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長假第一天，陳凱歌在公司加班。
走廊裡空空蕩蕩，前臺、保潔都放了假，陳凱歌帶著作曲、剪輯團隊，在剪片室趕工。
以前拍電影，他習慣一天只拍好1分鐘。這次參加《演員請就位》第二季，他四天拍了兩條短片，一條23分鐘，一條17分鐘。拍攝時長也隨之增加，「沒轍，因為要完成，而且還想著不能將就。」
於是，假日也成了工作日。
這天傍晚，暮色一層層爬上北京的天空。陳凱歌抽了個空，就著一杯熱茶，接受了《貴圈》的採訪。
眼前的陳凱歌戴著黑色鴨舌帽，T恤上印著一隻兔子，談笑風生地說起自己的口才是「童子功」——當兵時，他用一肚子故事，換回一盤盤炒雞蛋，至今都對炒雞蛋的火候頗有心得。
他年輕時經歷了風雲變幻的時代，後來又在娛樂圈名利加身，難免「謗亦隨之」，「所以養成了處理事、對人比較謹慎的性格。」
就像在《演員請就位》第一季裡，導師和表演指導的點評不失犀利，但陳凱歌以長善救失的風格，把點評重點放在對人性和細節的講解上。他的發言，不是武器，更像是護人周全的盾牌。
到了《演員請就位》第二季，陳凱歌又站在以耿直著稱的爾冬陞身旁，哈哈大笑地預測，自己會當個和平使者。
從播出的第一集來看，的確如此。以偶像身份出道的陳宥維初試表現不佳，遭到狠批——對演員演技的要求，對偶像身份的質疑，對飯圈規則的批評，都被聚焦在他身上，尖銳地指出來。
陳宥維參演《三生三世十裡桃花》片段，爾冬陞導演犀利點評，「你連五官的控制都還沒知道怎樣用技巧」「你哭得很尷尬，好像在嚼口香糖」
陳凱歌卻在陳宥維的眼淚裡，看見了這個年輕人某一瞬間的真誠與力量。他點撥：「真好，這個瞬間，人給逼到牆角上了，回身踹你一腳，這腳很有力量。」
作為導演，陳凱歌相信年輕演員內心湧動的傾訴欲；作為長輩，他看得見年輕人渴望證明自己的好勝心。他相信那些不被看好的演員，「只要點燃了他，這人就攔不住。」
在這檔揭示演員行業殘酷境遇的節目裡，陳凱歌總是努力理解年輕人的痛點，想永遠和他們站在一起。他希望自己和站上這個舞臺的年輕人一樣，保有童心，敢於嘗試，不計得失，對所有事情好奇，「什麼都不怕」。
以下是《貴圈》根據採訪整理的陳凱歌口述。
今年選擇的演員經驗少的比較多在《演員請就位》裡，導演應該給演員在表演上具體的幫助。說實在的，批評人誰不會，對吧？有點見識就能批評別人，沒見識也可以批評別人，批評的對與錯而已。但是，要能給出具體的方案，說為什麼你這不好，為什麼你應該這麼演，你要有一套說法給人家。
實話實說，我覺得今年（節目）選擇的演員，能力低的比較多，能力高的比較少，不像去年有一些真的已經有表演經驗。我們的工作，實際上是告訴演員能不能變一種方式，換一種演法。今年有一些（演員）是真的沒什麼表演經驗，沒受過什么正規訓練。
這對我們來說是挺大的為難之處。這個事叫「難者不會，會者不難」，不會的人突然讓他變會，這太難了。這就是今年跟去年的對比。
但我不上火，也不罵人，因為他就是這個程度。面對這個水平、這個程度的（演員），說你得突然間上若干臺階，變成特別會演，這不現實。
好多演員不敢來這節目。來的人，要麼就是有點真的——比如胡杏兒這樣的，人家就是手拿把掐——有表演經驗的，其實不怕；還有一類，初生牛犢不怕虎，撞得頭破血流，怎麼演怎麼不對。但是人家來了，你就得對人有一份情誼，這是我的原則。
他們把陳宥維說得一文不值，我覺得不是。人家在臺上說，「我面對我最愛的人，我不能讓她失望」，這時候眼淚就下來了。我就說，真好，這個瞬間，人給逼到牆角了，回身踹你一腳，這腳很有力量。
後來他在我影視化作品中演得相當不錯，不是沒有才能的人。確實開始的時候讓人挺著急的，說話聲跟蚊子似的，可是後來不一樣了，有精神了，有狀態了，我還挺喜歡他演的。
越是沒有表演經驗的年輕演員，就越得耐心點，關愛點，越得抱平等之心。他演得不好，有人特別看不起，這是不對的，是吧？人家是揣著多大的膽子來的啊！
對待經驗不足的演員，我們有兩路處理方式：一路是隨行就市，他能演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有的時候我看別的導演排出來的東西，我特能明白這事。（另一路就是我這種，）比較傻，我說你即使演不到，也得樹立高標準。能不能演出來不知道，往那兒夠吧。
