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創立之初就肩負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一批批懷揣救國圖強理想，為勞苦大眾創太平謀幸福的志向，無數先烈投身革命和國家建設事業，才有了我們今天的成就，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的勝利。這讓我們感受到了道路之自信、理論之自信、制度之自信、文化之自信。
新中國從紅軍中走來，醫藥衛生事業的腳印也從紅軍時期開始。紅軍時期為了保證戰鬥力，衛生醫療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歷經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我黨我軍發展壯大成為引領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衛生事業同樣居功至偉；在解放戰爭取得勝利，抗美援朝打敗侵略者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總結了從戰爭中學習並實踐來的衛生工作經驗，為建國初期創建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為當下的醫改播下了種子、釋放了靈魂的力量。
一、從紅軍中走來的衛生工作
熟悉黨史軍史的人可能會了解如傅連璋、錢信忠，曾志、賀誠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當時黨和軍隊的衛生組織較為完整。蘇維埃辦有衛生學校，軍團有衛生部、醫院，團設有衛生隊，營有衛生長，連有衛生員。1932年頒布的《蘇維埃區域暫行防疫條例》較早地以歷史自覺和服務人民群眾健康需求提出防病大於治病的制度安排。
軍委在當年組織開展了衛生防疫運動，永新縣蘇維埃1933年還組織過區鄉為單位的衛生防疫競賽，並在1933年頒布了衛生運動綱要。這也是我們愛國衛生運動最早的根源之一。1933年軍委頒布了傳染病預防條例，1933年中央紅軍衛生學校舉辦了保健班第一期（預防醫學系）。1934年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員會，紅軍衛生工作由紅軍的衛生人員向紅軍指戰員和當地老百姓傳授個人衛生與處理環境衛生預防疾病的知識，並以軍、團、營、連、排為形式在戰鬥修整時期得以貫徹。衛生長負責檢查指導部隊的衛生，選擇好老鄉家做夥房，檢查夥房衛生，生熟兩個菜板，兩把刀，以及食物是否乾燥。
此外，還對戰士個人檢查指甲、蝨子、督促洗澡，指導挖廁所。對鄉裡鄉親以教育宣傳為主要手段，教育大家講衛生課、出牆報、黑板報、貼標語，編排小節目，指導滅蚊、滅蝨子、防痢疾、防小腿潰瘍。不喝生水，用布、炭、大小石子六層過濾法濾水、明礬淨水。防革命蟲。用石灰殺蟲，燻草驅蚊。少量用從白區獲得的奎寧或者白砒防治瘧疾。還在傳染病領域重點防控：痢疾、流腦、傷寒、斑疹傷寒、白喉、猩紅熱、霍亂、鼠疫等疾病。
在1931年《健康報》就曾刊登，江西瑞金培訓宣傳骨幹，開展衛生活動，蘇區廣泛開展「大家起來做防疫衛生運動」、「怎樣防止與救治流行的瘟疫」、加緊衛生防疫運動等活動。
在紅軍時期的軍隊衛生工作中，衛生工作的地位既是軍事工作也是也是黨的政治工作，同時也是保障軍民生產生活中最重要工作之一。紅軍時期對衛生人員的待遇也相對較高，護士、護理員有幾塊銀元，醫生有幾十塊，還有馬騎。
衛生工作本身也被創造性地開展，以一切為了傷病員為目標，採取中西醫結合，組織挖藥堆，用蘇區僅有的1臺X光機開展診斷工作。同時在白區隱蔽戰線開展工作爭取同情陣營，獲得寶貴的藥物，在軍事鬥爭中，用俘虜換取「606」，又稱胂凡鈉明，也就是紅藥水等藥物。開展衛生醫療救治工作，總體走了一條實事求是，因地制宜、預防為主、講究實效以全局和中心工作為服務目標的衛生工作路線。
同時，在數次戰鬥中，紅軍損失了多位優秀的指揮員，為了保障紅軍的戰鬥力，黨組織安排交通線運送受傷的同志經過多種途逕到蘇聯養病養傷，為後續的革命戰爭存續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力量。幹部保健制度的雛形是從保證我有生力量，統籌大局，個人服從集體進行的。
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對衛生工作的繼承
延安時期抗日前線與後方軍隊衛生，解放戰爭時期軍隊醫療衛生工作都始終堅持從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始終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工作方針，始終堅持實事求是，中西醫學並重的思路，逐步形成衛生醫療工作網絡。
從歷史文獻中看，延安時期我黨面臨各種封鎖，在爭取各種援助外，衛生工作和黨的建設關係十分緊密，體現出衛生防疫靠政治工作做宣傳動員，醫務人員普遍開展群眾性衛生運動的特點，消除迷信普及科學。1944年《關於開展群眾衛生醫療工作的決議》中指出，邊區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解放，在支援戰爭，發展生產的運動普遍開展後，衛生運動就成為群總文化運動的第一等任務。
從艱苦條件中積累起來的群眾衛生運動也是建國後我國百廢待興，恢復生產生活最重要的經驗總結。而且在革命年代，通過事實證明，預防為主是解決條件不具備，人口文化衛生素養差，面對軍事鬥爭傷亡以疫病防治的正確衛生路線。只有健康的人口才有我黨我軍的革命勝利，才有新中國早期建設成就。
三、建國初期對衛生工作經驗的發揚
解放戰爭勝利後，我國上下貫徹預防為主，群防群治，運動+學習的衛生政策，因地制宜發展了赤腳醫生制度，在近乎白手起家的情況下，藉助蘇聯的援助，建立了多個醫療重點項目，同時也延續了紅軍時期抗戰時期各級領導對衛生的高度重視，從上倒下雷厲風行，衛生工作對黨和軍隊以及支援我們革命的人民群眾的核心作用始終一以貫之。
在革命戰爭時期與建國初期，衛生事業人勵精圖治發奮圖強，創建我國自有的醫藥衛生服務體系。解放前中國貧窮落後百姓缺醫少藥，疾病重生社會醫療衛生狀況十分惡劣，人均壽命不到40歲。
