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王懷林 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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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自5月26日起，「四川省情網」及「方志四川」新媒體矩陣（微信公眾號、人民號、澎湃號、頭條號、搜狐號、企鵝號）推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王懷林先生的《打開康巴之門——橫斷山腹地人文地理》，敬請關注，並歡迎在文尾「寫留言」處留下您的讀後感言！
木雅——犛牛國故地論古今
冷兵器英雄
——小邦時代及其在走廊的延續
木雅在康區至今猶存的古代族群絕非個例，從青藏高原特別是走廊地區小邦時代的大量遺存可資證明。
木雅出土的戰國時代的精美銅劍（作者供圖）
所謂「小邦時代」，是指原始社會末期各部落之間彼此弱肉強食，各自為擴大勢力而頻繁爭戰的軍事民主時代。由於各小邦已出現了自己的「王」和「大臣」及自己的「堡寨」和公共權力，雖然與恩格斯所說的國家概念（公共權力和超越血緣關係的統治區域）尚有一定距離，但學術界根據中國的實際（夏商周建國也有濃厚的氏族基礎），也有學者將其稱為早期國家。
由於走廊地區特殊的地理特徵和後世採取的不同管理方式，導致小邦時代在這一地區的長期存在。「小邦」由於缺乏較高權威政權的統籌及內部的不穩定性，使得走廊地區的族群面貌不斷改寫，由此導致其繁多的人類學面貌和別具一格的人文風光。
青藏高原腹地的小邦時代延續了相當長時間。假如我們以金屬工具的出現作為西藏父系氏族階段軍事民主制時代的開端，那麼，小邦時代則有可能延續了四、五百年時間，即大約從公元1000年以前到公元前五、六世紀，有的一直延續到吐蕃「王政」統治建立以後。
吐蕃王朝時期，兼併了走廊地區各部，推行佛教和藏文並實行通婚，從而在地緣、血緣與文化上使各部漸漸趨同，為最終形成藏族創造了條件。但由於強大的吐蕃政權延續的時間僅不到兩百年，且當時對該地區的統治就不徹底，比如在吐蕃時期，走廊地區的党項部還與蘇毗、象雄和吐蕃等被稱為「吐蕃外四族」，這說明以党項為首的康區諸部已成為吐蕃在政治、軍事上所依賴的重要屬部之一。同時，党項還成為與吐蕃王室通婚的部落。
吐蕃崩潰以後，歷代中央政府都大體按照藏區三大地域來設置政權機構，並採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在元、明、清三朝和民國時期，中央政府對安多和康區單獨設立管理機構並主要通過土司（土王之意）進行管理，使得這一地區的「小邦時代」得以長期延續。
土司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在邊疆民族聚居區和雜居地帶實行的一種特殊的統治制度。其做法是中央王朝對內屬的各民族或部落酋長封以官爵，寵以名號，讓其世襲統治原有的屬民，中央王朝只對他們實行間接統治；同時規定各受封土司必須承認其為中央王朝統治下的一部分，按期交納一定的貢賦及承擔政治、經濟和軍事義務。
唐宋時期在今天四川松潘、茂汶、天全等地設置了眾多的「羈縻州」，是為土司制度在藏區的雛形。
到了元代，由於十世紀以後，以藏傳佛教「後弘期」為起點，經「上路弘傳」與「下路弘傳」，佛教在西藏社會中得到極大普及和發展，西藏社會以教派團體為核心的政權模式開始形成。1260年，元世祖派人在西藏清查戶口和建立驛站系統，標誌著元朝對西藏地區實施有效行政統治的開始。元朝雖在中央專門設立了主管全國佛教事宜、藏族等地區政治、軍事、財政的機構——總制院，並設置了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分別管轄衛藏，青海、甘肅南部、四川西北部和四川西部、雲南西北部三大地域，但主要還是通過扶持和依靠西藏教派勢力來對西藏進行統治。元世祖自開元六年在衛藏地區設置宣撫司，封八思巴為「大寶法王」，授以玉印，由八思巴及其薩迦派執掌政教大權。以薩迦政權開始的以教派勢力為基礎形成的政教相結合的政權結構，成為土司制度的開端。
八思巴銅像（圖片來自網絡）
明朝對藏區的管理機構，大體和清朝相同，即設立烏思藏行都指揮使司，管轄衛藏地區，設朵甘衛行都指揮使司，管轄今康區一帶；設西安行都指揮使司管轄今安多地區。但放棄了元朝在西藏所實行的獨寵和單純扶持某一教派勢力以作為自己統治和管理西藏的代理人的做法，實行一種「多封眾建」，「因其習尚，用僧俗化導」的政策，用分封法王、國師、禪師、僧官等方式進行間接統治。如噶瑪噶舉派喇嘛為大寶法王，八思巴後人為大國師，封薩迦派喇嘛為大乘法王等。共封王8人，授西天佛子2人，授灌頂大國師9人，灌頂國師18人，以上封號可世襲。平時土司的繼承和變更事宜，由四川總督依據邊地糧臺呈報，審核轉中央批准。
清朝沿襲元、明兩朝的制度，仍採用分封土司和扶持藏傳佛教的政策，「因其俗而柔其人」，使土司制度日趨完備。土司職分文武，品級各有高下，名目種類繁多，文職隸屬吏部，武職隸屬兵部。
對衛藏地區，清朝總的通過駐藏大臣控制較嚴，1792年，清朝批准的「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規定：政治方面，駐藏大臣監督辦理西藏政務，地位與達賴喇嘛和班禪平等，共同協商處理政務，噶倫以下的僧俗官員及活佛，統受駐藏大臣管轄；宗教方面，達賴、班禪及康青藏各地呼圖克圖之轉世，均須由駐藏大臣將所報靈童進行金瓶掣籤。各呼圖克圖所管寨落人戶，均需造具清冊，送交駐藏大臣衙門存查；邊界防禦方面，綠營兵646名駐前後藏定日江孜各處，駐打箭爐至前藏一帶糧臺兵782名。藏兵三千，駐前藏1000，定日500，後藏1000；對外交涉統歸駐藏大臣處理；財貿方面，駐藏大臣可稽核西藏一切財務。但其具體施政，仍然主要通過達賴、班禪及其行政機構進行。
