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點亮「法蘭西之色」
文 | 弗朗西斯·福山
摘自《洞見：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判斷》，文匯學人編，世紀文景出品
本文已獲授權
在「巴黎慘案」之前，震驚世界的恐怖活動，便是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2011年，「9.11」事件十周年後，美國史丹福大學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曾專門就恐怖主義話題接受了採訪。福山認為，只要存在力量不對等，恐怖主義就會永遠被人使用。但是，具體到那種極度激進的屠殺式恐怖主義，那種建立在錯誤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恐怖主義，則是特殊時代的產物了，它會終結。（註：以下灰色小字為記者提問）
「9·11」恐怖襲擊是繼珍珠港事件後，歷史上第二次對美國造成重大傷亡的襲擊事件，也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共造成2998人遇難，包括411名救援人員在此事件中殉職。
「9·11」事件發生後，美國隨即宣布將對發動襲擊的恐怖分子以及保護他們的國家實行軍事報復，隨即先後發動了對阿富汗、伊拉克的軍事打擊。美國也由此被拖入反恐戰爭的泥潭，過去十年軍力和財力不斷受損，卻未能有效減少恐怖主義的威脅。
2011年5月1日，美國擊斃蓋達組織領導人奧薩馬·賓·拉登，預示著全球反恐戰爭取得重大勝利。但是隨後不久，塔利班迅速予以還擊，擊落了美國海豹突擊隊第六分隊22名隊員搭載的直升機，這支美國最精銳的部隊遭受了20多年來最致命的打擊，也印證了人們對恐怖組織復仇的擔心不無道理。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顯然遠遠不會因為賓·拉登之死而結束。
美國《時代》周刊在「9·11」十周年來臨之際曾開展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過去十年對美國來說是悲慘的十年，只有6%的民眾認為美國已經走出「9·11」事件的陰霾。「9·11」事件也改變了美國人的國際觀，「後9·11」時代的美國人更趨向於「孤立主義」。有約62%的受訪者認為，美國過多地幹涉了國際事務。許多受訪者認為，美國應該更關注於本國事務，與其關注巴基斯坦問題，不如在解決美國國內龐大的赤字、政治僵局、飆漲的醫保預算成本等問題上多花些精力。
我們究竟如何看待過去十年的國際政治秩序？「9·11」事件後一度盛行的「文明衝突論」是否具有對恐怖主義的解釋力？反恐戰爭到底何時能夠結束？弗朗西斯·福山，這位以倡導「歷史終結論」而蜚聲全球的著名政治學家告訴我們：「『9·11』並不代表一個非常大或者非常重要的歷史趨勢。美國對『9·11』的反應是過度的。」他承認：「如果『9·11』襲擊失敗，那麼過去十年的歷史會非常不一樣。」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 s Fukuyama），美國史丹福大學弗裡曼·斯伯格裡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9·11」事件以後，美國的反應是過度的
回顧來看，您覺得「9·11」事件的發生是始料未及的偶發事件，還是已經可以在全球政治關係中找到一些線索，早晚都會爆發的極端事件？
「9·11」事件更大程度上是一個偶發事件，它並不代表非常大或者非常重要的歷史趨勢。只能說賓·拉登和蓋達組織運氣比較好而已，成功策劃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攻擊，殺死了很多美國人。但我不認為蓋達組織就代表中東地區的大趨勢，這些非常激進的少數派並不能吸引很多追隨者。
「9·11」事件後，美國的反應是過度的。發生在阿富汗的戰爭是可以理解的，但伊拉克戰爭就是一個錯誤了。美國的介入導致大規模反美浪潮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在那些地區的騷亂。試想，如果「9·11」襲擊失敗，那麼，過去十年的歷史會非常不一樣。換句話說，我不認為「9·11」事件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說是必然會發生的。追隨蓋達組織的人也明白襲擊是非常危險的，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會否成功。的確，這是一個危險的組織，我們需要予以控制。這其實並不是很難的事，美國應該在事先阻止這一事件的發生方面做得更好。事實也證明，只要美國政府動員起來，阻止恐怖主義，效果將會非常明顯。你看，「9·11」事件以後，過去的十年，再也沒有一次襲擊能夠在美國本土得逞了。