1949年新中國成立，當時經濟十分困難，但黨和政府仍然把人民的健康放在突出位置，人民的健康不僅關係到經濟發展和國家社會的穩定，而且在當時還是保衛勝利成果，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可靠保證，於是中央政府向全國發出號召，一場以預防和減少疾病，保護人民健康的群眾衛生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新中國時期，我國衛生工作與黨的建設始終緊密結合，從制度建設上全力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為老百姓擺脫傳染病的危害，提高我國人口健康素質，提高人居壽命的方向上做了許多努力。
醫療衛生行業的領導和職工多是從紅軍時期，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走過來的，醫療衛生工作艱苦程度雖然比戰爭時期有所緩解，但是總體仍然缺醫少藥，衛生工作秉持能做的就先做，有經驗的就按照經驗來，沒經驗的探索中變幹邊學，用靈活的思想，以實際效果為準開創性的布局了國家人口健康的大政方針，同時為了突出對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多措並舉，發展西醫，鼓勵中醫，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在開展衛生工作的同時，大力發展農業工業生產，改善人居環境，發展體育運動，提倡五講四美，實現人口健康發展的中國版本。
愛國衛生運動
1951年頒布的《農村衛生基層組織工作具體實施辦法（草案）》就比較系統地反映了以預防為主、注重改善環境衛生、提供基本保健服務、開展人群健康教育、實行廣泛的社會動員、開展初級衛生人員訓練等工作原則和綜合措施，並對具體操作提供了明確的指導。雖然沒有使用「初級衛生保健」的名稱，但實際上已體現了初級衛生保健的基本思想和內容。1952年韓戰爆發，美軍在我邊境發動了細菌戰。全國人民在保家衛國的浪潮中，將群眾性的衛生防疫運動推向高潮，當時人民群眾把這項衛生防疫運動稱之為愛國衛生運動。
這項運動的正式名稱自此成為了具有中國特色醫療衛生事業的標籤。伴隨著早期愛國衛生運動的開展。全國發動除四害對蒼蠅，蚊子，老鼠，麻雀大範圍捕殺（麻雀後被平反，換為臭蟲）。黨和政府以科學規劃果斷決策為依託，針對部分地區吸血蟲病，流行性乙型腦炎，病毒肝炎等流行病傳染病多發的態勢，持續性的開展群防群治工作，以整治環境衛生，提高個人衛生水平，鼓舞群眾主動參與，實現了打好防生物戰爭，提高中國人口健康水平，努力發展生產，支援抗美援朝作戰的目標。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基於我黨成功的組織能力和黨建工作，緊密聯繫和團結群眾。黨和政府通過典型示範對人民群眾發動宣傳，使人民群眾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偉大號召，開展除四害講衛生運動。1956年除四害講衛生運動開展之際，黨中央發表社論，動員廣大群眾積極消滅四害，在滅四害的過程中創造了很多土工具土辦法，發現了很多土藥物，各大城市先後開展除四害，
據統計，長期參加掃除的住戶在城市約佔90%，在農村約佔60%，上一人參與了消滅四害的鬥爭，1956年以上海為例，一個月來參與人數有400萬人以上，在樹立除四害的典型，國家還評出了典型集體單位，這也是我國愛國衛生運動個人和集體的獎項由來。雖然有礙於當時認知水平和經濟科技的限制，愛國衛生運動存在著一些對害蟲以及防治方法的錯誤認識，但是對防治疫情，建立有效的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此後的衛生防疫事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打好了堅實的基礎。
「赤腳醫生」與農村合作醫療
寫在我國醫療衛生制度上，一個顯著的烙印就是赤腳醫生。為應對農村缺醫少藥衛生狀況差，衛生人員匱乏的狀況，農民自發地舉辦了合作醫療，表達了當時農民對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強烈需求，後來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逐漸在全國推廣開來。在這個標籤之下，它的模式叫農村合作醫療。在建國初期提供低廉便捷的衛生服務。推廣赤腳醫生發展農村合作醫療是因地制宜解決農村醫療衛生極端匱乏的科學決策。
農村集體經濟也是第一次合作醫療的經濟基礎。新中國成立完成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為加快農業合作化，1958年全國農村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合作化運動，從政治上經濟上消除了城鄉社會分散狀態的基礎，傳統的一家一戶為單位的生產方式及封閉性的家庭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民作為集中平等的一員，在超越了血緣家庭關係的勞動群體內生活勞作，與家族外的社會發生廣泛交往這一背景使合作醫療的自主產生具備了可能性。
按照當時的政策，赤腳醫生的勞動價值是靠工分體現，與患者之間不存在直接的經濟利益關係，農村在衛生室看病，既便宜又方便，醫患之間是一種平等和諧信任的關係，同時本村的赤腳醫生作為農民的一份子，比較了解農民的身體和家庭狀況，為進行防治疾病，解決健康問題有相對更加直接的方法。具有基礎知識的農村赤腳醫生也因為是文化人受到了農民的尊敬，赤腳醫生的動力也強，絕大多數農民都有很高的參合熱情。農民在就診後受益於赤腳醫生的服務，有繼續參加農村合作醫療的動力。針對合作醫療的經費主要來源於大隊撥款和個人集資，其中大隊撥款佔絕大多數，赤腳醫生均認為合作醫療的主要經費來源於大隊撥款。
大隊採用工分的方式衡量農民的勞動價值，大隊集體勞動的性質為合作醫療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支撐。同時政治運動也為合作醫療以及赤腳醫生提供了推廣和發展的條件。得益於毛主席的高度肯定。從1968年開始大規模實現推廣。當時各級政府對合作醫療的非常支持和配合，使得一大批留得住養得起，用得上的赤腳醫生留在了農村，很大程度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
