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熊芳芳 讀書雜誌
編者按
據說貴為君王，而且是作為十七世紀時尚風向標的君王，路易十四聞起來卻臭氣燻天。「路易十四一生到底洗過幾次澡？」考察歐洲洗浴的歷史，原來希臘、羅馬人熱衷洗澡，基督教傳播後，洗浴就被視為一種腐化靈魂的享樂行為。十五至十七世紀，公共澡堂男女混浴帶來道德墮落，瘟疫藉助洗浴蔓延，澡堂因此遭到譴責並關閉，私人洗浴也因對疾病的恐懼被排斥，時人潔淨的準則發生變化。有關洗浴這樣的日常生活的歷史，看起來瑣細，其實正得以窺見身體的社會屬性和時代、文化觀念的演變。
洗浴之殤:瘟疫與路易十四時代的衛生觀念
文 | 熊芳芳
（《讀書》2020年10期新刊）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興起使得諸如吃飯、穿衣、洗浴、如廁之類的歷史成為職業史家和大眾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比如作為十七世紀歐洲最顯赫的君主，路易十四是否喜歡洗澡，一生到底洗過幾次澡？就曾讓職業歷史學家和歷史愛好者反覆糾纏、爭論不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瑣碎隱微，探照到日復一日、衣食住行的每個細枝末節，看似波瀾不驚，但同樣映射著時代的特性和文化觀念的演變。
路易十四（Louis XIV，來源：biography.com）
從時人記述和已有研究來看，十六、十七世紀法國盛行的健康觀念對洗浴確實抱有一種敵意，凡爾賽宮裡專為路易十四修建的浴缸使用次數也的確有限。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按今天的標準，將十六、十七世紀視為一個不講衛生、骯髒不堪的時代？這樣的看法顯然有些武斷。現代衛生觀念中所謂「潔淨」是一個由表及裡的概念，不僅外表要整潔，身體本身也要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但這一概念與路易十四時代的潔淨觀相去甚遠。恰如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在《潔淨與危險》中所言：「我們關於汙垢的觀念由兩個方面構成：講究衛生和尊重傳統。當然，隨著我們知識狀態的變化，講衛生的規則也會變化。」
無論是精神還是物質層面，這裡所說的潔淨和衛生都關乎身體本身。在後現代史學的闡釋框架中，身體常常與政治和權力捆綁在一起。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論關注的是對生命、健康、衛生、壽命、出生率等人口因素所實施的治理技藝，以此來揭示十八世紀以來自由主義治理術的合理化框架，他將身體更多地視為「權力的對象和目標」。以身體史研究聞名的喬治·維伽雷羅（Georges Vigarello）則試圖揭示身體的社會屬性，在他看來，身體的歷史也是一部社會史。身體的潔淨，無論關注的是身體本身，還是身體外在的穿戴，即外在的物質性，首先是由社會領域來界定的，「所有外在表徵施於身體的限制，勾畫著身體的表象和輪廓，也揭示著它的內在機制」。
瑪麗·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在《潔淨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來源：giuntialpunto.it）
01
提到潔淨，人們自然會想到提供潔淨的水和洗浴。在希臘和羅馬時代，洗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對羅馬人而言，洗浴是一種生活方式，是日常的娛樂和消遣，公共浴場更是不可或缺的社交場所。駐足仰望羅馬城郊外卡拉卡拉浴場的斷壁殘垣，便足以讓旅者驚嘆於羅馬人對洗浴的熱情和執著。
洗浴也是宗教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與猶太教或伊斯蘭教不同，基督教對身體的潔淨本身並不是特別關心。《馬可福音》（7:1—7:7）中的一段記載常被用來作為例證：
那時，有法利賽人和幾個律法師從耶路撒冷來，到耶穌那裡聚集。
他們看見耶穌的門徒中有人飯前沒有洗手。
（原來法利賽人和猶太人都拘守古人的傳統，若不先行洗手禮就不進食；從市上來，若不先清潔，也不進食；他們還拘守好些別的規矩：就是洗杯、水壺、燒水鍋、餐桌等物。）
