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自國內外研究王船山思想的專家學者，以及其他方面的專家學者和有關人士，會聚於以回雁峰的自然景觀著稱於世的歷史名城衡陽，紀念王船山誕辰400周年，共同研究他的生平事跡和思想遺產。這是一件很有歷史和現實意義的事情，相信這次王船山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會以璀璨的一葉載入衡陽文化史冊！我代表參與舉辦這次研討會的國際儒學聯合會，向與會的各位專家學者和朋友們，表示熱情歡迎和衷心感謝！
船山先生生活於明末清初，他是這一時期湧現出來的一位傑出的哲學家、思想家和儒學文化巨子。他與同時期的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末清初的「文化三傑」。
船山先生出生于衡陽，他一生的活動也主要集中在衡陽及其周邊的幾個省區，他生於斯、長於斯、著述於斯，他的畢生功業所帶來的光榮屬于衡陽，同時也屬於湖南、屬於中國、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他的思想遺產及其流芳餘烈，影響著中國的近現代發展進程，也影響著東亞地區的思想文化發展。正如湖南近代的著名人士陶澍所說的：船山先生是「天下士，非一鄉之士」。
任何一個歷史人物，都是作為一定的歷史和時代條件的產兒應運而生的；任何一個傑出的歷史人物，則往往又是作為一定的重大歷史和時代轉折關頭的驕子因時而出的。可以說，這是歷史人物產生成長和經綸世事的基本規律。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談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曾經指出：「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文藝復興運動是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也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還是一次為結束歐洲中世紀封建主義的舊社會舊時代，開創資本主義的新社會新時代而製造輿論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
綜觀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類似歐洲文藝復興這樣的社會變革，曾經發生過兩次：一次發生在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它是由建立在分封制基礎上的中央王朝和地方諸侯的統治與分治相結合的國家，逐漸向建立在郡縣制基礎上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轉變，由奴隸制社會逐漸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時期，是屬於重大社會轉型和歷史轉折關頭；一次就是從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它開啟了中國從古代社會逐漸向近現代社會轉變的時期，這也是屬於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
古代中國的這兩次社會變革時期，如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一樣，都曾發生過為未來新社會階段的開創而製造輿論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都產生過當時的一批時代巨人。前者在春秋戰國時期興起過以「百家爭鳴」為標誌的思想解放運動，產生了管仲、商鞅、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以及後來秦漢時期的韓非子、李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等思想文化巨子；後者則從明代末年開始興起過以倡導個性解放、倡導科學精神和批判君主專制為標誌的思想啟蒙運動，產生了徐光啟、李之藻、王徵、楊廷筠、瞿式耜、方以智、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戴震等一批思想文化巨子。
明末清初開啟的中國由古代社會逐漸向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程，決不是偶然的，它是由當時的歷史和時代條件所決定的。這些條件，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已形成對人們思想的嚴重束縛。這種狀況引起了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知識階層的不滿。到了明清之際，這種不滿最終引發了對它們的激烈批判，並實現了儒學文化從理學向實學的轉變；二是以君主專制為政治核心的封建社會制度，到了明清之時已是弊端叢生。特別是由於明王朝專制統治的極度腐敗，導致了遊牧民族滿族統治者入主中原取而代之，建立了清王朝。這種政治變局在全國上下尤其是知識界，引起了極大的震驚；三是到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已開始在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產生。實踐這一新型經濟活動的市民階層及其代表人物，開始提出新的思想、政治、經濟主張與要求；四是歐洲資本主義的科學文化的東傳，對當時的中國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和影響。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和全球航路的開通，歐洲各國紛紛派出傳教士和其他人士，前往世界各地尤其是東方了解情況，為尋找和擴張在世界各地的資本、商品、原料市場和建立殖民統治作準備。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一大批耶穌會士，就是從明朝末年開始先後來到了中國,他們帶來了歐洲的先進科學技術知識及其一些技術成果，也帶來了歐洲資本主義的一些進步思想文化理念，這在當時中國的知識界引起了震動。以徐光啟為代表的早期啟蒙學者，深深感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已經落在西方之後了，應該向歐洲和西方的科學技術、思想文化進行學習借鑑。李之藻說：由於歐洲耶穌會士的西來，我們才「始知宇宙公理非一身一家之私物」；瞿式耜說：我們再也不要固步自封、裹足不前，應該是到了「破蝸國之褊衷」的時候了；徐光啟也指出：我們應該學習西來的各種學問，「虛心揚榷，拱受其成」。