到1980年全國有赤腳醫生的生產大隊達65萬多個，佔全國大隊總數的93.7%，全國各種媒體也廣泛宣傳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實事求是地講這一有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制度基本滿足了農村對基本醫療衛生的需求，並從工作制度上探索出了一條縣、鄉、村分級診療的醫療模式。
城市醫療衛生工作，走了一條類似於農村合作醫療的模式，各廠礦企業，機關單位，都有衛生室，衛生員（醫生），必須開具轉診單，職工才能夠到上級醫院就診，也形成了我國城鄉略有差異總體呈分級診療的模式。與之不同的是，我國在早期沒有充足的事業經費補貼醫療衛生，所以從建國初期由周恩來總理牽頭帶領下，制定了藥品加成政策，彌補公立醫院投入不足的問題。這個政策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支持了我國醫療機構的發展，在一切空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中國的醫療衛生體系。雖然整體呈現醫療水平相對落後，缺醫少藥，但是但是也取得了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成就。包括協和、湘雅、華西、同濟的老格局也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
這期間值得提出的還有毛澤東同志在1965年的6.26講話，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毛澤東認為，當時衛生部的工作只為全國人口的15％服務，而這15％主要還是「城市老爺」。廣大農民卻得不到醫療，他們一無醫，二無藥。再這樣下去，衛生部可改名為「城市老爺衛生部」。醫療衛生工作應該把主要人力、物力放在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的預防和醫療上。城市裡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一、二年，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
中國經驗1.0版
在重視基層重視農村的時代，形成了由農村到城市的初級衛生保健加專業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機構，共同組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醫療衛生事業體系。1978年，WHO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召開了國際初級衛生保健會議。會議發表的《阿拉木圖宣言》中明確指出：初級衛生保健是實現「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目標的關鍵和基本途徑。國際學者至今仍然認為，初級衛生保健的許多要素起源於中國的「赤腳醫生」模式和其他以社區為基礎的衛生運動經驗。1978年之後，在改革開放的政策指引下，中國的初級衛生保健工作有了進一步發展。
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政府與WH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國際組織合作，先後建立了山東掖縣（現在的萊州）、上海嘉定區等初級衛生保健合作中心，還建立了一批農村衛生工作示範縣，促進了中國農村初級衛生保健的發展。此外，中國還與WHO等國際組織合作召開了一些系列初級衛生保健會議和研討班，如1983年在山東掖縣召開了十幾個國家的衛生部長、衛生總監和社會部部長參加的「初級衛生保健區間研討會」；1986年在WHO支持下，在北京由衛生部主持召開了有部分省、地（市）、縣政府領導參加的「實現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領導幹部研討會」等。這些活動不僅促進了中國初級衛生保健事業的發展，而且也擴大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作為WHO的發起國和主要成員國之一，中國於1986年明確表示了對《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目標的承諾。1988年10月明確提出實現人人享有衛生保健是2000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總目標的組成部分。從此中國大力推行初級衛生保健，尤其在農村地區。
1989年8月在天津薊縣由衛生部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初級衛生保健試點工作會議，總結了農村衛生工作經驗和80年代初級衛生保健合作中心、農村衛生示範縣工作的經驗，會議提出了三個文件，即《關於我國農村實現「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規劃目標》、《初級衛生保健工作管理程序》、《初級衛生保健工作評價指標》，這些文件的制定和實施，使中國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工作有了一套可遵循的規範與評價標準。在以預防為主，防治結合中西醫並重為理念的基礎上，打造了以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赤腳醫生為標籤的有中國特色的初級衛生保健制度。實現了以較低的投入完成了較好的醫療衛生服務保障。
四、改革開放對衛生工作的影響