「9·11」事件發生的當天，法國思想家雅克·德希達正在上海訪問，這位著名思想家表達了對此後人類歷史進程可能出現重大轉折的擔憂。現在來看，「9·11」事件究竟對世界格局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其實，我並不認為「9·11」事件會帶來巨大的後果。我想重申的是，蓋達組織並不代表中東地區在政治方面非常大的趨勢。賓·拉登之死可能讓蓋達組織變得更加不重要了。相比之下，眼前發生的變局可能影響更大，反映出阿拉伯世界對民主的要求。阿拉伯人民對他們國家的政治治理並不滿意。這可能是過去幾年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9·11」畢竟還是改變了美國外交的關注重心。
「9·11」襲擊使美國人對恐怖主義憂心忡忡，很難放鬆下來關注其他事情。在衡量事情重要性上，這是一個影響因素。幸好，我們現在變得更加平衡，能夠判斷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威脅了。
「9·11」發生後，全球金融危機是又一個重大事件。有人說，「9·11」事件從政治上挑戰了西方文明，而金融危機則從經濟上挑戰了市場經濟。就這兩大事件而言，哪一個對您的衝擊更大？它們是否修正了您此前提出的「歷史終結論」？
我不認為兩者是根本性的挑戰。就像我前面說到的，「9·11」事件來源於一小撮少數派，導致美國反應過度，導致隨後十年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爭，但我不認為它會帶來非常長期的影響。它也不會動搖西方文明的根基。金融危機的影響相對更重要些，但它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模式的問題。過去幾年，美國過度強調自由，類似「華盛頓共識」那樣的思路，非常傾向於放鬆對資本的監管。銀行業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監管，它所冒的風險就可能會給其他所有人帶來損害。這就是危機發生的路徑。這也是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危機。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也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它們並沒有發生危機。所以，這不是資本主義的系統危機，而是資本主義某種方式的危機。
恐怖主義是弱者使用的武器
賓·拉登在「9·11」十周年之際被擊斃，對世界歷史進程而言，僅僅是巧合，還是具有某種隱喻意味？有人認為，拉登被擊斃後，反而給反恐帶來很大的不利。您認同這樣的觀點麼？
我認為它沒有那麼複雜，只是一個巧合。目前蓋達組織內部並沒有出現像樣的領導力量足以繼承賓·拉登，由此，該組織會非常弱化。我認為該組織正在失去影響力。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新的問題正在產生，新的蓋達組織力量也正在出現，比如在葉門，加上那裡的政治騷亂，形勢有可能會變得更加危險。這是一種非常不同的現象。
我也並不認同美國的重心仍舊在反恐的說法。的確，擊斃賓·拉登對歐巴馬的支持率有很大幫助，畢竟是他殺了賓·拉登。但我不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重心還在蓋達組織上面。我們有很多問題有待處理，比如阿富汗問題、巴勒斯坦問題。現在已經不僅僅是賓·拉登的問題，還有塔利班問題。這可能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重點。歐巴馬提出從阿富汗撤軍，但成功撤軍的條件目前還不成立。所以，這仍將是一個問題。
美國在阿拉伯世界推行的民主化並沒有讓美國感到更安全。您怎麼看西方民主在這些國家遭遇的困境？
民主的出現需要很長時間。伊拉克的民主，時間還非常短，並未形成很好的機制，可能需要一整代人的努力，民主才可能牢靠地建立起來。埃及等國家要建立民主制度，也還有非常長的路要走，那些國家的政權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如果能夠在那裡建立起非常穩定的民主，最後就會優化經濟和貿易關係、改善政治合作。所以，民主並不是自動產生的，它需要一個過程。