法利賽人和律法師問他說：「你的門徒為什麼不照古人的傳統，卻用未清潔過的手吃飯呢？」
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這些偽君子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聖·馬可（St-Mark，來源：bellatorchristi.com）
在耶穌和他的門徒看來，道德上有罪的人，並不能通過肉體的洗浴得到淨化，懺悔才是贖罪之道。
人類學家早就指出，宗教中對聖潔和汙穢的界定與世俗的潔淨和骯髒並不必然對應，儀式中的潔淨是一種象徵性表達。世俗觀念看來汙穢的東西，在宗教儀式中往往被奉為聖潔，儀式性的淨化與身體的潔淨本身並非一回事。儘管信仰與身體之間的關係極為複雜，不過基督教對靈魂的強調、對肉體的漠視很可能影響了對身體潔淨的關注。從第三世紀起，基督教思想中出現了對洗浴的明確反對。洗浴被視為一種享樂行為，會激起人的欲望，是對靈魂有害的行為。四到五世紀，骯髒甚至被賦予基督教的神聖性。著名的聖徒保拉（Saint Paula，約三四七至四〇四年）是伯利恆修道院附近一所女修院的院長，她曾警告她的修女說：「乾淨的身體和乾淨的衣服意味著一個不乾淨的靈魂！」一些修道院允許修士每周六洗一次以苦修為目的的冷水浴，只有生病或年紀大的人才被允許洗熱水澡。
城市供水系統的中斷，使得中世紀早期西歐的公共浴室大都被廢棄。不過在摩爾人統治下的伊比利亞半島，洗浴傳統自八世紀再度復興。這可以追溯至公元十世紀甚至更早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集中，洗澡沐浴的場景多不勝數，和澡堂直接相關的故事就有好幾個，如《洗染匠與剃頭匠的故事》。清潔身體無疑是穆斯林最重要的儀式之一。一二三六年基督徒奪取科爾多瓦的時候，這座城市的公共和私人浴室多達三百多間。也因此在中世紀很長的時間裡，伊比利亞半島的基督徒都把洗浴與摩爾人的異端信仰相聯繫，視身體骯髒為基督徒的標誌。
十三世紀義大利醫生錫耶納的阿爾代布朗丁（Aldébrandinde Sienne，來源：wikipedia.org）
真正讓中世紀的歐洲人再度回歸浴室，享受洗浴帶來的樂趣是在十字軍東徵期間，被稱為「哈馬姆」（hammām）的土耳其浴室被引入歐洲。哈馬姆實則受到延續自羅馬的拜佔庭早期洗浴文化的影響。羅馬時代被廢棄的浴室或溫泉浴場得到重新修繕，有些改成帶蒸汽浴室的哈馬姆。到十三、十四世紀，歐洲一些主要城市都建有公共浴室。一二九二年巴黎城的稅冊上登記有二十六個開澡堂的納稅人，店主們還組建起澡堂同業公會，與巴黎市政官員一同監管公共澡堂的經營、定價和安全性問題。土魯斯的公共浴室集中在今天加龍河邊的圖尼橋路上，十三世紀時這條路被稱為「達爾巴德澡堂路」。十四世紀的倫敦至少有十八個公共澡堂。公共浴室在德國更是特別受歡迎，早在十字軍東徵之前，蒸汽浴室便經由北方傳入到德國。此外，私人浴室在中世紀也比較常見。考古發現證實，中世紀的主教、貴族，甚至富有的商人都會在自己的府邸中修建華麗的浴室。十三世紀義大利的醫生錫耶納的阿爾代布朗丁（Aldébrandinde Sienne）在他的醫學論著中指出，無論溫水洗浴還是冷水洗浴都是對健康有益的，尤其是熱水浴「有助於排出大自然潛藏在人體內的汙穢」。
02
然而，從十六世紀開始，城市中的公共澡堂逐漸消失，家庭內的私人洗浴行為也日益減少。弗朗索瓦在一五三八年下令關閉法國的澡堂；一五六六年奧爾良三級會議要求關閉法國所有的聲色場所，其中也包括澡堂。第戎、博韋、安茹和桑斯的澡堂到十六世紀下半葉基本都關閉了。巴黎到一六九二年還保留了寥寥可數的幾個公共澡堂，大多用於疾病療養。
公共澡堂消失的原因之一在於澡堂在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中充當著破壞者的角色。中世紀的澡堂中男女混浴的現象比較普遍，加上賣淫和偷情，澡堂往往被道德學家視為腐化墮落、犯罪叢生之所。在十五世紀的布道書中，澡堂和妓院、酒館相併立，成為被批判的對象。鑑於此，有些城市明令公共澡堂不允許男女混浴，錯開兩者的開放時間。此外，澡堂是人群聚集的公共場所，很容易發生衝突或騷亂，使得澡堂也成為擾亂社會秩序、影響社會治安的地方。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第戎城的女老闆塞妮昂（Jehannotte Saignant）因經營的澡堂涉嫌投毒、組織賣淫、擾亂城市的公共秩序，於一四六六年被判處溺刑。對道德觀念和城市公共秩序的強調，加上對犯罪和性病的恐懼，尤其是十六世紀梅毒在歐洲的傳播，公共浴室日益受到王室和市政管理者的約束甚至禁止。