如果說一切社會工作的模式都和經濟運行模式相匹配的話，比較大的變化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的。由於我國有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首先還得從人口佔比最大的農村變革開始講起。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後，鼓勵個體私營經濟，許多農民選擇外出打工，其中就有一部分衛生室的鄉村醫生棄醫從商，另一方面伴隨合作醫療出現的赤腳醫生及名稱，工作方式，服務形式，均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集體經濟的瓦解對合作醫療的打擊也十分巨大，失去了經濟保障，政策支持的削弱使得合作醫療缺乏制度保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關於合作醫療的宣傳都與階級鬥爭聯繫起來，所以在文革結束後，有些人把合作醫療當作是文革的產物，扭曲了它的真實性，質疑並對合作醫療加以否定。
衛生部取消了赤腳醫生制度，使得赤腳醫生沒有工分可掙，沒有經濟收入被迫轉行，基層醫務人員大量流失，還有一部分赤腳醫生沒有通過考核，變為鄉村醫生也失去了職業資格農村從醫人員驟減，最終的代價是農村醫務人員的流失使得合作醫療失去了執行者。
有數據表明從全國衛生總費用來看，1980～1995的16年間，政府用於公共衛生的經費雖有增長，但佔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卻從12.41%跌至10.56%。隨著打破大鍋飯，廠礦企業甩包袱等市場行為的發生，許多醫院被拋給了市場，自收自支，自負盈虧，政府撥付給醫院的經費也由佔原先收入的近70%-80%，降到了不到5%，所以各類以突出醫療技術優勢，通過投入再發展的模式演變成了「大魚吃小魚」的醫療衛生發展格局。許多城市的基層社區衛生服務基本消失，病人迅速向大醫院集中，一部分醫療機構，尤其是大城市的醫療機構獲得了較快的發展，而規模小的附屬於廠礦企業的醫院隨著企業本身的效益變化，有的發展尚可，有的只能被市場吞沒。
人才區位優勢逐漸體現出北京、上海集中，省會集中等現象。中小城市甚至鼓勵醫護人員開診所，補充收入不足的問題。原先在城市實施的15%藥品加成模式無法滿足城市醫院的運行，供方導向的過度消費問題不斷出現，各級醫療機構不再有主動降低醫藥成本的動力。同時，藥品生產流通企業也被拋向市場，原有的國營醫藥銷售企業逐漸私有化。而國家在將醫院拋向市場的過程中，為了防止過度漲價帶來不良社會影響，物價部門將醫療衛生服務價格牢牢鎖定，醫院的營收逐漸變為：圍繞藥品、耗材、器械、檢查為主加醫療服務的格局。
投入少幹活多，醫療衛生系統不得不由政策開路，一系列開放搞活的思想在醫療衛生系統開始誕生，個人拼技術能力醫院看營收規模成了當時最顯著的特點，逐利性引發了藥品價格差突破15%，或者醫院二次議價抬高利潤差彌補醫院運營的支出問題，並且在這種以疾病為中心的醫療模式下，努力擴張建床位到處搶病人蔚然成風。許多醫患不和諧，乃至醫藥領域的貪腐現象逐漸開始顯現。
隨著發展變化，原先的公免醫療勞保醫療逐步變為自費為主，企事業單位部分報銷，自由職業者以及進城務工農民沒有醫療保障。據原衛生部2004年公布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城市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人口佔44.8%，農村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人口為79.1%，因病至貧，因病返貧的現象普遍發生，所以在90年代中期鎮江和九江兩地開始自主試行城市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經過醞釀，1998年國務院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1998〕44號（史稱44號文）發布。
在1999年開始，各地逐步開展市財政統籌為先導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同時也孕育著新型農村醫療合作制度。總體來講，這種嘗試是國際通行的互助式保險，以不病的人為總基數，繳納的醫保費用去彌補自身或者他人生病時的醫藥治療支出。雖然兩江醫改探索為我國城鎮醫改取得突破打開了新的局面，但是客觀上講總體推進較慢，到了2003年，剛拓展到部分經濟大省和直轄市。
改革開放後，隨著醫療被拋向市場，公共衛生部門比如防疫系統更多以檢驗、罰款、計劃免疫、辦證、培訓為內容形成差額收入格局。原先的流行病傳染病預防的職能也略有弱化。包括90年代比較轟動的愛滋村事件以及地方病流行病死灰復燃等為代表的公共衛生事件催生了國家對衛生防疫系統的變革。部分地區開始在2000年開始由防疫隊防疫站轉變為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但是仍然是差額事業性質。直到2003年非典到來，打破了許多曾經認為比較光鮮的醫藥衛生發展成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確定了「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課題研究。課題組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單位的專家學者組成。2005年隨著課題的結束，在一次較高層級的醫療衛生領導諮詢討論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說目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而這一核心的問題竟然出在改革開放時期過度強調醫療市場化上。
五、新時期醫改
國家認識到衛生事業的短板，當機立斷下了空前決心，用了不到5年時間，迅速在2009前後實現了城鎮職工和居民醫保全覆蓋，新興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得以建立，老百姓看病再次有了國家保障。這時候，醫療衛生供方服務是繼續走市場化發展之路還是走政府為主導的改革之路，由此形成了兩大派系，兩派力量在影響國家醫改進程中不斷「拉鋸」。
