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辛亥鼎革之前，《詩經》一直以經學面目出現，清末以前學者始終關注的都是《詩三百》中的價值問題。至章太炎以《詩》為史，始將經學一變而為史學，成為《詩經》學價值被解構的開始。此後，胡適等新一代學人視《詩經》為史料，經學價值被進一步解構。同樣由胡適倡導而獲「古史辨」派助推的《詩經》文學化解讀在1930年代走進歌謠化。至聞一多以西方理論為標準的《詩經》研究的出現，《詩經》文學化解讀基本定型。1980年代出現的以「文化」為號召的《詩經》研究，其實是起於文學又最終獲得文學首肯的。回望百年《詩經》學，可以看出，徹底瓦解《詩經》經學的道德價值而將其引入歷史、史料和文學，從一開始就存在諸多問題。然而今天《詩經》學回歸純粹經學研究既無可能，也無必要，而以文學理解為前提，同時部分肯定詩教傳統中的價值期許，或可成為今後《詩經》學努力的方向。
關鍵詞：《詩經》/經學價值/史學與史料/瓦解/重建
作者簡介：王長華，華僑大學特聘教授，河北師範大學教授，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福建 泉州 362000；趙棚鴿，文學博士，洛陽理工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河南 洛陽 471023
經學是中國二千多年政治、文化的根基，它層累式地建構並完整、綿延性地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價值取向，其中的《詩經》因具備了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溫柔敦厚、主文譎諫及美刺等價值功能，而歷代傳頌不衰。正所謂「《三百篇》所以流傳於今的，由於德政化」(蔣善國 2)。然而，當經學被徹底否棄，這些層累的「德政化」的價值取向便不再成為中國典籍的闡釋追求，傳統的價值期許和價值系統也便隨之煙消雲散了。
《詩》有本義、有引申義，絕大多數詩篇之本義自其結集後即渺不可逮。歷代《詩》學所努力探尋的多為詩歌的引申義，不同時代的治《詩》者通過持續徵引、傳箋、註疏等方式，不斷闡釋《詩經》詩義，賦予其新的價值內涵。
儒家先賢在《詩三百》經典化之前，就努力發掘《詩》的使用價值。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楊伯峻 133)。①在外交場合委婉地表達政治訴求，是《詩》最直接的使用價值。這種風氣春秋時代盛極一時。齊慶封聘魯，叔孫氏賦《相鼠》批評其無禮(孔穎達 1054)。申包胥乞師，秦穆公賦《無衣》以示同意出兵(孔穎達 1558)。設若無《詩》，這一時期的外交場合必多劍拔弩張、刀槍相向之武事，少卻許多我們今天在先秦文獻中粲然可見的詩意。而此一賦《詩》言志風氣對後來中華民族委婉內斂文化性格的形成無疑具有重要影響。
除肯定《詩三百》在外交場合的重要作用外，孔子還從多個角度闡釋《詩》的價值和讀法。一是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11)。二是觸類旁通、敏於喻禮，《論語·八佾》載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25)。三是《詩》的社會作用，「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183)。孔子通過生活日用之常極為生動地呈現了《詩》的總體思想和學《詩》的具體方法以及終極目標。孔子對《詩》的理解有一個明顯特點，即特別關注《詩》的引申義及引申價值，並不深究《詩》之本義。這種方式對後世解《詩》方法以及中國詩學的發展走向影響深遠。
此後的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說。朱熹認為，以意逆志即「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四書章句集注》306)，這是一條探尋《詩》之本義的重要途徑，「對春秋戰國以來流行的詩說，在方法論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夏傳才 13)。然通觀孟子引《詩》，除少數幾則如《小雅·北山》《大雅·雲漢》等偶曾觸及詩之本義外，多數釋詩為斷章取義。如與齊宣王談論「好色」時，孟子引《大雅·緜》「古公亶父，來朝走馬」數句，原詩只是說古公亶父率領周人遷居岐山，與姜氏一起視察屋宇建築，並不能推導出「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的結論，孟子則藉此發揮，實乃宣揚「仁政」思想，關注的還是《詩》的使用價值。
荀子在其著述中也大量徵引《詩三百》。其用《詩》的基本模式是先述觀點，再引詩句，後雲「此之謂也」。這說明，在其思想中，《詩》的本義如何尚在其次，重要的是以《詩》為論據，可以支撐、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與可靠，著眼點還是《詩》的使用價值。如《大雅·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句，本是讚美文王勤勉不懈地治理四方，與「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存在任何關聯。但荀子大約認為這幾句詩與其文中「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有類似處，遂引以為證(王先謙 180)。這就為原詩賦予了新的含義，而新含義與詩之本義卻越走越遠。
時至漢代，經學昌盛。齊魯韓三家《詩》各自立說，與漢代政治保持相當緊密的一致性聯繫。當此之時，習《詩》者有拜丞相，有封太尉，常不免左右時局走向，遂使得《詩》之使用價值越發彰顯無遺。而此時的《毛詩》則言教化、論六義，自成一家。《詩大序》一文闡述了數個相關問題：一，《詩》具有普遍性的教化作用，二，《詩》可以反映一個時代的治亂興衰。此二者又合而為一，可以以小諭大，由夫婦家庭而國家社會，「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鄭玄 2)是也。三，《詩》有正變之分，變風變雅的出現是由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鄭玄 2)，堅持的仍是《詩》反映社會治亂的觀點。四，以《詩》進諫的原則，「主文而譎諫」「發乎情，止乎禮義」，同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鄭玄 3)。「發乎情，止乎禮義」即《禮記》所言之「溫柔敦厚」。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毛詩》學並未昌盛於漢世，但《毛詩》所主張的這些使用價值，後世經學仍難見超出其範圍者。