公共澡堂消失更重要的原因與瘟疫時期對「接觸」可能傳播疾病的恐懼有關。十四世紀黑死病的大規模肆虐過去之後，歐洲的地方性瘟疫幾乎從未間斷過。根據法國歷史學家科斯特（Joël Coste）的統計，從中世紀晚期直到一五三六年，地方間歇性爆發的瘟疫平均每十一年出現一次，一般持續一到五年；一五三六年之後，平均每十五年出現一次。特別是巴黎和裡昂這樣的大城市，從十五到十七世紀瘟疫幾乎接連不斷。一五六二年的巴黎瘟疫死亡人數多達二萬五千人。裡昂作為法國南北的交通要道，在一五四四至一六四三年的一百年間至少爆發過十三次瘟疫。根據一六三一年《法蘭西信使報》的報導，一六二八年裡昂瘟疫僅八月到十二月間死亡人數便高達六萬。
視頻《人類歷史上造成大規模死亡的十大瘟疫》（來源：v.qq.com）
瘟疫爆發時，接觸往往被視為首要威脅。為了切斷瘟疫擴散的鏈條，禁止疫區的人與外界接觸自然成為主要的防控手段。與此同時，受瘟疫之苦的城市內部也會頒布各種社會衛生限令，限制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還會出臺有關個人衛生的「建議」，譬如取消所有的社交接觸，減少可能將身體暴露於空氣中的行為。出於相同的顧慮，學校、教堂、澡堂和浴室也會被關閉。早在一三四八年黑死病傳到法國北部之時，法國國王腓力六世便責令巴黎大學醫學院調查瘟疫散播的源頭。醫學院提交的策論認為受星象運行的影響，來自地表和水中帶有臭味的有毒蒸汽會汙染空氣，通過呼吸進入人體，使人生病；其中也提到熱水浴會讓人身體鬆弛，有毒氣體更容易內侵。這些看法在整個歐洲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對瘟疫和疾病的解釋還涉及當時的醫學常識。現代醫學誕生之前，以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為代表的古希臘醫學理論在中世紀以來西方的醫學理論和實踐中被奉為經典，是醫學院學生的必修課。根據蓋倫提倡的「體液說」，人體中包含四種體液：血液、黏液、黃膽汁和黑膽汁。身體的健康與否取決於這四種體液是否平衡。在蓋倫看來，瘟疫源自自然界的空氣和人的身體同時失序，如果空氣被惡臭所汙染，那些生活不知節制致使體液失衡的人更容易受有害空氣的感染而生病。一般的洗浴被認為會破壞身體的體液平衡，使人生病。
自十五世紀起，每當瘟疫爆發時，醫生們便會譴責澡堂和浴室，官方則強令其關閉。這是從隔離和阻斷接觸的邏輯出發，不過這樣的觀念可能直接觸及並反過來影響著人們有關身體運行機能的想像。十六、十七世紀，洗浴日漸被視為一種可能讓身體虛弱、疾病內侵的不良行為。著名的王家外科醫師昂布瓦茲·帕雷（Ambroise Paré）便警告說：「應該避免去澡堂或浴室，因為人從裡面出來的時候，肌肉和身體是鬆軟的，毛孔是張開的，受鼠疫汙染的蒸汽會迅速侵入人的身體，甚至會使人暴斃。」各地此起彼伏的瘟疫和流行病，使得類似的觀念和禁忌得以推廣。十七世紀一本《瘟疫預防與治療簡論》（Bref discours de la préservation et cure de la peste）的書中寫道，讓身體發熱，「就如同敞開門讓有毒的空氣一下子侵入人體內」。
昂布瓦茲·帕雷（Ambroise Paré，來源：wikimedia.org）
隨著人們對瘟疫和疾病的認識越來越深入，對水的恐懼也變得越來越普遍，導致家宅內的私人洗浴行為也受到排斥。甚至有人認為，抵禦瘟疫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洗澡，讓髒東西把毛孔覆蓋起來，以免有害氣體侵入。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對身體更深層次的生物學想像，類似的觀念中潛藏的不再是對人與人近距離接觸的質疑，而是毛孔舒張原理背後人體與有害物質之間的接觸和滲透可能帶來的危害，甚至致命的危險。
03
鑑於洗浴有很大的風險，一種新的保持潔淨的方式——「乾洗」（Toilette sèche）自十六世紀逐漸成為風潮。所謂乾洗就是不直接接觸水，用毛巾擦拭臉部和手部。清潔身體的方式以「擦拭」為主，只要身體外露的部分顯得乾淨即可。這樣看來，說路易十四時代的人不洗澡、不愛乾淨似乎也沒錯。不過，正如維伽雷羅著意強調的，洗浴行為的消失並不等於衛生觀念的退化，這種變化並非說明人們不愛乾淨，而是潔淨的標準發生了變化。