以政府主導醫改著稱的北大知名學者李玲教授觀點鮮明地提出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就要完成公立醫療體系姓「公」，要突出公益性，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體現，在李玲教授的鼎力推動下，在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上持續發力。國家以安徽為樣板加大投入，大量的硬體建設迅速在各地形成自赤腳醫生消失後的農村基本醫療服務網。但是隨著建網的過程，發現原先部分市場化的醫藥衛生體制與全額保障的基層衛生服務體系無法融合，社區（農村）基層衛生服務單位招不到人，招到留不住人。收支兩條線全額工資制度天花板又限制了對衛生人才的引進。
一時間改革基層社區衛生服務的呼聲甚高，甚至有否定政府主導醫改的輿論氣氛，所以有了第二輪保基本強基層的醫改話題。這一歷史時期也伴隨著各地醫改的自主嘗試，包括已經進行完畢的「賣光一切」私有化醫療衛生服務的宿遷模式，也包括內蒙神木、鄂爾多斯的免費醫療，以及以建機制調結構為內容的北京醫改、甘肅天長醫改。一時間各地醫改的論壇會議不斷，大家都在爭論如何走好醫改的道路。
2016年，一份由「三方五家」，即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財政部、國家衛生計生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歷時兩年的醫改聯合研究結果公布。
這項題為《深化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設基於價值的優質服務提供體系》的研究報告指出，過去30多年，中國有6億多人口擺脫了貧困，同時，在衛生領域的成就斐然，對2009年以來啟動的醫改進行了肯定，並提出中國還需要採取還需要採取一系列改革，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看病需求，並進一步控制不合理費用的增長。在經濟增長放緩，人居壽命增加，就醫需求和質量要求提升的雙重標準下，用10年左右的時間建立「以人為本」的一體化衛生服務體系，並提出了八項建議，其中所提最多的依然是加強基層衛生服務的核心地位，並且要建立急慢分治，上下聯動，居民有效參與，改變醫務人員薪酬激勵機制，以患者健康結果而不是提供治療的數量或開藥量作為支付的基礎。
提高醫務人員的地位，尤其是基層衛生服務人員，為他們提供更優厚的薪酬和更大的支持。並根據資源匹配，確定公裡民營醫療機構的服務屬性以及競爭關係，在衛生投入上確定優先順序，也就是把錢花對。這次報告從邏輯上肯定了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醫改總邏輯，但是在公立醫院改革這個大部頭問題上仍然沒有給出明確意見。
除了外部智援的方案以外，同步進展的還有一條以黨的官方視野去定調的國家衛生與健康大會，這個大會的召開基本與「三方五家」方案同步。開會的時間差不超過1個月。以此看出黨中央在決策健康中國戰略的謀局已經許久。本次大會從目標和路徑上給中國下一階段的醫改指明了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黨中央順應民眾關切，對「健康中國」建設作出全面部署，凸顯出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執政本色，「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強調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打下堅實健康基礎，突出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
會議強調「要堅持正確的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以基層為重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預防為主，中西醫並重，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會議商議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並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中提出了健康中國戰略。
在十九大健康中國戰略中，明確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方向，全面建立中國特色基本醫療衛生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和優質高效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健全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全科醫生隊伍建設。全面取消以藥養醫，健全藥品供應保障制度。堅持預防為主，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倡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預防控制重大疾病。不難看出在中央對醫改的指導方針、政策匹配、路徑方向、重點領域、具體執行都給出了意見，甚至是在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這個公立醫院改革的細節上予以明確，在強調公裡醫院公益性取消逐利性上，明確全面取消以藥養醫政策，相當於在公立醫院改革的補償調整上做了明確的政治安排。
公立醫院從賺藥品、耗材、器械、檢查的錢，逐步過渡為突出醫療衛生服務，以質量和效率為衡量指標，賺技術服務費。衛生健康工作突出預防為先導，疾病預防前置，突出生活方式幹預，以基層服務能力增強為重點，建設以不病、少病、晚病，預防重大疾病，促進健康為內容的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可以說這是在建立完善醫保全覆蓋機制後，黨中央在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上的進一步明確要求。
