附加值就業機會。可來自全世界的非華人，世界各地出生長大的二代華人移民，移民又回流的港人，國外接受教育赴香港淘金的內地人，在內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港漂、引進人才等等，全在分這杯羹。有機會搶這塊蛋糕的港人，怎麼也是中產階級以上，大多從小念英文學校、大學上中港科（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或者直接出去留洋。
基層出身的人能不能玩命讀書，爭取機會呢？在香港，升學看出身、比財力的程度遠遠高於內地，世襲制、贊助制等教育精英化、貴族化現象大量存在，教育固化階層是既有社會現實。想通過教育翻身，在香港比在內地難。也正因如此，眾多回歸之後帶給香港的機會，基層年輕人並沒有分到多少。他們能看到是：回歸前只是有些洋人搶機會，現在又多了一大批來香港「搵食」、與本地社會感情聯結不多、「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人。
房屋被地產霸權綁架，上樓無望
再退一步，如果無法治本，能否治標？學習新加坡組屋模式，讓人人都有地方住。這樣即便沒有更好的發展機會，至少可以保證不鬧事、少鬧事。以香港的經濟狀況，基礎的服務業崗位不少，穿衣吃飯解決起來不困難，可就是邁不過房屋問題這道坎。
幾位特首中，董建華推出過「八萬五計劃」，計劃每年增加8.5萬套私人房屋及居屋，以十年的時間使得香港70%的人擁有自己的房屋，解決1997年已經飆升至一平米8萬港幣的房價。可當年趕上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價跳水，最嚴重時跌了差不多7成，既得利益的中產階級以及大地產商堅決反對，「八萬五」跟今天的《逃犯條例》一樣，很快「壽終正寢」。現在吃後悔藥，空談如果當年堅持「八萬五」，現在房屋問題「已經解決」，就是一聲嘆息。
「八萬五」之後，港府改變了房屋政策，居屋和公屋幾乎停止，每年供應量比起需求杯水車薪。每年落成的私人住宅大概1萬多套，是九十年代一年房屋供應量的1/3至1/4。新房供不應求，價格自然炒上天。2003年之後，香港經濟開始轉好，房價漸恢復至1997年水平，現在又翻了一倍。到了梁振英、林鄭的時代，是輕舟過了萬重山，說什麼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大批年輕人大學沒畢業就開始去排隊等公屋。公屋的排隊時間平均從原來的3年變成5年多。香港現有安置著約一半人口的公屋和居屋，絕大多數來自殖民地時代。
香港尺寸之地，看不上這塊地方的，早就移民去美國澳洲加拿大。留在香港的進無可進，退無可退。近幾年國家提出去大灣區創業，可大學入學率18%的香港（不算專上教育），能去創業的始終是少數。若給人打工，大灣區的工作機會，與港人的一般專業不匹配。大灣區給了踏實肯幹、志存高遠的港青錦上添花的機會，可對廣大需要幫扶、期望領「差不多的薪水」、湊合過日子的年輕人，也沒有太多幫助。
說回香港本地，如果排不上公屋就只能高價去租房、或者住劏房，要麼啃老。這樣結婚年齡也在不斷推遲，結了婚實在沒地方住就各回各家。在內地，如果覺得北上廣深壓力大，可以退到二線城市，不行再往後退。小城市掙得少，消費相對低，欲望和誘惑也少。而香港偏偏貧民區和一個包就能賣幾萬的尖沙咀、銅鑼灣等就幾步路，十裡洋場物慾橫流，想眼不見為淨，清心寡欲，實在不容易。
政改癥結難解，民怨無處發洩
很多人說，香港最大的結構性問題是極少數大商人控制了香港的經濟命脈，通過房地產綁架本地中產階級，又以龐大的經濟勢力綁架了政治。包括特區政府在內的建制體制，統統「擺不平」大資本家，因此房屋問題無法解決。
港人曾經把普選當成救命稻草，希望以引入更多下層聲音，淡化特區政府精英色彩，稀釋大資本家話語權，打破「官商勾結」的循環，解決某些問題。在這些人看來，如果可以實現普選，即便問題得不到解決，特區政府認受性的增加，也能多少發洩一些港人心中的怨氣。
屆時特首是自己選的，做不好只能換屆換人試試，不必怨天怨地。這部分人，顯然迷信於西方民主選舉，只看到了表象，等到香港真的被搞亂了，那時候吃後悔藥也來不及。何況港英政府時期，香港人何曾有過民主選舉？再何況普選事關「一國兩制」的重大政制改革，基本法裡也寫得一清二楚。
香港於是陷入某種死結：經濟上，香港需要解決民生問題。可「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不向國家交稅，經濟屬於香港「高度自治」範疇，國家可以把香港納入「大灣區戰略規劃」，但是沒有義務、也不方便替香港解決「創新科技、房屋土地」等問題。政治上，某些人想隔絕於「一國」之外，享受「半獨立政治實體」的自由，也是痴人說夢。「一國」茲事體大，香港這一制再特殊，也大不過一國。寧願沒有普選，也不能有帶「分裂國家」傾向的候選人出現。
結果就是政治經濟兩頭卡。港青「上流、上位、上樓通通無望，只能上街」，所以就成了一堆乾柴，不管出現什麼事情，不管什麼人煽風，都是一點就著，無限上綱埋怨港府和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
到了臨界點的香港，向上要大開大合看問題，重新梳理思路；向下要重拾理性和耐心。當務之急是摒棄暴力和恐怖行為，依法懲治不法之徒，回歸法治，以便在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之前，為香港社會贏得寶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