以上這些歷史和時代條件，相互交錯並綜合發生影響和作用，在明清之際引起了怎樣的社會震動，形成了什麼樣的社會思想政治局勢呢？用黃宗羲、王船山、顧炎武的話來描述，就是發生了「天崩地裂」「海徙山移」似的社會震蕩，形成了「已居於不得不變之勢」的社會思想政治局面。面對這種社會情勢，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學者，於是開啟了他們的政治反思、歷史總結和推陳出新的啟蒙行程。他們有的側重於通過批判宋明理學和其他束縛人們的舊思想，倡導個性解放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力；有的側重於通過學習紹介歐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倡導科學精神和致力於推動經濟技術文化的發展；有的則側重於研究中國的歷史典籍和總結歷朝歷代治理的經驗教訓，以圖通過這些批判、學習和總結，藉以尋找解決當時中國面臨的思想、政治、經濟、民族、社會矛盾和危機的辦法與方略，探索走向未來社會的新的途徑與出路。
船山先生作為明清之際的這場啟蒙運動中的一員主將，無論從思維敏銳、熱情勃發還是知識淵博、思想深邃來說，在啟蒙諸子們中都堪稱一面旗幟，他是一位全面而又堅定的思想開拓者。他在參與反對清王朝統治的鬥爭失敗以後，即回到衡陽及其周邊的山區深居起來，開始了自己的一系列著述活動，全身心地投入到以哲學探源、歷史總結為求索基礎的思想啟蒙工作。他在幾十年間寫就的主要著述，有《春秋稗疏》《讀四書全說》《思錄內外篇》《張子正蒙注》《讀通鑑論》《宋論》等等。這些著述體現了一個鮮明的特色，就是以古鑑今；貫穿了一個核心政治思想，就是通過以古鑑今，認為今後的中國社會不應該還是君主專制的為「一姓之私」的「私天下」，而應該是為「天下生民」的「公天下」。在明末清初的歷史條件下，船山先生和其他早期啟蒙學者，能夠認識到並鮮明地提出中國社會在變革君主專制以後，應該成為所有中國人的「公天下」，已是具有相當的民主性思想而難能可貴了。
那麼，船山先生通過研究中國古代典籍，總結中國歷代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留下了哪些對當時對後來具有歷史價值的思想遺產呢？我想從六個方面來簡略地談些個人看法，供大家研究參考。
第一，在哲學思想方面。船山先生全面總結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發展了唯物主義的傳統，建立了一個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體系。其中包括本源論上的「天下一氣」「天下惟器」「理依於氣」的「氣本論」唯物思想；包括發展觀上的事物矛盾著的兩個方面，既「相互對峙」而並立，又「清濁相容」而統一，並通過「相互摩蕩」的鬥爭而實現相互轉化的對立統一思想；包括方法論上的「動以入動，不息不滯」的永不停息的「日新之化」思想；包括認識論上的「知行相資」「力行而後知之真」的唯物主義反映論思想。可以說，船山先生的哲學思想代表了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思想的最高水平。這也為他總結歷史經驗、進行思想啟蒙工作奠定了唯物辯證的科學思想基礎。
第二，在政治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深刻認識到君主專制給國家和天下民眾帶來了嚴重危害，是在「銷天下之才智，毀天下之廉隅」，「不招亂亡之禍者無有」。故認為皇權「可禪、可繼、可革」，並進一步提出天下應該是為「天下生民」的「公天下」的政治思想，大聲疾呼：「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還認識到，要使天下成為「公天下」，就應該堅持以民為本，強調應以「重民」「養民」為治國理政之旨，將「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礎上。為了「重民」和「養民」，船山先生提出在經濟上應「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在政治上應「嚴以治吏」，「寬以養民」。這種政治思想，就成為他進行思想啟蒙工作的基本出發點和立足點。
第三，在經濟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敏銳察覺到了以農為本的中國社會經濟生活，到了明末清初發生了很大變化，一種新的經濟現象隨著商品經濟和市場貿易的發展，在全國一些地方開始出現了。雖然他和當時其他早期啟蒙者並沒有認識到這種新的經濟現象就是資本主義萌芽，但已看到它對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正在發揮重大的作用。他一方面堅持「崇本務農」思想，主張「勸民以耕」以達到「裕國而富民」；一方面主張努力發展工商業以強國力。同時，他十分重視貨幣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視農民和商賈自主進行生產經營的經濟活動。他的這些經濟思想，在客觀上起到了為資本主義萌芽這種新的社會生產力在中國產生和發展製造輿論的作用。