醫保引發變革
隨著醫保與醫藥分權而治的格局，城市醫保基本由財政部門負責醫保統籌，單獨設置醫保基金帳戶，由人社部門管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也逐漸獲得了農村農民的支持，因為倡導建立新農合的部門在原衛生部，所以約定習成由後續的衛生計生部門進行管理，各級縣鄉（村）的財政予以一定的補貼。醫保覆蓋人口在2011年前後基本實現全覆蓋，而且從形式和結構上打通了我國醫保全覆蓋的社會保障格局。
人社部門對城鎮職工的醫保資金的管控較為單一，只履行在醫保目錄下的基本醫療和基本用藥支付，且執行發展改革部門也就是物價部門的定價支付。而基本藥物目錄和基本醫療服務目錄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限制醫療機構過度逐利的行為，且在基層衛生服務系統與二級三級醫療衛生機構的用藥目錄有較大差別，俗話叫「大醫院看大病（有好藥），社區看小病（只有普通藥）」，進一步影響了社區衛生服務的開展，雖然在全國普遍提出家庭醫生式服務籤約，倡導分級診療，但是實質上這項工作的開展到2016年全國衛生健康大會召開之時也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老百姓的就醫習慣已經養成到大醫院找大專家「全國人民看病上協和」的模式。
對基層衛生服務能力的質疑是導致基層衛生機構門可羅雀的主觀原因，無藥可醫是形成社區能力不足的客觀原因，人才隊伍建設無法開展是社區衛生無法形成規模的核心原因。但是隨著信息化的加持與基本藥物目錄的調整以及醫保和價格調整向基層衛生的傾斜，在近些年，逐漸在北京等地呈現出患者看病回流社區的現象，為緩解大醫院戰時狀態起到了頗為顯著的作用，而且這一輪改革只有北京的醫改實現了這一目的。
在醫保覆蓋能力的提升同時，居民有錢看病，引發了上一個十年沒有顯現出來的就醫熱潮，在居民就醫習慣的影響下，大醫院戰時狀態成為全國的普遍現象，掛號難（也叫掛專家號難）或者看病難、看病貴成為上一世紀誘導消費與醫藥加成之上新晉的醫患矛盾點。與此同時，中心城市的三級醫院因承習規模能力擴張取得營收增量的模式，逐漸以量取勝，以高薪聘請的模式實現了醫院規模和學科能力的雙成長，比較有名的就是石應康院長的華西派以及後來「宇宙最大醫院」的鄭大一附院的醫院擴張之道。
面向農村的新農合醫保逐漸歸口醫保局系統，農村醫療衛生保障處於全覆蓋但是保障水平略低的狀態，怎樣解決農村基本醫療目前還是國家保基本強基層醫改工作的主線。
隨著十九大後機構改革，醫保籌資歸集於稅務系統，醫保局對基金的支出呈現出一體化，但是總體的職能仍然相對單一，只有當疾病發生時，才可能使用該基金進行支付。而且在2011年至今的醫改工作中，醫保的主要工作更多集中病後，而且一系列圍繞疾病而生的藥品、耗材、器械、檢查處於蓬勃發展的時代，當然藥企因為受到國家集中採購的影響，小、散、慢的流通企業基本沒有生存空間，更多被阿里、京東等電商物流企業代替，目前以電商為平臺的集採流通佔量已經超過7成，電商區域集採能力與國家醫保局的合作以及部分省市聯合採購的合作成為現在的藥品商業主流。
三明醫改
隨著城鎮職工繳納醫保面逐漸增大，或者叫籌資水平增強，而連續工齡繳存比例相對降低，也就是人口老齡化帶來了「只交了十多年的醫保，但是卻趕上了退休後近20-30年左右的醫保消費人群」，作為繳納醫保的未病年輕人口總量降低，導致了部分地區醫保穿底，而且在人口淨流出省份這一現象尤為突出。這裡有一個比較知名的地區福建三明市，因為老工業城市稅收能力降低，人口老齡化嚴重，早在2011年醫保虧損2個多億，引發了當地黨政領導對這個影響社會安定現象的重視，由當年曾經擔任過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領導的詹積富臨危受命進行醫改。
深諳藥品流通體制的詹積富擔任副市長分管醫療、醫藥、醫保、財政、人保局等涉及到醫改的諸多部門，整合管理資源，迅速通過監管重點用藥實現了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醫保帳上盈餘2000多萬的格局。改革原理就是緊盯藥品的流通環節，集中由醫保部分採購藥品，實現諸多藥品降價90%以上，進一步增大了醫保結餘的空間。同步執行醫院績效改革，將醫生護士的工資與藥品、檢查、耗材脫鉤，醫護人員的工資收入與開藥、開檢查沒有關係後，更多的考核權重落實到醫療衛生服務和服務質量上，並結合工分制實現績效計算，通過等級工資制度也叫目標年薪制激勵醫護人員不用擔心用什麼藥，開什麼檢查，一心一意完成好自己的醫療救治工作就好，完成了從治病為中心向健康為中心的探索。
當然這是一場得罪既得利益的改革操作，所以在2013年開始，各大利益受損方通過各界的聲音對三明醫改竭盡所能的污衊和詆毀，蔑稱三明醫院沒藥可用，只有廉價藥，患者外流，醫生辭職......這個聲音到現在還深深存在醫療衛生行業尤其是醫療專家的腦海中。但是三明醫改的運行數據通過三明醫療保障中心持續透明向社會公布，使得以社科院朱恆鵬教授為代表市場派改革人物否定三明醫改的言論不斷被事實擊敗。從理論到實踐以及多地聯合藥採也證明了三明醫改的生命力。時任北京市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的鐘東波還曾在2015年撰文《揭開三明醫改不可複製論的畫皮》。中共中央多輪調研三明醫改，三明醫改的操刀人詹積富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一次會議上為黨中央領導人進行了一次長達4個小時的匯報，獲得習近平總書記的肯定，發出全國醫改學三明的指導意見。
醫改新紀元
2016年召開全國衛生健康工作會議，對健康中國戰略初定方向，對醫療公益性以及以建設以健康為中心的醫療模式提出總要求。2017年，黨的十九大召開，健康中國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後的機構調整由衛生計生委變為衛生健康委，國家層面組建醫療保障局，三醫聯動的整體改革格局初顯，雖然沒有達到三明醫改醫藥管理權限的大一統，但是國家醫保局執行4+7聯合採購與國家談判的形式，極大降低了藥品流通中間成本，節約了醫保資金，同時促動了各省市醫療機構同步執行醫藥分開和醫耗分開等改革，並進行醫療服務價格調整。
