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被舉報事件的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圖片來源：資料圖）
釋永信大和尚又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之所以用又，因為次數實在太多。從十年前那篇《佛門CEO》的報導，再到後來被瘋傳的網帖「釋永信嫖娼，海外存款幾十億」，引發一輪所謂給失足婦女開光的網絡口水風潮。這一次來得更猛烈，化名「釋正義」的舉報人留下了聯繫方式，連續幾天，每天放出一點消息，如同釣餌一般，不斷撩撥著媒體和公眾，看似信息越來越多，信任卻越來越少，一個和尚，在一個撕裂的時代，被這樣推到了公眾面前。
某網絡調查：你們相信釋永信真的私生活混亂嗎？5個小時後，超過1萬5千人相信，只有500人不信。1：300的力量對比，是否真的能代表正義？再次讓我想起了勒龐的《烏合之眾》。並非為釋永信大和尚開脫，如果他真的私生活混亂，違背戒律，自然應該受到教界處罰；如果他違反法律，非法斂財，更應該受到法律制裁；更有甚者，如果舉報屬實，佛家講「因果」，出家比丘有此行為，要墮三惡趣，那種痛苦遠比坐牢可怕得多。
讓我覺得恐懼的並不是釋永信有沒有做這些事，而是如此多的人輕易地按下了「信」或者「不信」的按鈕。事實在哪兒？
「釋正義」拿出的幾份材料中，有近三十年前對釋永信「遷單（開除）」的處理，還有證明其有私生子的材料，並隔空喊話，讓釋永信去做親子鑑定，最近又披露出據傳是釋永信做的筆錄。有趣的是，舉報人似乎也在利用媒體的發酵功能，每天拿出一點「猛料」，好讓這個事件的影響持續擴大，好讓釋永信每天都有足夠的「新聞」出現在各大媒體的頭條中，披露筆錄，甚至冒著洩露證據和侵犯隱私的風險，不能不說用心良苦。而對於這些「證據」的認定，現在尚無第三方機構證明其真實性，也就是說，目前的事實還處於懸置的狀態。
網民們似乎等不得了，一場質疑的狂歡是無暇等待證據的，從當年的「失足婦女開光」，到如今的私生子事件，不用事實得到確認，而對釋永信的汙名化已經實現了。
被曲解的「少林」
我們在質疑少林寺的商業化，但忽略了一個事實。在被稱為「CEO」兩年前，釋永信在「兩會」上提出議案，「減免信徒進入風景區內寺院門票」。這一議案並不因為僅僅只是「門票」問題而可以被輕薄。2005年，國家發改委發布了一個通知，《關於與宗教活動場所有關的遊覽參觀點對宗教人士實行門票優惠問題的通知》。少林寺景區門票100元，每年超過1億元的收入，少林寺分得其中30%，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都是少林寺的主要收入，然而釋永信卻真誠地希望減免，「最好取消」。釋永信曾說，「信仰自由，卻因為門票而受到阻礙，無論怎樣講，這都不合適。」然而如果沒有門票收入之後，寺院的生活來源如何保障，這是一個巨大的隱憂，隨後少林寺與演出、出訪、影視、旅遊等活動的參與程度日益加深，是否與這個初衷有關，我們不得而知。
接下來可能會有人質問，少林寺為什麼不能像大悲寺那樣？這也是網絡上一個流行很久的帖子，一邊是大悲寺的苦修，一邊是少林寺的金碧輝煌。這個帖子對少林寺的負面影響甚至更大，因為提供了一個佛教界的參照系，少林寺被進一步推向了輿論中心。
到底哪個是中國佛教的寫照？我的回答是，兩個都是。
大悲寺的苦修的確是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所敬仰的（不過我也看到過不少嗤之以鼻的人，說什麼愚昧云云，在此就不予置評了），然而宗教在精神層面的超世俗，並不意味著其在社會功能上就能完全脫離世俗，大悲寺的修行更近乎佛教的早期狀態，託缽乞食、不捉金錢等等。而少林寺、法門寺等這種傳承已久的寺院，不僅有寺產、僧俗弟子飲食起居，還承擔了諸如外交、法事等各種儀式化的功能，這種歷史的傳承和政治功能，已經無法讓這些「名寺」退回到佛教的原始狀態，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少林寺與大悲寺，正是社會對佛教需求的兩面：一邊是外在的符號需求，一邊是內在的精神需求，在兩種需求中，對佛教乃至整個宗教的理解都在被進一步扭曲和撕裂。