可能跟我的背景和訓練有點關係。我在北京電影學院念的導演系，導演系對表演課特別重視，系裡有表演教研組，專門請了特別好的老師來給我們上課。當時的老師有個概念，認為導演的工作和表演的工作是一體的。作為導演，對表演一點都不懂，你怎麼去指導演員工作呢？
節目第二期，年輕演員張逸傑參演《陳情令》名場面，飾演的藍忘機不盡如人意。陳凱歌為其解讀劇本
但是我也確實見過不跟演員溝通的導演：你演成什麼樣是你的事，我把大致的意思跟你說了，不對表演提任何要求。這種導演挺多的，國外也有。我看貝託魯奇拍《末代皇帝》的時候，中國演員真是竭盡全力地演，我在裡頭也串了一小角色。我就看導演，他不跟演員交流，他專注於他最感興趣的事——鏡頭怎麼運動、軌道怎麼鋪、這個畫面怎麼樣、是一個什麼景別……這些東西是最吸引他的。燈光他也不管，當然他身邊有斯託拉羅這樣的大師，表演他不管，他就是要完成他的鏡頭調度。
導演在膠片上完成寫作。所以人物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應該事先都在他的腦子裡頭。可能因為我小時候經歷過風雲變幻的時代，比較緊張，所有的事都得籌劃好了、想明白了才能做。這個演員是什麼樣，他演成什麼樣，在我腦子中間有，所以我就會要求他得這麼演。
1995年10月，上海，電影《風月》拍攝現場，導演陳凱歌與演員張國榮、謝添（中）說戲（圖源：視覺中國）
為什麼要關心、理解這些演員？因為多數演員，可不像萬眾矚目的偶像那樣什麼都有。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特別講平等，我覺得好的社會，應該是平等的社會。我痛恨贏者通吃的情景。
現實中真有演員8個月、10個月一部戲都接不著。你問他哪兒的？北電畢業的。演過戲沒？演過。演得好嗎？不怎麼樣。現在有戲演嗎？沒有。有人找你嗎？沒有。
也挺悲催的。
《演員請就位》就是演員短期培訓班。我來到這裡，還是跟不認識的、新一批演員來做點溝通，分享一些我自己曾經也不懂的經驗。這就是我的目的。
陳凱歌在《演員請就位》先導片中表示，導演最重要的工作是點燃演員
你看楊志剛老師，40多歲了，戲也沒少演，我跟他一塊拍完戲，他站在那兒說，導演，我實話跟你說，十年了，沒有人跟我說過戲。還有王鏘，我們拍完片子他說，對於表演有了完全不一樣的認識和理解。
這些就是我最滿足的時刻。我覺得這對我就是一個表揚吧。
導演的工作是幕後的，演員的工作是幕前的。怎麼讓我們的青年演員能夠在演技上、在對藝術的認識上、在火熱的內心裡，能進一步，這個對我來說最重要。
我不希望年輕人認為自己沒保障、沒前途、沒希望從心理上來講，我永遠跟年輕人站在一起。年輕人就是會有一些成年人沒有的豪情。年輕的時代對很多人來說很短暫，你再看到他們，已經是油膩大叔，大腹便便。
《演員請就位》裡，有些年輕演員有點流量、是網紅或者怎麼樣，但是也有一部分寂寂無名，誰也不知道，也沒什麼流量。但他們眼神裡頭有點精神，你就不能小看。
眼大無神的，就比較難。因為演戲這個事就是靠內心資源，內心深處有傾訴欲、有表達欲的時候，他才能是一個好演員。那些啥也沒有，也無歡喜也無憂，挺好的，每天過日子（的人），也用不著太努力，怎麼都能賺錢，你說他動力從哪兒來？
我對年輕人特理解，我知道他們是誰，他們為什麼是這樣的。我特別希望年輕人能好好活著，想做什麼事，能給自己定個小目標。
人都是時代的產物，受到時代影響。我們那個年代叫「有保障」。不管你掙多少工資，你總是有一份工作，總是有一份工資，總是有一間房。今天這三樣可能都沒有，叫「無保障」。今天的年輕人跟那個時代年輕人的區別就在這兒。
當年，我在軍隊當了5年兵，回來進工廠，二級工，工資一個月39塊8，我覺得特靠得住。那時候我住父母那兒，父母工資也夠我吃飯的，這39塊8對我來說就很奢侈，所以心裡很踏實。
（現在的年輕人）沒有退路。我有時候會問我自己，今天如果把陳凱歌派出去掙1萬塊錢，上哪兒掙去？最後的結論是，我掙不著。
我內心深處有一個痛點，我不希望年輕人認為自己沒保障、沒前途、沒希望。所以在我的電影中間，我不太寫絕望的年輕人。如果年輕人都是這想法——可能是現實，（因為）這社會太悲觀。但我就是這麼一個想法，在我的青年時代，雖然物質非常匱乏，但我們始終有一個激昂的精神狀態。
有一次我的作曲問我，你要什麼樣的音樂，我說我要憂傷而又激昂的，它是有活力的。如果年輕人心如死灰，特別悲觀絕望，我覺得這絕不是電影最終應該表達的東西。
