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9月19日發動政變是天賜良機還是不得已的選擇？泰國軍情局副局長維拉村在電話中對記者說，兩者都對。喜歡在旅行時攜帶清涼油的維拉村解釋說:「動亂是最可怕的。原本在9月20日要舉行大規模的反他信抗議遊行，這可能會給泰國帶來更大的動蕩，所以必須趕在這之前有所行動。巧合的是19日，關鍵人物他信在紐約，他的缺席讓我們決定迅速行動。」
選擇9月19日發動政變是天賜良機還是不得已的選擇？泰國軍情局副局長維拉村在電話中對記者說，兩者都對。喜歡在旅行時攜帶清涼油的維拉村解釋說:「動亂是最可怕的。原本在9月20日要舉行大規模的反他信抗議遊行，這可能會給泰國帶來更大的動蕩，所以必須趕在這之前有所行動。巧合的是19日，關鍵人物他信在紐約，他的缺席讓我們決定迅速行動。」
實際上他信也一直心神不安，他在泰國當地時間19日晨8點要求和軍方要人開一個電視電話會議，但沒人參加。當天下午18點30分，陸軍特種部隊進入曼谷。當晚21點30分，電視五臺切斷正常節目開始播放愛國歌曲。泰國商人陳運穎警惕性很高，他說他一看到電視裡開始播放王室的歌曲就意識到政變發生了，「因為每次政變都是這樣，但我還是覺得來得太快了」。晚23點，陳運穎和很多泰國人一起聽到了國家管理改革委員會(ARC)的第一份聲明，宣布和平控制曼谷及周邊各府。50分鐘後第二份聲明解答了人們關於為何發動政變的疑問，並許諾儘快還政於民。20日零點39分，第三份聲明宣布「解散他信內閣，同時解散參議院及憲法法庭，廢止憲法」。45分鐘後，第四份聲明宣布頌提接管總理權力。
忐忑不安的陳運穎等到雨停了，開車到附近去轉，看到一些重要的地點都停有一二輛坦克，上面綁著黃帶子，「每個點15到20個阿兵哥的樣子。他們不讓我們靠近，我們就在不遠處看」。在家裡待不住的曼谷人愈來愈多，陳運穎說大家站在那裡只簡單地和身邊的朋友家人低聲說幾句，「站在那裡實際上很緊張，隨時做逃走的準備。也不敢亂說話，怕身邊的人和自己不是一派的，再發生什麼衝突」。
在NEC工作的趙豔17日剛到泰國。20日早晨醒來她發現住處的電話已經切斷了，「電視信號時斷時續，手機有的也用不了了。寬帶因不堪重負已經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後來收到了好幾條來自國內朋友的問候，然後我看到了一個外國電視臺拍到的戒嚴場面」。趙豔也在下午出門，她打車到了金山寺。「坦克突然出現在眼前，上面站著士兵。出乎我意料的是，站在上面的士兵看到我看他時還微笑著向我揮手。」「在從金山寺去總理府的路上，很多人都穿著表達對國王尊敬和愛戴的黃色T恤，大家都朝著同一方向在走。很快我就看到了坦克和荷槍實彈的士兵，不超過100人的樣子。穿軍裝的軍人的車一輛接一輛從總理府開出來，開了足有半小時的樣子。」在坦克、士兵的槍上、軍裝、總理府的圍牆、防護欄等這些色彩沉重的背景上，最搶眼的是一束束的玫瑰花。「人們不斷地走過來，把花遞到士兵手上，他們有的插在衣服後面的兜裡，有的順手放在坦克上面。」
即使在泰國，政變的相關報導也在2天後從各大媒體的「頭條」降為次重要新聞。局外人更感興趣的似乎不再是政變本身，而是泰國民眾的心態。
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副教授任一雄16萬字的《東亞模式中的威權政治:泰國個案研究》在書店積壓數年，因泰國政變而一時「洛陽紙貴」，銷售一空。任一雄回顧這場迅雷不及掩耳的政變時說，無論是時機的選擇，還是從合理性的角度來看，理由看來都相當充分。
曼谷當地報紙的記者盤帕（音譯）長期關注時政，她說政變之說已持續相當時間，但一直以猜測和流言的方式傳播。「在南部馬來回教徒叛亂情勢惡化時，頌提與他信之間的矛盾也達到了沸點。他信當時就點名說頌提剿亂不力，同時頌提剿匪平亂的提案又遭到他信的拒絕。」後來當記者們終於得以面對面地問頌提是否有政變的可能時，他回答說：「政變已經是很落伍很過時的東西了。」
提在9月19日前後，身份從泰國陸軍總司令變為此次政變的主要指揮者。他在陳述發動政變原因時說：「鑑於泰國政治矛盾久拖不決、社會政治長期混亂、國家經濟受到嚴重傷害的現狀，泰國海陸空三軍及警察決定聯合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他信政權。」