實際上，瘟疫以曲折的方式影響了人們對於身體機能的想像以及對水的恐懼，並衍生出一種新的潔淨觀念，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衛生習慣之中。到十六、十七世紀，所謂「潔淨」指的是「看起來還算乾淨，聞起來不那麼臭」，意即外表的乾淨。因此，潔淨最直接的體現不是身體髮膚本身乾淨與否，而是身上穿的衣物是否整潔乾淨。介於人體和外衣之間、緊貼皮膚的內衣由此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這裡所說的內衣主要指白色的襯衣。在當時人看來，「潔白的襯衣可以淨化身體，去除其表面汙垢，便於體內分泌物和油脂排出，附著到白襯衣上」。因此更換內衣即意味著清潔身體，內衣可以反映一個人是否注重身體衛生，換洗內衣的頻率於是成為潔淨與否的新標準。十六、十七世紀的死後財產清冊中有關衣物的記載清楚地反映了這種變化。十六世紀初，貴族家庭購置襯衣的開銷並不多。到十六世紀下半葉和十七世紀，除王室和貴族外，富有的城市資產階級，如高等法院的法官、醫生，或是莫裡哀和拉辛等享受年金的學者文人一般都會有三十來件襯衣。襯衣成了從「清潔服裝」過渡到「清潔身體」有形的物化體現，這一做法實則擴大了清潔行為的實施範圍，豐富了清潔衛生準則。
既然清潔行為主要通過內衣來體現，在宮廷禮儀的引導下，人們對外觀的要求和標準日益提高，由此帶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內衣逐漸外露，成為服飾的重要組成部分。維伽雷羅在這裡提到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新的潔淨觀念衍生出新的著裝準則，在很大程度上突顯出作為內衣的襯衣的重要性，從而加深了服飾的內裡與外表之間的「較量」。這種較量使得襯衣不再隱藏於長袍或外套之下，而是開始從裡面顯露出來，改變了十七世紀宮廷和上流社會引領的時尚潮流和服飾搭配方式。「潔淨」一詞的含義也因此發生變化，它與高雅聯繫在一起，成為一種禮儀，在社會層面確立起通過身體外在的物質性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潔淨和高雅、是否有教養和禮儀的新標準。
亞伯拉罕·博斯（Abraham Bosse）的《舞會》（Le bal）（來源：mutualart.com）
對比文藝復興時期和十七世紀西歐的畫作，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服飾穿搭的演變。十六世紀上半葉法國宮廷畫師讓·布爾迪雄（Jean Bourdichon）筆下的《大富之家》（L』homme riche ou la Noblesse）中，夫妻和一對小兒女均是長袍著身，只有丈夫的領子和袖口露出些許襯衣的影子。再看一六三三年亞伯拉罕·博斯（Abraham Bosse）的《城市婚禮》系列，尤其是《舞會》（Le bal）一畫中，襯衣的白色衣領和衣袖的蕾絲花邊從男士的緊身上衣和女士的裙服中大大方方地顯露出來。披肩式大翻領逐漸取代文藝復興以來流行的波浪形輪狀拉夫領或立式領，配以蓋在外衣袖上的白色蕾絲袖或花邊寬袍袖，成為十七世紀的流行穿戴。新的潔淨標準影響的不僅僅是服飾本身，還包括身體其他部位的裝扮。如頭上和臉上撲香粉、佩戴香囊、薰香衣物、搽香水，這些我們曾以為主要用來遮蔽體味、愉悅自我和他人的行為，在當時實則有著更重要的清潔和防疫功能。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都關注到氣味在人類歷史或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國歷史人類學家阿妮柯·勒格雷（Annick Le Guérer）在論及氣味與瘟疫之間持久交織的關係時，提到法語中的「empester」一詞。從詞根peste（瘟疫）而言，其原意是「傳播瘟疫」。不過到十六世紀，它的另一重含義更加突顯出來，即「發出臭味」「使染上臭味」，後來該詞的原意反而很少再用。正因為腐爛物和惡臭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疾病和瘟疫之源，在瘟疫肆虐的年代，對其源頭的追溯使得氣味所具有的力量在集體想像中被無限放大。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微生物學的發展和路易·巴斯德大力倡導疾病細菌說之後，我們才真正了解瘟疫的罪魁禍首原來是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病菌在作祟。人類很早就認識到香料具有防腐作用，是腐爛物的剋星。既然是腐爛物的臭味汙染了空氣，使人體生病，那麼使用香料可以驅散臭味，淨化汙濁危險的空氣，防止瘟疫傳播，保護人體的健康。香料的防疫和潔淨功能在十六、十七世紀被進一步強化，撲香粉、搽香水因此構成新的清潔衛生準則的一部分。