第四，在道德思想方面。船山先生通過批判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舊道德思想，倡導把社會道德建立在尊重人性、尊重人的欲望的正當性基礎之上。他指出「存天理、滅人慾」，把天理與人慾絕對對立起來，完全否定、抹煞人性和人的欲望所包含的正當性合理性是荒謬的。他認為人性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日生而成」「日非其故」「屢移而異」的；認為天理與人慾不是絕對對立的，天理就在人慾之中，「理欲合性」，「人慾即天理」，「人慾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因此，他反對程朱理學企圖抹煞一切人慾的禁欲主義，同時也反對要求取消一切社會道德規範及其約束的縱慾主義。他主張義利應該統一。「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利生，生可舍」，是他對於義利關係認識的點睛之筆。船山先生的這些社會道德思想貫徹了唯物辯證思想，有力地衝破了程朱理學的舊道德框框的禁錮，為人性解放和人的個性解放，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第五，在教育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把教育提高到關係民族興旺、國家強盛的高度。他認為，明王朝滅亡的深層原因之一，是文化的衰落和教育的失敗，其弊端就在於學校成了科舉考試的附庸和躋身官場的跳板，不重視品德的養成，不重視經世致用，不傳授經世濟民的思想和智慧，導致培養出來的人「無益於世」，要麼熱衷於辭章、心性等「置四海困窮而不言」的空談，要麼成為追逐「教以利，學以利」的鼠目寸光的俗儒。他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認為教育的本質是啟發學生自悟，使之「致其知」、「進之善」；教學方法應該提倡學思結合，使學生做到博學、有疑、精思、論辯，並引導學生把學到的書本知識付諸實踐，使知與行統一起來，做到「相資以為用」、「並進而為功」。船山先生提出的這些教育思想，意在通過改進學校和社會教育，培養出真正適時合用的人才，以利於從根本上推動國家和社會的進步。
第六，在社會創新思想方面。船山先生在自己的研究著述中，用了很大的精力闡述和倡導與時並進的社會創新思想。他集中鋒芒批判了所謂「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泥古主義和厚古薄今思想，認為這是違背社會發展歷程的客觀事實的，社會發展進程的事實說明總是今勝於古的。他明確指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治今日者也」，「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如果「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雖其未消，亦槁而死」。他反覆強調，一切制度和法令都應隨著時代和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堅持變革創新，堅持「當革之時，行革之事」。這就是船山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所概括的「趨時更新」「推故致新」「新故相推新其故」「榮枯相代而彌新」的社會創新思想，而這也體現了歷史發展辯證法的精髓。
船山先生同所有歷史人物一樣，由於受時代、社會和認識條件的局限，不可能沒有缺點和錯誤。比如，在對待和處理漢族與滿族等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就存在著錯誤；又比如，他同情和肯定受苦民眾進行反抗的合理性，但又反對民眾的反抗鬥爭，主張進行壓制。這些都應放到當時的具體歷史環境中去考察和分析，總結其歷史的經驗教訓，而不可加以苛責。
船山先生以及明清之際其他早期啟蒙學者的啟蒙思想，雖然在當時未能成為社會思想的主流，他們也未看到這些思想的開花結果，但凡是代表社會前進方向的進步思想，遲早都會成為時代的潮流，並發揮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作用的。
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標誌著中國從古代社會進入了近代社會，終結了從明末清初開啟的中國社會逐漸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歷史進程。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此，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近代的總任務。救亡圖存成了一批批中國的先進人士和全國人民的政治旗幟。從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半個多世紀裡，為了救亡圖存，從龔自珍、魏源、嚴復、林則徐等為代表的倡導「睜眼看世界」的新的一代啟蒙思想者，到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為代表的維新改良派，到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一代代中國近代史上為探索救國救民出路而奮鬥的先驅人士，他們都非常重視並重新研究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家的思想，從中尋找啟示、借鑑和思想武器。他們對於王船山的事跡和思想遺產尤為尊崇。例如，戊戌維新的傑出代表譚嗣同，早年就好讀《船山遺書》，自稱是「私淑船山也」。他對船山的深刻思想、堅毅人格和批判精神深為感佩，認為他是「膺五百年之運，發斯道之光」的一代人傑，其思想影響如「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譚嗣同還特別推崇船山「重民」「養民」的以民為本和尊重民權的政治思想，認為明末清初的三大儒，惟船山是「興民權之微旨」。他還從船山關於君權「可繼、可禪、可革」的思想中得到啟迪，提出了君主應由民「共舉之」，亦可由民「共廢之」的政治主張；又例如，戊戌維新的主將梁啓超也一直在研究王船山的思想，他曾多次談到船山思想對後世的影響。他稱讚船山提出的裁抑專制、國民平等的主張，是「發民權之理者」；認為船山的學說乃是「理學之一大反動」，「其自學方法，已經漸開科學研究的精神」。他還這樣評價說：「清末明初之際，智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很熱烈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再例如，中國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孫中山先生，在1905年發表的同盟會宣言中，就讚揚王船山的學說和思想是「義聲激越，流播人間」，並奉為振興中華民族的思想旗幟。同盟會的思想家章太炎也認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以船山的啟蒙思想影響最大，他是「民族主義之師」。