（在節目裡的口才）是因為我從小練的功，我有點童子功。我在陸軍第十四軍四零師講故事很有名。那時候在部隊，睡覺前一個半小時大家都不知道該幹什麼。我小時候念過好些書，有一天我就說，我給你們講故事。講《基督山恩仇記》，講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雨果的《九三年》《悲慘世界》……來了一屋子人，全坐在那兒聽。我原來以為這些故事，大家不會喜歡，因為戰友多數都是農村兵。
第一天講故事結束的時候，炊事班長來了，手裡拿著一個搪瓷飯盆，裡頭是炒雞蛋，說這個得慰勞一下，你辛苦了，給大夥講故事。但是有一要求，明兒晚上接著講。我說有些情節我都連不上，都忘了。人家說沒關係，你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講故事大概足得持續了六七個月，炒雞蛋真沒少吃。我至今對吃炒雞蛋還是很有信念，能分別出這個好吃，那個不好吃。後來訓練緊張了，就沒講了。但你能看到那個時候人們對文化的渴望。那時不光我們連隊的，其他外連隊的，市裡邊的宣傳隊的什麼都來聽，最多的時候五六十人。
那會兒我們每天早上6點準時出操。冬季，基本上天沒亮就起床。出操就圍著我們營區的操場跑，《北京頌歌》在廣播裡響起，北京兵就都停了，站著那兒，兩眼含淚聽著。
成年以後，我常常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我最困苦的年代反而是我最懷念的年代？是什麼支持著我走過來？今天物質豐盈，可某種程度上會讓人麻木，啥都有，但是似乎又覺得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拍了《塵埃裡開花》這個電影，有我個人很多的情感投入，是我少年時代很多東西的集合。
《塵埃裡開花》片場，主演陳飛宇（中）與自己片裡片外的兩位父親合影
原來是想拍三部曲。我特別想拍我在軍隊的生活，剛才說的炒雞蛋這事也可以進入情節，好多都非常有趣。我一個北京的學生兵，怎麼樣去融入工農兵中間？一些真正從農村來的戰士，我怎麼跟他們有了交集，怎麼樣建立親如兄弟的關係，這其實挺重要。
中國在復興的道路上，最需要的還是精氣神，還是一個民族應該有的一種精神狀態。但是我們看到，它的土壤很多都被物質衝走了。從電影創作者的角度，這是我特別想弄明白的一件事。
老謀深算、老奸巨猾的人才謹慎，是吧？沒有全能的導演。我特別清楚，什麼是我能做的，什麼是我做不了的。
這麼多年，我某種程度上有些名氣，謗亦隨之。一定是這樣，也很正常。所以我處理事、對人，養成了比較謹慎的性格。可是，老謀深算、老奸巨猾的人才謹慎，是吧？像我這樣的，還是得保持自己的童心吧。
可是童心這東西說沒就沒了，哪保持得了。所以我認為，要對所有的事情好奇，要有敢於嘗試，也不怕失敗的心態，這就叫童心。我希望我什麼都不怕，這是保持童心的方法。
其實很多人到了一定程度，就是手裡拿一鏟子土，弄了個圍子，圍一個小土牆，給自己關裡頭了。安全，但是畫地為牢。人這一輩子，最後都是隨風而逝。你以為你這個聲名能千秋萬代，門兒也沒有，不可能！所以還不如在能創作的時候，多努點力。
在創作上，我不是一個要靠爭票房冠軍、掙特別多的錢，來證明自己導演能力的人。我從來不是這麼一人，因此也被人看不起，說你的票房從來沒有好幾十億的。
但我特別心安理得。我那天看一個短評說，「我說不上來陳凱歌的電影好在哪兒，但是他的電影裡有別人永遠沒有的東西。」我心裡特別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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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吸引我的，就是創作。對我來說，你罵我，你指鹿為馬，顛倒黑白，都沒關係。在我們的道路上，多數時候是黑的，然後你突然轉過頭去，或者你突然往前走，一看，有亮，這個就是電影應該起的作用——那亮，它不可能是毒雞湯，而是真正有一道光線在那兒。
如果能在飛速運轉的時間中，驚鴻一瞥地看到那道亮，我覺得這導演就沒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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