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民粹經濟學家受到空前的歡迎。
不光在美國，在歐洲也似曾相識。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與波蘭政壇的實際掌權者卡欽斯基，因國內的高就業率以及勞動力短缺問題的緩解享有極高的人氣。基於這一背景，民粹主義者堅信，那些全球主義精英、達沃斯世界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以及狂熱分子頻頻警告的民粹經濟學家可能帶來的危險，是胡說八道。在英國，留歐派提倡的「恐懼計劃」（Project Fear，即脫歐派口中留歐派拿英國脫歐可能產生的種種消極後果來「恐嚇」民眾的行為）過於誇大了英國脫歐的成本，畢竟，英國經濟還沒有徹底崩盤。
但是，這只是時間問題，屆時關於經濟領域的反思會如期而至。民粹主義不僅僅是承諾給更多人更多的好處；但是，沒有這些承諾，民粹主義所蘊含的文化因素看上去僅僅是過時且保守的。如果保守主義者自身的經濟利益受損，那麼他們也不喜歡這些政策。
在美國，11月中期選舉的決定性因素將是，經濟發展給民眾帶來的激情是否強大到足以彌補普遍存在的對川普個人風格以及其分裂性、種族和性別歧視言論的不認同。但恰恰在這一問題上，傳統的政治智慧失效了。
古典經濟自由主義者通常認為，壞政策將會在第一時間受到壞結果的懲罰。過去25年來，債券市場的警衛們（專門指那些為了對抗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拋售國債的人）認為，金融市場頗具遠見，總能預計到民粹政策未來的下場，並加強風險防範意識。根據這一邏輯，隨著借貸成本的提高，民粹政府難以實現他們不計後果的承諾，理智與正統思潮終究會回歸。
研究民粹主義的經濟學家們通常以拉美的發展模式為戒：曾幾何時，民族主義者不切實際地過度許諾，迅速導致這一地區積累了規模龐大且難以填補的財政赤字。在這一案例中，民粹經濟學家總是製造通脹、貨幣貶值與市場不穩定的惡性循環，因為全球金融市場與其他外部人士在一開始就對這一發展模式持質疑態度。
不過，問題在於，拉美的經驗並非具有普適性。債券市場的表現並非如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具有可預測性；也無法被視為條理性的本源。就像普遍意義上的市場那樣，人們對於債券市場總是誇大某一結果的前景，或者委婉地稱其為「預期管理」。
就好像當前，自由主義者曾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預言，以非傳統的方式應對大蕭條終將以失敗告終，最終他們的預言並未兌現，也被扣上了謊言傳播者的帽子。
對於大蕭條最極端的回應來自於希特勒的德國。納粹無時不在吹噓他們的計劃能迅速消除失業、建立新的基礎設施。隨著當時的納粹政府通過廣泛的價格與工資控制來抑制通脹，經濟奇蹟論甚囂塵上。
納粹以蔑視經濟正統學派方式所取得的成功在許多秉持傳統觀念的經濟學家看來，是一種幻覺。在其他國家的批評者看來，這是一個極不道德的政體，正在追求註定要失敗的項目。當然，他們對於納粹的道德評價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他們認為這些經濟項目將立馬崩盤卻被證明是錯誤的。
1939年，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克洛德•吉耶博出版了一本名為《德國經濟復甦》的著作。書中，他指出，德國經濟其實非常強勁，即便在軍事衝突中，也不會因為過度緊張或者過熱而崩盤。但吉耶博的觀點隨之招來各種批評。被視為古典自由主義堡壘的雜誌《經濟學人》曾史無前例地利用了兩頁的篇幅來嘲笑吉耶博，認為即使是納粹最有力的鼓吹者戈培爾也無法證明他的論斷。編輯們也嘲笑吉耶博的著作，認為他的作品象徵著「民主經濟學家玩弄納粹把戲的危險傾向」。
一些名氣遠在吉耶博之上的學者，比如英國經濟學家丹尼斯•羅伯遜（Dennis Robertson）也對他發起了責難。但是，從根本上來看，吉耶博並沒有錯：納粹主導下的德國並沒有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西方大國本應做好適當的防禦動員。
歷史，何其相似。歐洲的民粹經濟學家本質不壞，在經濟學領域也沒有太多傑出的貢獻。更重要的是，當前的民粹主義者受益於一場普遍的經濟復甦，而這場復甦在他們活躍在政治舞臺之前就已開始。當下一次經濟衰退來臨時，他們很快會發現，自己的魯莽政策已經嚴重限制了他們的應變能力。因此，屆時，歐爾班、卡欽斯基以及其他中歐地區的民粹主義者，或許需要更激進的政策選項來應對。
如果說，民粹主義者有一個化身，那毫無疑問就是不朽的卡通人物大笨狼懷爾（Wile E. Coyote）。正如動畫《嗶嗶鳥和大笨狼》中，大笨狼懷爾為了捉住嗶嗶鳥不停地在懸崖邊奔跑，甚至跑出了懸崖，只有按他信仰的邏輯才會停下。最終，他意識到，腳下沒有土地，重重地摔落懸崖。不過，這並非瞬間發生。
上世紀90年代，蘇聯感受到了進行經濟改革的必要性。當時，蘇聯反對派領導人日裡諾夫斯基問道：「我們為什麼要給自己帶來痛苦？讓別人承受吧。」對於民族民粹主義者來說，最終的危險總是在挫折中顯露出來。當一開始就走錯方向時，想要繼續前進，唯一的辦法便是犧牲他人。
就好像在過去，當經濟悄無聲息擴張的幻覺消失時，政治將重回舞臺，貿易摩擦或將導致軍備部署。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第一財經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