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黃昏時分，我來到巴黎塞納河的左岸。從地圖上看，塞納河將巴黎自東而西一分為二，所以，塞納河「左岸」和「右岸」起初就只是一個純粹的地理概念。
   隨著聚集在左岸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影響日增，尤其是「二戰」以後，「左岸」巴黎第六區的聖日爾曼德普萊小區的文化、思想與藝術界對整個法國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界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所以，在巴黎，「左岸」早已從一個普通的地理概念轉化為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
   我計劃中要去拜訪的雙偶咖啡館和花神咖啡館就在這裡——它們因薩特、波伏娃等存在主義哲學家及其他著名思想家經常光顧而聞名。
   據說，薩特、波伏娃等存在主義哲學家最初更多地是在雙偶咖啡館寫作與聚會，後來轉到花神咖啡館。薩特在他的「70歲自畫像」中提到過，他的《延緩》和《存在與虛無》最後都是在「花神」完成的。
   這兩個咖啡館是鄰居，中間隔著一條很窄的小馬路，「雙偶」和「花神」是我所見過的最為擁擠的咖啡館，「花神」的人更多一些，樓下的全滿。在座的男士基本上都是西服革履，女士也大都是正裝。
   我等了一會兒，在「花神」找到了座位。行前，我不知道花神咖啡館的菜單上還印著薩特的語錄：「自由之神經由花神之路……」因此，錯過了印證這個細節的機會。
   這兩個咖啡館之於我，其實就只是一個象徵著存在主義思想的符號。我要在這個保留著存在主義氣息的氛圍中梳理我有關存在主義的思想，為我的存在——人本主義教育觀和治療觀做一次追根溯源的總結，深化我有關選擇與心理健康的關係的思考。
   在我看來，存在主義的核心概念如：自由選擇、作為（或說行動）、責任等等，都與個人的心理衛生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心理健康和心理保健的重要性，但是，卻很少有人知道個人的自由選擇在心理健康中的重要性。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健康是與我們的選擇緊密相關的，比如，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會有相對健康的身體，而選擇健康的人生態度就會有健康的情緒與心理狀態。
   很多人有一個誤區：認為一個人是否產生心理困擾，取決於他所遇到的事件，例如下崗就會導致痛苦。表面上看，前後兩者之間似乎的確存在著因果關係，但是，如果大家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樣的現實：下崗固然會導致痛苦，但是，卻只會在極少數的人那裡導致持續的痛苦甚至絕望。
   這說明什麼？有一位叫艾利斯的心理治療家解釋說：不是事件決定人的情緒和行為，而是人們對事件的看法決定人的情緒和行為。換言之，快樂還是痛苦更多地取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而不是事件本身。
   人們很難控制事件的發生，但是，相比較而言，卻可以通過自己的選擇控制自己對事件的看法。
   比如面對下崗，我們可以選擇的看法就有許多：「我下崗了，我這一生完了」；「人生的機會還有很多，我還可以另找工作」；「下崗了，我就有機會嘗試其他工作了」……
   很顯然，正是不同的看法而不是下崗本身導致不同的心情和行為。
   說到自由選擇，我們首先要明白人不可能有無限的自由。從宏觀上看，一個人所處的大的時代背景，如有否戰爭，或所在社會是否有制度上的保障以及人的社會性等都限制了人的自由選擇的程度；從微觀上看，對於缺乏資源的人而言，選擇的自由更是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儘管由於環境和資源的不同，人們能夠做的自由選擇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是，即使是在絕境中，選擇樂觀比起選擇悲觀，選擇作為比起選擇不作為，仍然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心理上的意義，因為那幾乎是人有可能在物質和精神上絕處逢生的唯一希望。
   其實人總是在選擇的，只是由於很多時候這種選擇發生在無意識中，因此我們自己往往不知道。就如同物質守恆一樣，精神也同樣是守恆的，我們在無意識中把能量用在悲觀上的多一些，用在樂觀上的就會少一些。而如果我們能夠有一種自覺，也就是主動把更多的能量投放到樂觀和積極的方面，我們悲觀、痛苦甚至絕望等消極情緒產生的可能性就會小許多。
   從操作上看，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學習對事件做資源取向的解釋，即從有利於積極解決問題的方面去對一個事件作出解釋，比如：「下崗雖然是一件很糟的事，但是，卻給我提供了一個了解自己潛能的機會。」
   我們改變不了生活中已經發生的事件，不可能讓時光倒流、重新活過，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改變對事件的態度——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悲觀的還是樂觀的，絕望的還是充滿希望的。這種改變可以使我們的生活發生質的變化——或重新充滿希望，或從此墜入深淵。
   每個人的選擇在其個人的命運中有很重要的意義，這其中也包括個人的身心健康。很多時候，我們今天和日後的健康狀況——生理的和心理的——都取決於我們昨日和今日的選擇。
   健康的心理是負責任的選擇的結果，你選擇微笑面對生活，你選擇積極解決你所面臨的問題，你選擇負責任地對待自己選擇的結果，你就一定會擁有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