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上映的藏語影片《氣球》曾經入圍過2019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最佳影片，多倫多電影節「當代世界單元」等數十個電影節獎項，受到廣泛的好評。導演由萬瑪才旦擔任，他是一位集文學家、編劇、導演、監製和製片人身份於一體的綜合性電影大咖，也是藏族母語電影的開創者。此外，《氣球》的拍攝手法頗為獨特，唯美的畫面令人神往，影片的主題圍繞女性、信仰和現實的衝突徐徐展開。如此背景，令很多人對影片充滿期待，但尷尬的是，影片上映之後，排片率長期低於1%，以至於很多觀眾要去非常遠的地方才能看到《氣球》。一些著名的影評人氣不過，開始在微博上發聲，連一向淡泊明志的萬瑪才旦也轉發了相關微博，但即便這麼鬧騰，《氣球》的排片率也僅有1.4%.
其實，相似的情況也曾發生在馮小剛身上，他曾經花費十年的時間來收集資料，用非常深邃的立意拍攝了《1942》，可以說，這是馮導一直想拍的壓箱底影片。可觀眾並不買帳，票房不甚理想；小鋼炮抱怨：中國的觀眾不懂藝術；後來，他又兒戲般地拍攝《私人定製》，票房一路走高，想要成為藝術家的馮小剛不得不在現實面前認栽。劇作家梁曉聲同樣有此苦惱，他認為中國目前的劇作缺乏思想，甚至都是以「榨乾了思想」的為最好。
唯美故事，藏族的堅定信仰和現實衝突
話題回到《氣球》本身。其實，影片的故事主線並不複雜，而且同所有的藏語電影一樣，主題永遠繞不開「信仰」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藏區，一個普通的牧民6口之家，兩個兒子誤把父母的保險套吹成氣球帶出去玩，如此舉動因信仰問題被另外的家庭視作奇恥大辱，爭吵之餘，甚至大打出手。顯然，在藏族的信仰體系裡，避孕這些事兒有傷風化，更不宜兒戲。與此同時，女主人卓嘎意外懷孕，碰巧趕上高齡的爺爺去世。於是，他們一致認為：這個意外到來的孩子就是爺爺的轉世，而此前大兒子因和奶奶有同樣的痣，也早就被認定是奶奶的轉世。基於此，卓嘎理應留下這個孩子，以慰爺爺的在天之靈。
卓嘎要想完成生育，首先要面對高齡產婦的危險，需要再度去鬼門關走一趟，這一次有可能讓她離「死神」更加接近。再有，即便順利產子，家庭也要面對計劃生育部門的巨額罰款。當信仰和現實遭遇衝突時，家庭如何抉擇，《氣球》留給觀眾開放式的結尾，也令觀眾重新意識到：自己是否也陷入同樣的信仰漩渦呢？
其實，社會總不免大幅變化、快速發展，在時代的邊際，家庭和個人未必每次都能調整好自己的生活重心。或許，這才是《氣球》想要表達的深刻奧義，普通觀眾看到卓嘎的經歷，會很自然地報以同情和不理解。依照現代的生物常識，99%的人都已經摒棄「轉世」之說，大概只有類似藏族這種根深蒂固的信仰才會有此想法。普通觀眾看完影片之後，會慶幸自己的文明的生活環境和清醒的信仰體系，但殊不知，自己也早就陷入另一種的「生育信仰」。就拿生育來說，五十年代的管理者認為人多力量大，鼓勵生育，家家戶戶晚上沒事兒就開始生育，爺爺輩們常有七八個兄弟姐妹，全國總人口從5億快速增長到11億。當然，其中又有很多心酸往事，如挨餓問題，女生沒有衣服穿，白天只能躲在家裡的糗事，但彼時老百姓有明確的信仰，他們願意為之付出和犧牲，願意讓兒女們「吃」他們。
自80年代開始，中國計劃生育變成基本國策，大家轟轟烈烈地響應，提倡少生、優生，一些地方粗暴的執行口號：打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出來。越來越多的家庭因為想要生男孩而不得不接受巨額罰款，小品《超生遊擊隊》嬉笑怒罵卻反應出真切又殘酷的現實。彼時的老百姓開始身處一種模糊的信仰中，他們同樣願意為了信仰吃盡苦頭。尷尬的是，當80後終於習慣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之時，二胎政策開放。此時的我們再無暇顧及信仰，畢竟，經濟壓力是生存的頭號難題，大家都覺得養大一個孩子的難度不亞於調試一臺光刻機。只是莫名其妙地，還是有很多人生了二胎。正如《氣球》開放式的結尾，我們把二胎帶到世界上，也搞不清楚什麼原因，或許只是一種本能吧？
《氣球》洩氣，文藝片如何叫好又上座？
毫無疑問，《氣球》是一部優秀的影片，豆瓣評分高達7.9分，但上映六天僅有500萬的票房，也實在是有點兒寒磣，包括導演、影評人、明星都紛紛發聲要求院線增加排片量，可綜合人氣、商業效果之後，《氣球》的排片率仍舊只有1.4%.自然地，我們會苛責影院沒有眼光，漠視優秀影片，也可以說他們是利益薰心，不懂藝術等等。但問題在於，《氣球》立意高遠，同時又晦澀難懂，加之缺乏必要的營銷手段，自然不討喜。當然，藏語電影在如今的商業時代，本身就有天然的劣勢。
其實，我們尊重萬瑪才旦的個人表達，也允許「小眾電影」存在，同樣地，它們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如主題嚴肅、畫面深邃、非全明星陣容、不依賴頂級營銷，文學性要大於娛樂性等等。只是在如今相對浮躁的商業大環境中，觀眾更喜歡通俗易懂，娛樂性十足的影片。回顧最近幾年的高票房爆款電影，要麼是強大的明星陣容，如《我和我的家鄉》，只要把葛優、黃渤、沈騰的海報一戳，就相當於2億元的票房；要麼就是娛樂性十足，立意普通容易理解，但表現手法新穎，比如《泰囧》，徐崢和王寶強用一次獨特的旅行來闡釋中年危機；要麼反映的主題能直接戳中老百姓最關心的痛點，如《我不是藥神》的藥價主題，有強烈的共鳴性質，更容易讓觀眾走進電影院。相比之下，《氣球》就比較缺乏這些東西，排片率低，票房慘澹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兒。況且，中國觀眾的層次還遠未到深邃。
有人說：有什麼樣的觀眾，就有什麼樣的電影。事實上，我們不得不承認觀眾相對「膚淺」的觀影需求，正把中國電影帶上一條邪道，大家看電影只圖娛樂，並不願意有深刻的理解，這是《氣球》洩氣的原因。雖然票房一般，但我們仍希望能湧現出更多的萬瑪才旦和《氣球》，推廣小眾文化，普及文學性，令中國電影更加厚重有料。（科技新發現 康斯坦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