多少人因為金庸的小說知道了少林寺，又有多少人因為三十年前的電影知道了少林寺。然而在此之前有知道達摩祖師面壁九年的人恐怕遠遠少於前兩者，少林寺的出名，就伴隨著這種世俗的需求，在這樣的暴風眼裡出家，則需要別樣的勇氣和智慧。任何知名度都會迅速被轉化成商業，《三聯生活周刊》曾做過一組少林寺的封面報導，其中提到，「1998年，少林寺到國家工商總局查詢「少林」商標，發現截止到此時，這一商標已被與少林或佛教毫無關聯的57種商品搶註。那麼，『少林寺』或者』少林』商標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智慧財產權，其歸屬究竟是在嵩山上的那座寺廟，還是全社會？或者，誰搶到（註冊）就歸誰？這是釋永信與少林寺從自身的經歷，向這個時代提出的真正深刻的疑問。」
少林寺與嵩山風景區管委會的門票分成之爭（圖片來源：資料圖）
誰的少林寺？
在這個背景下回到對少林寺的微觀環境，寺院、地方政府、旅遊資本，其中複雜的博弈關係是觀察釋永信一個重要的語境。
如果單純作為禪宗祖庭，少林寺與中國其他名寺沒有太大區別，洛陽白馬寺、浙江普陀寺和靈隱寺、廬山東林寺、陝西法門寺和大慈恩寺，都擁有同樣悠久的歷史。少林寺的現代化，首先要感謝金庸先生。被寫進武俠小說的少林寺在初始階段，就因為武術而進入公眾視野。第二輪的發酵是1979年，廖承志建議拍攝香港和海外觀眾都很喜歡的武俠片，香港中原公司選擇了少林寺的題材。從文學走向電影，少林寺被進一步大眾化，在電影票只需幾毛錢的時代，創造上億元的票房奇蹟，加上後來的滾動播出，少林寺在中國變得無人不曉。但是，仇殺、戰爭、俠客的情節設置，讓少林寺在公眾心中離宗教越來越遠。
電影播出之後，很快改變了少林寺周邊的生存狀況，當時少林村還沒有拆遷，先是少林村的村民開起武校，旁邊塔溝村也是如此，於是有了如今名震天下的少林塔溝武校。根據我前同事的調查，到了1985年之後，每戶農民都做了生意，80年代中後期，遊客數量接近300萬的頂峰，富裕起來的村民翻修了自己的房子，到90年代，村裡的人均年收入能達到5000塊錢，據說在少林村搬遷前，村民的家庭年收入能達到二三十萬元。
「1992年的少林正處於極度凋敝之後的瘋狂復興之中，到處混雜著金錢、欲望與暴力的味道。通往少林寺大門的道路上，轎車、旅遊大巴、驢車擠在一起。幾十家小飯館密密麻麻地排在路兩邊，都是些危房，到處是水泥裂縫和灰泥碎渣。」這是《少林寺》電影播出十年後，美國人馬修來少林習武時看到的景象，他拜釋永信為師，雖然師父沒有親自教授他武功。在中間人的介紹下，他給師父包了1111元的紅包，當時和尚們還都很窮，睡在稻草鋪成的大通鋪上，經常要餓著肚子練功。少林寺的商業化，從電影播出的一瞬間就已經註定，在釋永信擔任住持之前，少林寺的商業化車輪已經在地方政府的利益驅動下啟動。在我看來，並非是釋永信將少林寺帶向商業化之路，而是商業化浪潮下少林寺選擇了釋永信，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善於入世斡旋的住持，少林寺如今是否有僧眾都是問題。
就在馬修到達少林寺的時候，地方政府剛剛啟動了鄭州國際少林武術節擴大影響，還在距離少林寺7公裡的待仙溝製作大型的山景實地演出《禪宗少林音樂大典》，邀請譚盾任藝術總監創作音樂，由《印象劉三姐》的策劃梅帥元製作、黃豆豆編舞，春、夏、秋三季每天晚上演出，為的就是留住一部分客人。大動作是在2009年底，登封市政府全資擁有的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遊集團公司和中國最大的旅遊企業——中國港中旅集團控股的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合資創立港中旅嵩山少林文化旅遊有限公司，把管理權和經營權分開，引入專業的旅遊公司來改造和共同經營原來事業單位式的景區管理部門。
同時，少林寺還承擔著更多的國家文化任務，諸如接待普京這樣的國家元首，還有各種國際交流、表演，在國家文化戰略中，少林的禪武從民間熱潮變成了國家文化需求，形成文化名片的少林寺被卷進兩個漩渦中：國家層面的「追名」，地方層面的「逐利」。釋永信要在這兩種政治語境下生存，要順應並借勢國家文化戰略，同時跟地方經濟利益也可能產生衝突，個人毀譽，恐怕都賦予了更多的政治、利益意涵，拆遷、官司、舉報、文化輸出，種種博弈之下，釋永信的個人故事，恐怕越來越難以接近了。