漢末鄭玄既作《詩譜》，又箋《毛詩》。《詩譜序》云：「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吳騫 5)。這是討論《詩經》不錄商詩原因的一段文字。「論功頌德」「刺過譏失」指風雅二詩，鄭玄同樣認為《詩經》具有頌美、刺過之功能。又認為文武之世，德行大盛，百姓安樂，反映在《詩》中，則「其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吳騫 6)，此為《詩》之正經。而厲、幽之時，政教衰亂，周室大壞，反映在《詩》中，則「《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吳騫 6)，此為變詩。箋《詩》過程中，鄭玄高度關注「德治」問題。如「裳裳者華，其葉湑兮」，鄭玄認為華乃喻君，葉乃喻臣(鄭玄 5)，直接將詩意引向明君賢臣的政教軌道上來。整部《毛詩箋》，鄭玄不僅強調求賢的重要，而且強調君王自身賢明的重要性。君王既要自修德行，還要禮待賢臣，澤被四方，臣要忠君、守節(李世萍 231-50)，等等。如此這般的一切問題，均指向了詩之化育社會人心的使用價值，這正是《詩》的經學核心之所在。
唐代《毛詩正義》出，《詩》學完成統一。《正義序》談及了《詩》的三個內容：一《詩》具「論功頌德」「止僻防邪」作用，前為美詩，後為刺詩。二詩與政風關係密切，政治清明，則美詩多，反之則刺詩多。三頌詩止於成、康，風雅止於陳靈公，《詩》的美刺皆有標準，取捨有度。後世研究者曾指出這三個判斷均非《正義》首創，而是分別源於《詩大序》、鄭玄《詩譜》和《詩譜序》、《兩都賦序》(岡村繁 15-18)。也就是說，《正義》的觀點承前人者多，對《詩》仍一如既往地關注其使用價值。
至宋代，《詩》學風氣大變。宋人不用《詩序》、重定詩義、兼採三家、注重義理、注釋簡明等成一時風尚。作為《詩經》宋學的典型代表，朱熹《詩集傳》用文學的眼光、以涵詠文本的方法解讀《詩經》，頗引人注目。但朱熹關注更多的仍是《詩經》的使用價值問題：一，認為正詩乃聖人所感而生。二，認為《詩》乃孔子所刪，美詩揚善，刺詩懲惡，是為詩教。三，認為《周南》《召南》「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標準仍是溫柔敦厚。四，認為《詩》是社會政治的反映。五，認為讀《詩》的終極目的是「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詩集傳》 1-3)。由此可見，朱熹的《詩》學分層大致為，初學涵詠文本，以文學的眼光欣賞《詩》文；之後則要轉入理解風雅正變、溫柔敦厚等詩教問題；最終達到以《詩》修齊治平的最高人生目標。由淺入深，層次分明，但每一步均著眼予《詩》的使用價值。
此後，《詩集傳》成為元以下至清末科舉考試《詩經》科指定教材，影響深遠。而這一時段內的《詩經》研究又基本與「價值」分途而治，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詩經》研究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微乎其微。如清代《詩經》漢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的《毛詩後箋》、陳奐的《詩毛氏傳疏》等，然而這一時期科考仍多以《詩集傳》為標準。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殿試策仍有「朱子《詩》、《禮》二經弟子，其入室者何人歟」(楊寄林 207)之問。胡適也說清朝學者「自以為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裡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注》、《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偽《古文尚書》，然而全國村學堂裡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集傳》」(《胡適全集》 5-6)。學術與政教分途，是此一較長歷史時段的典型特徵，「足見當時名為尊經，而毫無其實，政治與經學的疏離，已經幾乎到了毫不相干的地步」(陳璧生 16)，因此《詩集傳》的價值仍然有著強勢的影響。
自十九世紀中葉起，中國國門洞開，西方列強攜堅船利炮與科學技術昂然挺進東土，士大夫階層固守數千年的華夷之辨此刻頹然失去了價值。儘管如此，而每當國家遇到不可解之重大問題時，傳統士大夫們依然習慣性地以復古的方式，從他們最熟悉的經書中尋找治國方略，這次也不例外。
魏源、章太炎可謂此一時期士人之典型代表，而從魏源到章太炎的轉變，也成為《詩經》價值在進入現代門檻之際啟動瓦解與重建的開端。
面對列強入侵這一千古未有之變局，清末士大夫們繼漢代之後再一次選擇了與社會政治關係十分緊密的今文經學，欲以此救國圖強。就《詩經》言，皮錫瑞云：「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詩》宗魯、齊、韓三家。[……]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於道」(皮錫瑞 341)。尊崇三家《詩》是今文《詩》學的基本準則。魏源《詩古微序》云：
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誼，補苴其罅漏，張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也。(魏源 1)
也就是說，魏源以三家《詩》為中心，闡明一己之微言大義，而反對《毛詩》所謂牽強附會之說，申明周公、孔子制禮作樂的真正目的是用心於來世，以此達到以《詩》救亡圖存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