這項改革使全國多地的醫院出現政策性虧損，如果不進行調整，醫療機構的收入無法保障，醫護人員工資收入受到極大影響。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這種現象呈現的更加明顯，因為疫情影響了醫療機構的業務量，所以沒有收入，各醫院的績效工資受到極大影響。所以總體看，以治病為中心的醫療模式與健康中國發展格格不入，在面對疫情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醫療機構的收入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曾經在2014年開始到2017年的網際網路醫療熱也隨著醫保政策的調整，無法通過藥品利潤差賺取利潤，基於掛號、問診和第三方檢查以及手術治療的模式也隨著政府監管的收緊偃旗息鼓。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後出現的醫療+網際網路的熱潮因為「賺什麼錢」，「怎麼賺錢」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目前也處於有投入無產出的尷尬境地。
誠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至今還有諸多省份沒有開展醫藥分開改革，以及醫療服務價格調整，先期完成的改革省市效果也不盡相同，但是只有北京市的醫改穩步實現了有升有降，結構調整，住院向三級醫院集中，門診向基層衛生服務機構傾斜，分級診療格局呈現良性發展。基層衛生服務基本滿負荷運行，口碑好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甚至出現門診超過服務上限的現象。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豐臺區落地執行智慧家醫系統，在社區家庭醫生電子籤約，連續管理，承上啟下實現病人有序轉診，對重點人群真正實現家庭醫生式服務等工作上實現了全科醫學劃時代的進步。對標其它大型城市不僅沒有實現如上變化，三級醫院的費用繼續增加趨勢依然顯著，所以公允地說，在籌資與支付相對寬鬆的地區，也就是人口輸入地，如北上廣深，北京的醫改呈現出典範效應。
醫改大背景下的疾控之變
2003年非典之後，除了認識到公共衛生領域投入欠帳嚴重外，國家總結重大傳染病防控經驗教訓為五點不足，缺乏統一的應急指揮系統；缺乏有效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預案；重大傳染病疫情信息報告網絡不健全；應急醫療救治能力不強；疾病預防控制體系薄弱。從重大公共衛生管理的能力到實力分析，對問題的認識均以任務為導向。國家在非典後，投入117億資金重點解決全國省市縣疾控體系的硬體能力建設。
在原有防疫隊防疫站的格局下，通過增強實驗室能力，加強信息報送與救治體系的建設等一系列基礎工作，設立全額事業編制，使得疾控部門在縣級層面成為與衛生部門平級的事業編制機構。從整體上看，非典後的調整均屬於強調公共衛生事件的任務應對層面。2010年以來，在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在中央和地方財政的支持下，已在23個省組建37支國家衛生應急救援隊，分布在全國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西南、西北、東北七個大區域，並在周期時間內設定主題進行連演連動。
非典的最大收穫在於公共防疫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除了機制的建立、人員隊伍的建立外，信息披露機制甚至影響到政府信息公開等外部治理建設，最終推動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得以立法實施。這套信息系統覆蓋中央、省、市、縣、鄉五級行政機構，從設計上可以將全國31個省份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直接報告給中央政府，從疫情信息直報網的建立後也成功篩出H1N1、H7N9、內蒙鼠疫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並且從容應對。在多地建設公共衛生體系中，不僅突出疾病預防控制，還在傳染病收治體系建設上下足功夫，比如在非典中遭受較大影響的山西省就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傳染病收治硬體軟體體系，並且在治療上突出中西醫並重，建立了完善的協調聯動機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處理中，患者應急轉運、隔離救治都顯現出良好的成績。先後修改了《傳染病防治法》、《國境衛生檢疫法》和《動物防疫法》等相關法律，這些法律在後來的傳染病防治中也顯現了作用。
同步於醫改的歷史背景，疾控系統的運行在2006年後，逐漸強調公益性，各種收入途徑被砍掉，績效部分主要由科研課題來呈現，所以「實驗室、辦公室」大於現場防疫的工作模式成為許多省市縣疾控工作的常態，能夠出現場執行任務進行流調、隔離、消殺滅的能力被弱化。實驗室的能力得到加強。所以本次新冠肺炎我們雖然有能力及早認識病毒，但是防疫無法前置，在武漢和湖北防疫的中心工作落到傳染病收治中時，又發生醫療擠兌，暴露了不少公共衛生領域的問題。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我國醫改仍然在路上，臨床醫療衛生系統的目標體系以多勞多得（疾病多）為核心權重，而防病、防傳染病的公共衛生工作卻無法用準確的量化指標去衡量。
比如，同樣是醫學院校畢業，但是公共衛生醫師的工資待遇與臨床醫學畢業的醫生護士無法相比，引發了人才總量流失。而且因任務屬性強，在有「疫情」，有「問題」的時候重視公共衛生，一旦沒有「事情」發生，公共衛生建設便很難受到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視而常年欠帳，「遇事」很難發揮公共衛生應有的功能。而且單純因績效指標的考核要求，將任務導向的公共衛生工作片面設計成「科研」唱主角，「誰能拿課題」誰老大的模式，在應用科技成果，執行任務部署防疫防病工作時缺乏法律、政策、管理的系統性支持。在疫情發生當下，因社會認知與官方對公共衛生治理認知的局限，導致疾控話語權與社會重視的程度極度弱化。防疫為主的工作因缺乏防疫的專業隊伍、專門人才，導致在防疫過程中只能降為抗疫，最終不得已用臨床醫療體系的力量甚至調動國家全體系資源去應對疫情的發生發展。