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遭遇強烈反對。反恐需要全球合作，而單邊戰爭可能缺乏道義支撐。像聯合國安理會這樣的機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遏制單邊、霸權和恐怖主義？
過去以來，很多事例表明，聯合國安理會不管在遏制單邊行動、還是在解決安全問題上，都沒有太多作為。事實上，安理會和聯合國的作用，並不能只是簡單地制止人們使用武力。對遏制武力和推動全球合作這兩方面而言，聯合國的表現非常軟弱，在安理會中要達成共識非常難。
如果聯合國難以發揮作用，而目前我們又沒有其他機制來反對恐怖主義，那麼，人類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去最終根除恐怖主義呢？
很可能的情形就是：我們或許永遠也不會根除恐怖主義。恐怖主義是弱者使用的武器，如果沒有強大的武裝，他們只能訴諸恐怖主義，來逼迫反對力量改變。只要存在力量不對等，恐怖主義就會永遠被人使用。這種普遍性的問題會一直存在。但是，具體到那種極度激進的屠殺式恐怖主義，那種建立在錯誤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恐怖主義，則是特殊時代的產物了，我認為它會終結，20年後，可能很少有人再想到這種恐怖主義了。
共性問題促成了全球合作的需要，卻不會創造出全球合作本身
「9·11」事件後，人們討論更多的，是一度沉寂的「文明衝突論」，不少人認為您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似乎站不住腳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的話，您認為「文明衝突論」合理麼？
在這個問題上，我曾經同亨廷頓有過許多辯論，《文明衝突論》一書的核心觀點就是，文化決定行為。雖然現代化帶來了很大的變革，但實際上人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仍受制於他們不同的文明形態。這就有個疑問，即文化能否穿透漫長的時間，影響到政治、經濟的各個方面？或者說，現代化最終能否促成人們在文化上趨同？舉例來說，以前沙特政府為了維護伊斯蘭習俗，曾從南亞僱用了50萬海外勞動力為女性開車，但是現在，沙特女性也要求和男性享有同等權利。這充分說明，不同文化經過現代化洗禮後，在應對某一問題時會有共同的解決方案。據我觀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現代化的行為上表現是類似的，阿拉伯世界就是一個顯例。藉助網際網路或四處旅行，文化、文明很難再主導人們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人的行為了。
有人提出，文明內部的衝突其實更加嚴重，如貧富差距、生態危機等，這種共同的危機才真正構成了人類文明之間對話的基礎，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著文明之間的衝突。這些共性問題是否更能夠成為人類未來的主題呢？
我認為，諸如全球變暖、疾病、貧困等共性問題，促成了全球合作的需要，但它們並不會就此創造出全球合作本身。人們仍舊被分散在各個國家之中，需要首先滿足的是本國利益，所以，很難形成全球共同體。很多時候，這些共性問題其實也正是衝突的來源，比如，在水資源問題上應當實現合作，因為河流會從一個國家流到另一些國家，人們共享著河流裡的水。但這種現實在很多時候帶來的卻是衝突乃至戰爭。所以，現存的共性問題並不會自然而然產生和平的解決方案。從某種角度來說，日益上漲的商品價格意味著全球對原材料、商品、水資源等東西的競爭將日趨激烈，這也是導致衝突的一個因素。
如果共性的問題都無法為我們帶來合作與和平，那麼我們還可以指望什麼呢？
我們需要很好的政治領導和組織。全球是由國家組織起來的，這就要求領導者們創建出好的機制，還要創建出組織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已經有了一些組織，比如世界衛生組織能夠很好地處理跨邊界的傳染病問題，我們也有了處理氣候變化的組織，儘管現在進展還不是太快。議題不同，情況也會不一樣。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合作，需要的是比現在更多的機制。
從G7、G8發展到今天的G20，這些機制究竟對全球治理作出了什麼樣的貢獻？