回到我們前面提到的問題。路易十四一生只洗過一次澡的傳聞其實是十九世紀君主制批評者的杜撰，為突顯凡爾賽宮奢華背後的骯髒所編排的不實之詞。雖然不常在凡爾賽宮的浴缸洗澡，但路易十四始終遵循十七世紀的清潔衛生準則。他每天早上起來都會以乾洗的方式，用酒精或白蘭地浸泡過的毛巾擦拭臉和手，一般在小起床禮時進行。打獵或者打完球回來，國王會簡單洗漱一下，然後換上乾淨的白襯衣。他每天至少要換五次襯衣。路易十四年輕的時候常去巴黎的澡堂，一六六一年親政後也會偶爾光臨。此外，路易十四和他的祖父亨利四世一樣喜歡遊泳。從年輕的時候起，每到夏天他會去塞納河遊泳。侍從們會「選一處河水乾淨可以洗浴的地方」，在水邊支上一頂帳篷，「國王可以在裡面更衣」。按今天的衛生觀念來看，路易十四可能確實不那麼乾淨，但如果按近代早期的潔淨標準，他無疑是那個時代講衛生的楷模！正是路易十四的宮廷引領著當時的清潔衛生準則和服飾裝扮的潮流。
視頻《路易十四作為國王為何不愛洗澡？》（來源：v.qq.com）
在維伽雷羅看來，儘管受瘟疫的影響，十六、十七世紀用水洗浴的行為不多，但有關清潔和裝扮的標準卻在提高。清潔衛生觀念被前所未有地社會化，通過內衣外露、服裝和外表的整潔和裝飾體現出來，同時也通過這一新的潔淨準則確立起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區隔。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之後，大規模的瘟疫在法國逐漸減少甚至消失，加上醫學知識和健康觀念的發展，洗浴才以新的方式重新回歸日常，不過這個過程是緩慢且漸進的。一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人們才開始越來越多地討論熱水浴的清潔功效，認為毛孔堵塞會影響人體與外界的氣體交換，對身體健康有害。從清潔衛生觀念的演變可以看出，潔淨是文明進程形塑身體感知的一種反映。這一演變過程也是對人的行為舉止加以打磨，私人空間日益擴大，自我約束不斷加強的歷史，同時也體現出對身體本身日益精細的關照。
潔淨準則的變化實際上體現的是不同時代的觀念和文化差異。十六、十七世紀與今天的法國人和歐洲人在觀念和文化方面有著巨大的差異，同樣，中國和東亞與歐洲或世界其他地區也是如此。掩卷之餘，不由得想到在這場全世界共同面對的疫情中，對於是否應佩戴口罩、是否維持原有的行為禮儀、如何實行封鎖和隔離之類的問題，每個國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在不同的時間和地域，即便去除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社會文化的差異仍是客觀且真實存在的。作為研究者也好，作為有著基本科學素養的觀察者或介入者也好，或許最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如何回到歷史語境或進入他者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去理解這種不同於我們自身行為習慣和思想觀念的差異及其緣由。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學會以「了解之同情」、包容的態度看待他者，或許是作為一名世界公民最基本的素養。歷史研究如此，觀察我們周遭的世界亦是如此。
（《洗浴的歷史》，［法］喬治·維伽雷羅著，許寧舒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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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讀書》新刊 | 熊芳芳：洗浴之殤：瘟疫與路易十四時代的衛生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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