他信的威信也是在這些問題累積起來時急起直下。在泰國久居的華僑鄒女士可以深切地感覺到泰國人對他信政府的失望，「在他信第一屆任期時，他還是相當有威信的，能幹又溫和儒雅」。他信的形象後來被鄒女士形容為「政客嘴臉」，也有人說他是理想化的東西多了一點。他的幾個備受詬病的政策，一是所謂「一村一品」，即一個村子出一個拳頭產品，「完全沒有考慮市場的作用」;二是「30銖治所有的病」，「怎麼可能用相當於6塊錢的花費在所有的醫院看所有的病呢？」這些政策被編入一些文藝作品中，在泰國上演諷刺他信。
面對「政府不正常工作，經濟停滯不前，南方動亂也長時間抓不出個人來，政府與在野黨爭吵不休的局面」，鄒女士形容泰國民眾一直在「克制不滿情緒」。
任一雄總結他信激起眾怒的理由一是獨裁，二是腐敗。他信家族向新加坡淡馬錫公司出售大部分股權事件引起一系列政治動蕩，他信於2月24日宣布解散國會下議院，並定於4月2日重新舉行大選。然而，4月2日的大選被憲法法院以「存在舞弊行為」宣布無效，選舉委員會的數名核心成員也於7月被解職並監禁。
在這樣的背景下，泰國民眾患上了政治疲勞症。任一雄說常常有這樣一個怪圈，如果社會矛盾1個月無法解決，小商小販就開始受到影響;2個月得不到解決，公共服務業就會受到影響;3個月得不到解決，進出口、旅遊業等等開始受到影響。而在泰國，長拖不決的問題早已經超過了半年，這時泰國民眾的心態一方面急於要過儘快穩定下來的生活，一方面對於強權使用也傾向於認可。無疑，這些因素為泰國這次政變亮起了綠燈。
1932年泰國「6·24」民主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政體，開始了君主立憲政體。但是任一雄注意到泰國的動蕩，在近60年間，憲法就制訂了十五六部。同時有統計說這期間泰國政變19次，有13次成功。同一時期，20位首相相繼組建了48屆內閣，其中24屆內閣屬軍人政府，8屆是軍人為主的政府，16屆為文官政府;舉行了18次大選，有80%的時間泰國是在軍人的統治之下。
從文化角度來看，任一雄說東亞文化中存在著對權威的認同。在泰國這種認同包括:對極少數擁有權威與財富的人的認同;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現狀的認可;對所嚮往的權力與財富的追求。觀察泰國，佛教是舉足輕重。佛教從傳入素可泰王朝算起已有700多年的歷史，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如波羅密、積德、轉世等是泰國政治文化中認同權威的源頭。
以他信為例，任一雄說他是泰國最大的CEO，在他周圍有一層商界的依附圈，也有一層社會依附圈。翰克斯（Lucien M. Hanks）認為，在泰國社會中，除夫妻關係外，其他所有人際關係都具有庇護制特徵，「庇護制已成為維繫泰國社會關係的基本支柱」。隨著泰國歷史上被稱為「薩迪納」的封建等級分封制度的建立而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庇護制關係，強調等級差異和人身依附的社會關係，被學者認為是泰國社會結構的核心組成部分。
著有《泰國的政治與民主》的泰國政治學家立琦·體拉威津的理論是，每隔40年的周期，泰國就會發生一個臺階性的進步。據他觀察，第一個40年始自1892年拉瑪五世王改革，他頒布諭旨，借鑑西方議會制，改革泰國傳統的行政體制。拉瑪五世首先廢除了奴隸制，對司法和財政進行大力改革，開創立法會議，被譽為和明治維新一樣重要的改革。
40年後的1932年，泰國由君主制變為君主立憲制，這40年中泰國社會階層裡產生了官僚階層成為標誌性的進步。1973年10月，泰國學生與民眾對軍事獨裁統治忍無可忍，他們的抗議活動被認為是泰國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開端，而從1932年到1973年這40年中巨大的進步標誌在於社會中產階級的產生。
立琦預測下一個40年將會在泰國產生一個以金錢主導、民主意識主導的社會。任一雄並不認同這個推測，他認為泰國是一個民主為體，威權為用的國家，也正是這個前提才可以解釋這次泰國發生的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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