好在近些年來黨的建設成果斐然，本次疫情群防群控的組織能力體現的十分顯著，在普篩普檢應收盡收的工作中，我們不僅體現出黨的絕對領導，也體現出黨員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這個經驗的應用可以直接追溯到紅軍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以及建國初期一窮二白缺醫少藥卻能消滅傳染病的愛國衛生運動上。在發動群眾調動社會力量進行防疫上，我們此次防疫甚至還沒有發揮出原有經驗的全部。當然這次疫情的特殊性是對整個醫療衛生系統的考驗也是對社會治理能力的考驗，甚至是對我國國家體制的考驗，我們以滿意的答卷，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宗旨，以低流行、低死亡率、低病死率為結果驗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內在的各種優勢。
六、醫改展望醫防融合之路
新冠肺炎疫情為我國的醫改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在疫情進行時的今天，以及今後，我國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應該如何適應國家經濟內外環境，人口健康需求，社會發展穩定，完成健康中國戰略賦予的實質性內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健康人口，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筆者認為，在國家衛生與健康大會的精神指引以及十九大健康戰略的部署下，防住疾病、守住健康、促進健康必定會走一條醫防協同、醫防融合的道路。這種發展的路徑已經在國家醫療保障政策調整以及多個省份的發展規劃中看到曙光。
今天我們面對的是遍及全球的傳染病，對國民經濟生產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如果展望未來我們不僅面對可能隨時發生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還會與傳統的高發非傳染性疾病做鬥爭，消除疾病尤其是消除耗損醫保總量逾七成的慢病負擔必然需要使臨床醫療與公共衛生的概念合二為一，促進分級診療，以緊密型醫聯體（醫共體）為平臺，以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為方式，彌合預防與臨床醫學的分歧。從源頭把控疾病的發生發展，更加凸顯出預防的重要性。
各地在分階段通過破除以藥養醫、三醫聯動、醫保集中採購藥品、醫療服務價格調整等工作逐漸形成新的控費增健的格局。臨床醫療機構通過預防為主治療為輔賺取醫保總額預付結餘留用的控費酬勞，公共衛生部門是預防和控制疾病的上遊環節，將預防醫學的內容深植於全人群與全生命周期防治理念中，在全科醫學唱主角的基層衛生體系中逐漸出現能夠承接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連續健康管理服務，而對慢病成因以及生活方式幹預策略的深入研究也成為以需求帶動下的疾控工作的趨勢性轉變。
當目標一致、工具手段認識統一的前提下，輔之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對早防早治全程的跟蹤評估的業務能力，可以形成健康為結果的績效考核體系，在緊密型醫聯體或者醫共體（健康聯合體）拉平或者拉近從事公共衛生與臨床醫療工作的收入差距。從疫情應對上看，醫防融合還可以達到專業機構內對疫情的早知道、早應對。在今後應對大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醫防融合的組織機制相對完善，政府調動從流行病學調查到實驗室檢測，到臨床收治，到社區防控以及全社會諸單元力量將成為常態化模塊化管理，有利於成體系早期實現協調聯動，體現出我國公共衛生以及醫療衛生進步性，通過有成效的防控力量和管理經驗的輸出，將為實現國家生物安全、推進健康正相關的產業發展，建設一帶一路經濟帶以及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中國經驗的2.0版本。
參考資料：
赤腳醫生時期合作醫療制度成功與失敗的因素探析 彭迎春 呂兆豐等
中國衛生體制罹患「美國病」 醫改路扣人心弦 新華網瞭望周刊
戰疫史志抗擊非典啟示錄丨「非典經驗」：中國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標準與變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的講話——2016.8
黨的十九大報告（五）實施健康中國戰略
「非典經驗」：中國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標準與變化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見——2020.3
醫防融合這條路怎麼走 健康界
彩蛋
三明醫改」操刀人「詹積富在看到上述文章之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詹積富對本文作者說：建立以健康為中心的醫療、醫保、醫藥體系，也是破除醫院」沒病人就沒收入「的唯一辦法，三明從2017年以來也一直在堅持這樣做。」健康管護組織為管護對象承擔健康管護責任，以防為主，防治結合，有病治病，無病做健康促進，終極責任是保健康，這也正是我們搞三明醫改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詹積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