而對安多和康區則多由中央機構直接通過土司等進行管理，不受達賴政府的統轄。清代康區逐步形成明正、理塘、巴塘、德格四大土司。此外，還有一部分由呼圖克圖管轄的地方，實際上也是一種變相的土司。呼圖克圖，為宗教權兼政治權力的職位，俗稱活佛。康區當時主要有察木多（今昌都）、乍丫（今昌都察雅縣）、類烏齊龐球、八宿四大呼圖克圖：
當時對土司的冊封和管理大體按以下程序：土司有世襲與不世襲之分，世襲是指由元代相承至今；不世襲是由頭人頂補，有宣撫、宣慰、招撫、萬戶、千戶、百戶等職。清制有賞戴花翎者，有給予參將、遊擊等職銜者，均以脫去土字為最高尊榮。其駐牧之地，大者千裡，小者百裡。凡不是世襲的，須入京覲見學習禮儀文化，值班三年，並按時進貢，否則視為不臣，將興師問罪。對呼圖克圖轉世，由達賴會同駐藏大臣監督金瓶掣籤，轉世坐床，由駐藏大臣據報轉奏，如同土司之承襲。
宣統元年，駐藏大臣聯豫奏請將察木多、乍丫劃歸邊務大臣管轄，趙爾豐便督兵將類烏齊、碩般多、洛隆、邊壩等收編，八宿、三十九族、波密等紛紛歸降，次年，趙將其改土歸流。
趙爾豐（圖片來自網絡）
土司制度在康區曾發揮重要作用。清朝規定土司及其士兵分段負責轄區內的治安和社會秩序、「保境安民」，同時還要接受徵調，保家衛國，如清道光年間，朝廷徵調大小金川藏羌屬兵2000餘人參加鴉片戰爭的抗英鬥爭，全軍為國捐軀。在朝貢過程中，也溝通了藏區和內地的聯繫，促進了藏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土司制度不同於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是神權至上，世俗政權要依附於神權。而在康區，則是中央王朝冊封的土司手握世俗大權，而僧侶階層往往必須依靠世俗權力的支持才能生存。在許多時候，土司家族本身掌握著神權。「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如果說，土司被冊封初期，中央王朝及其制度還能對其進行有效約束的話，越到後來，隨著朝廷制度的漸漸廢弛，許多土司行賄於糧臺，往往稱病免覲，踞地自豪，玩忽職守，遂越來越成為稱霸一方的「土皇帝」。
由於封建割據，閉關自守，造成藏區長期與外界封閉隔絕，加之土司和屬民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土司對他們往往有生殺予奪之權，「主僕之分，百世不移」，造成了許多人間悲劇，對此，藏族作家阿來在小說《塵埃落定》中有生動的描寫。這些，都嚴重阻礙了藏區經濟發展，使其社會發展長期停滯不前。對此，正如藏學家譚·戈倫夫評價的：「西藏是一個不知怎樣倖存下來進入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世紀社會」。
不僅如此，土司之間為爭奪土地和財產不斷製造紛爭，對社會經濟造成很大破壞。如近代瞻對土司和雜谷土司騷亂事件。
對此清廷也採取了一些措施，康區清初設土司380餘員，清末削減到180餘員，但收效甚微，並未從根本上影響「土皇帝」們逍遙自在的生活。
此外，在遼闊的牧區，由於遊牧族群居無定所，土司制度往往難以奏效。遊牧族群在他們冷兵器英雄們的帶領下，隨著利益的驅使和英雄夢想，經常進行著部落徵戰，不斷改寫著這一區域的政治經濟面貌。如格薩爾英雄故事就產生於明代康北草原；色達的瓦須部落也曾將他們的勢力擴張到牧區的許多地方，直到解放後才開始建政；明代納西土司也將其勢力擴展到康南的大部分地區。這種部落徵戰，雖然造成對社會經濟的巨大破壞，但也導致文化的交流和新的文化的產生，對形成今天康巴人的性格和獨特文化有著重要意義。
格薩爾故裡德格阿須草原格薩爾銅像（圖片來自網絡）
（未完待續）
往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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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四川•人文地理】王懷林 ‖ 打開康巴之門（30）：五彩康定 │ 商業重鎮與鍋莊之鄉
作者簡介
王懷林，藏名王·扎西尼瑪，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自考祖籍西部，母系源鮮卑後裔，故不安份，喜流徙，兩次進藏工作而樂此不疲。曾主編或參與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四川教育卷》《可愛的四川》《香格裡拉叢書》《天府英姿》《巴蜀民間節日》等書；有專著《尋找康巴——來自香格裡拉故鄉的報告》《西部衝擊——一個援藏幹部的手記》《尋找東女國――從丹巴到瀘沽湖的女國文化帶》《魅力甘孜》公開出版發行；發表論文、文章50餘篇並有獲獎。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王懷林
配圖：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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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方志四川•人文地理】王懷林 ‖ 打開康巴之門（33）：冷兵器英雄——小邦時代及其在走廊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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