G20是對全球的權力轉移做出的非常重要的認可。權力從美國、歐洲、日本擴大到「金磚四國」，這對於增加G20這樣一個國際組織的合法性是很重要的。但是，G20現在還難以真正扮演過去由G7扮演的協調者角色。當然，現狀並不代表未來，問題在於，從7個國家一下子增加到20個，G20甚至也可以變成G30，很多國家被包含在其中，而組織越龐大，就越難協調彼此的行動。我認為G20需要創設一個強有力的秘書處，要有工作人員，或者是在這個龐大的20國組織中成立一個執行委員會，真正來協調20國的行動。一般而言，組織越龐大，成員越多，其運作的效率也就越低。
「金磚國家」崛起是過去十年國際政治的唯一重大變化
您曾經提到，「9·11」之前，許多國際危機都是由弱國或失敗國家引發的，但是「9·11」的出現表明，弱治理在發達國家也同樣存在。金融危機的發生似乎進一步強化了您的這一觀點。如今看來，全球是否開始找到解決弱治理的好辦法了？
不幸的是十年後，我們的工具並沒有比過去更好。針對依然存在的索馬利亞問題、阿富汗問題，等等，國際社會也曾經試圖努力去做出一些改善，也做了一些事，比如就人道主義危機而言，海地去年經歷了大地震，國際社會就介入其中，搶救出大量人員，搭建了臨時救護設施，為災民分發食物。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但是，在真正建立起穩固的全球治理機制方面，也就是讓這些國家真正成長起來、未來能夠自力更生地解決自身的問題上，並沒有取得很多成功。部分原因在於，要在失敗的國家建立起良好的治理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也是我寫作新書的原因所在。
從目前情勢看，包括一些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國際社會掌握的資源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一些國家的治理能力。這對全球範圍內的國家構建來說是否是一個壞消息？
情況非常複雜，這可能是一個壞消息。弱政府的當權者由於國際組織的出現，其權力被日益削弱了。另一方面，這些政府本身非常弱，不能為本國人民提供諸如醫療、教育之類的基本服務，所以，國際組織在這些弱政府失效的地方就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不是一個理想的解決方案，只能夠在特定領域幫上一些忙，難以使這些弱國真正強大起來，儘管如此，我們必須承認，這樣做總比沒有人做任何事要好些。
您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提出，政治問責（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對於現代國家政府具有決定性意義。目前中東國家出現的變化是這種政治問責缺乏導致的嗎？南歐「笨豬四國」出現的國家潰敗又是怎麼回事呢？
所有中東國家的獨裁者都缺乏這種政治問責。薩達姆在那裡執政40年，穆巴拉克執政有30年，沒有辦法讓他們下臺。至於南歐的問題卻非常不同，希臘的危機源於非常差勁的經濟政策，加入歐元區以後，他們一直都在增加消費和支出，卻沒有提高自己的生產力。
在您看來，過去十年的國際政治秩序究竟有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
我認為過去十年的國際政治中，唯一的重大變化是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在全世界崛起，開始佔據主要位置，從而動搖了美國、德國在柏林圍牆倒塌以後20年間建立起來的世界格局，使世界轉向更加多極化。全球體系的權力被分配給更多數量的國家了，這是過去十年最大的故事。同時，金融危機加速了這一進程，歐美國家的經濟增長非常慢，而「金磚國家」的增長非常快。其實在金融危機之前，這種權力轉移就已經開始發生了。
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能否給世界歷史帶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
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其中非常明顯的就是不同模式的國家，也就是中國，作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在經濟增長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國有非常能幹的政府，的確是西方模式的替代方式。我反覆強調，長期的問題在於所有這些不同模式的可持續性。從短期來看，中國的模式的確做得非常成功，相反，美國政治出現了很多問題，讓我們無力去解決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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