這些例舉的事實都說明，船山先生的思想遺產對鴉片戰爭以後一代又一代先進的中國人，為探索對外反對西方列強的侵略，解決民族獨立問題；對內變革封建專制制度，解決民主民權民生問題，起到了開立先聲的先導作用。有的學者認為：「王船山上承上古三代文獻、先秦諸子、兩漢經學和子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直至宋明理學，出入儒釋道三家，對於中國傳統思想作了批判總結；下開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時期中國思想界之新潮。」這樣的評價應該說是合乎歷史事實的確論。
船山先生不獨在中國留下了影響深遠的思想足印，而且在東亞和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也留下了其思想的雪爪鴻泥。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俄羅斯、美國、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一批批研究者，長期以來都在致力於研究王船山的事跡和學說。韓國的成均館大學還專門設立了王船山的研究中心。總之，船山先生的思想影響，如同遠空的一顆星辰，輝耀於國際社會的文化思想之園。
在中國近代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及其一批批先驅人士，為了救亡圖存、救國救民，前赴後繼進行了許多艱辛的探索和奮鬥，都留下了他們的奮鬥足跡、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也留下了他們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歷史的事實早已證明，以洪秀全為代表的太平天國運動的舊式農民起義，解決不了對外實現民族獨立、對內實現人民民主的問題；以康有為、梁啓超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以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官僚地主階級的洋務派，在不觸動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搞所謂維新變法運動和洋務運動，更不可能解決這些對外對內的根本政治問題，而必然以失敗告終；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但是沒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因此，反帝反封建這一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政治使命，就歷史地落到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肩上。通過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我們黨領導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這一歷史任務，並在此基礎上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開闢了中國發展的新紀元和中華民族復興的新階段。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同志十分重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運用，這中間就包括王船山思想在內。毛澤東同志早年就閱讀過船山的著述；1921年，他曾利用船山學社的社址，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937年，他在延安講授哲學時，把《船山遺書》作為備課參考書進行過研讀；1950年10月，他離開北京去外地視察前，指名要帶船山關於哲學和歷史方面的書籍，已備途中研習；直到晚年他還在研究船山的古代唯物論思想，認為應給予充分肯定。這些都說明毛澤東同志是十分重視和研究船山的思想遺產的，注意從中吸取營養和獲得啟示與借鑑。這裡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王船山在評價漢光武時，曾說他是「允冠百王」，而毛澤東同志在批閱二十四史中也曾對漢光武作出評價，說他是「最有學問、最能打仗、最會用人」，可見在評價一些歷史人物上，毛澤東同志與王船山先生也有不謀而合之處。
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已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傳承和弘揚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並就這一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他深刻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說，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他強調，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歷史地辯證地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堅持有鑑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吸其精華、棄其糟粕，堅持聯繫當代中國的實際和實踐，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好地為把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我們應該按照習近平同志提出的這些要求，把包括王船山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工作做實做好，以達到以古鑑今、古為今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