看到孫旭陽先生寫過一篇文章，他梳理的幾個故事頗值得玩味，先是釋永信被黑事件，有網帖聲稱他嫖娼、海外存款幾十億，少林寺到當地公安局報案，但警方不立案，雙方發生了第一次衝突，後來少林寺藉助上層壓力，警方介入偵查，但只發現最初的帖子來自於外省一個網吧，沒有查清發帖人，不了了之。少林寺請當地官方幫助澄清，地方領導交給了宣傳部門，但宣傳部門得出的意見是，作為「黨和政府的發聲渠道，並不能承擔為某個人名譽背書的責任。」因此，地方政府並沒有給少林寺官方的支持。而少林寺也因為景區管理等問題，不時在媒體中批評地方政府，一些知情官員向孫旭陽抱怨，少林寺一直說自己的弱勢群體，可永信求見中央領導，通道比地方官員暢通得多，「他見了大領導咋說地方，誰知道？」當釋永信希望官方幫他澄清的時候，「可我們又不是國際刑警，你在海外有沒有存款，有多少，有沒有私生子，我們根本搞不清楚，又咋能公開說你沒有？」
少林寺與地方政府的互信就這樣漸漸喪失，也才有了2013年11月，少林寺提起訴訟，狀告登封市嵩山風景名勝區管委會違約，要求後者支付近5000萬元的門票分成款，衝突到去年9月，甚至達到少林寺塔林外，幾名穿僧衣的男子拉著一條橫幅，「少林門票70%去哪兒了」，這樣的質問顯然加劇了少林寺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衝突，這場官司至今也沒有下文。加上港中旅介入景區經營，博弈的力量越來越多，情勢也變得愈發微妙起來。
追問少林寺到底是誰的？似乎很容易確定，理論上，廟宇的產權歸國家所有。但是在管理和使用的權利上，地方政府與寺廟之間卻有著本質的區別，地方政府更容易得到中央授權進行直接管理，但是按照「僧人治廟」的傳統，少林僧眾是少林寺的主人，加上釋永信大和尚作為中國佛協副主席、人大代表等身份，地方政府認為他可以「上達天聽」，在實際治理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又擁有更多的資源支配能力，種種的錯位和糾纏，少林寺的產權一直是一個難以釐清的問題。
寺院作為宗教場所，應該歸屬宗教人士，同時著名寺院往往是旅遊資源，因此又不得不從屬於地方政府的管理。單方面的強勢容易協調和疏導，一旦雙方都強硬起來，雙方的糾纏就變得複雜起來。少林寺在宗教場所和旅遊資源兩重身份之外，還增加了一個文化符號的身份，所謂「禪武」的定位，讓少林寺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外交、文化交流的工具，甚至承載了中華武術的重要內涵。這讓少林寺比法門寺、靈隱寺等寺院更加特殊，就功能上遠遠超過了宗教生活和地方旅遊創收的範疇，寺院因此擁有更多話語權，也讓博弈變得更加複雜。誰的少林寺？這個問題變得更加難以回答起來。
利益、群氓、反智——末法時代，一聲嘆息
少林寺將方丈屢次被「黑」，歸因為「得罪了一些有權勢的人」，這樣的結論似乎有些模糊，恐怕難以獲得全面的認同。畢竟少林寺的寺院運營方面，有很多與商業結合的成分，褒貶不一，這種在文化、商業上的擴張，很難通過現象來推導動機，佛教講「發心」，其中的發心既有可能是為了佛教、禪文化的推廣，也有可能是為了商業利益。此時，誅心之論似乎不妥，網絡上因此毀僧謗道的言論近乎於反智。而對於永信大和尚的疑問，有待於真正的權威調查，然而誰來確認事實？地方政府？公安機關？媒體？專家？要麼因為角色定位不適合、要麼因為利益糾纏而分外曖昧、要麼因為公信力喪失而無法取信，如此一來，為了迎合網絡群氓的二元論判斷，「抹黑」只需振臂一呼，「洗白」近乎痴人說夢。
再次聲明，並非為永信大和尚開脫，事實尚不清晰，何談真實。只是在中國這樣的現實中，少林寺在宗教性與世俗化的多個側面中，變成了是非之地，遠非宗教和修行問題了。而這個是非判斷，現在因為舉報人巧妙利用媒體，公正第三方的缺失，也變得愈發困難，一個網友的回覆很有意思：「永信」不一定永信，「正義」未必是正義。
回到少林寺的宏觀考量、地方微觀現實，種種的「中國式」糾葛正是其「撕裂」之處，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利益訴求上的撕裂、公眾在反智與理性上的撕裂、宗教在出世修行與入世傳播上的撕裂，只能搖頭，末法時代，一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