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當下文學批評引向死穴的是霸王硬上弓的做派。
1月23日的上海《文匯報》刊發了兩篇文學評論文章。一篇是魯太光的《文學批評的第一要務是守住底線》，一篇是汪湧豪的《如何抵達理想的文學批評——由賈平凹的創作及相關評論談起》。在魯太光的正文開始之前，《文匯報》還加了一個「編者按」：「開年伊始，評論家魯太光一篇針對賈平凹長篇小說《山本》的批評文章《價值觀的虛無與形式的缺憾》，在文學界和評論界引發熱議。在此之前，《山本》幾乎收穫了評論界的一致好評。對於文學作品的評價本該見仁見智，而當『交口稱讚』成為文學評論常態時，值得反思的，也許就是文學批評本身。文學批評出了什麼問題？本期文藝百家，我們邀請魯太光和評論家汪湧豪分別撰文，對這一話題進行深入分析和探討。」
讀完了《文學批評的第一要務是守住底線》後，從我的資料庫中查出了原刊於《文藝研究》2018年第12期的《價值觀的虛無與形式的缺憾——論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山本>》。該文近1.5萬字，我用了近3個小時的時間作了認真的研讀，並在原文的行文間作了「色抹」——我讀書有用紅藍筆勾畫的習慣，但電子版的沒有那個方便，就只好用色彩抹了，權作「勾畫」。通過認真的研讀，反覆琢磨，終於讀懂了魯太光的文章，為他犀利的思想和幹練的文筆點讚！
其實，對高產作家賈平凹創作問題的批判早已有之。2015年2月，湖南大學出版社就出版了由李斌、程桂婷編著的《賈平凹創作問題批判》，收錄了各路文學評論作者對賈平凹創作問題的批評文章共55篇。專門輯錄了對賈平凹長篇小說《秦腔》《懷念狼》《古爐》《高興》等的批評文章；還專門開設了「散文批判」「文化的困擾」「欲望宣洩與女性褻瀆批判」「創作觀念批判」等欄目，收錄的批評文章也不少。最為有意思的是，該書還專門開設了「楊光祖的激揚文字」「唐小林的直言不諱」「李建軍的理性投槍」3個專輯、共15篇文章，較為全面地針對賈平凹創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切中肯絮的批評，該書出版後在讀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賈平凹早期的作品我比較喜歡，收存的也最多。後期的幾部長篇，幾乎讀不完就放手了，什麼原因一時也沒有弄明白。他的《帶燈》《極花》是專門從網上淘來收存的。出了錢，書到了手，瀏覽了目錄、前言和後記，然後試讀了部分章節，少有「悅讀」之感。遇其他新書來，就只好委屈了賈先生作品——上架收存了。散文方面，早期的作品幾乎都讀了，收存了。後期的《定西筆記》是十分認真地讀了的。
《文匯報》「編者按」給我的追問是：批評界對賈平凹創作存在的問題，早就有發聲，且《賈平凹創作問題批判》出版也不過是近幾年，怎麼會因為一篇魯太光的文章就會得出了「引發」那樣的結論？難道如《文匯報》這樣的報紙也不知道當前文論界的情況？
魯太光的文章裡，有一個觀點倒是頗新的。他說，評論家從宏觀上面對文壇時，總是面目嚴肅，言辭犀利，把中國當下的文學創作說成病入膏肓，問題叢生，而面對具體的作家作品時，卻又往往含笑晏晏，天花亂墜，個個是好作家，篇篇是好作品。「這種『打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文學批評的病象：一是把批評變成了廣告，二是把批評變成了朋友圈點讚。」在同期的《文匯報》上，還發表了汪湧豪的文章：《如何抵達理想的文學批評——由賈平凹的創作及相關評論談起》。該文開篇即說「今天的評論界，評論家與作家之間似已形成了某種固定的『對位』關係，如重量級對重量級，這使得有的評論家似比作家本人更急切地期待並樂於在這種時候應該應景出場，這實在是很要不得的事情。」汪先生的這一論斷可謂一針見血，一劍封喉啊！造成「對位」現象，其背後的原因固然複雜，但有一點是不可避諱的，那就是與當下中國評論體系的認知錯誤有關。一方面是那些「高大上」的評論家們（主要是所謂的「學院派」）偏執地認為，中國的文評只有他們說了算，他們的「評」即為「定」。這裡的「定」是定位，給作家們定位，同時也是給評論家自己定位。定位後的作家、評論家就成了「老大」，成了「一尊」，其他人如果要多喙，幾乎都是自找沒趣，有的甚至是「自取其辱」。輕一點的遭到定位評論家的白眼，重一點的遭圍攻、「判決」。文學評論界這種霸王硬上弓的做派，才是評論事業發展的死穴。另一方面，在維護「高大上」評論家睜眼說瞎話的「形象」上，我們的某些大學科研機構，報刊社的「執牛刀」者，為他們的瞎說定位無限且無償提供了耀威的靶場和豐裕的版面，而對來自底層、「非派」草根的洞見置若罔聞，根本不屑一顧。這些人、事「榮幸」成了損毀文學評論生態的幫兇。
在當下的文學評論界，「草根評論」的聲音不是沒有，而是被「位定」了的所謂評論家大咖們屏蔽和囹圄了。我們當下要緊的是儘快修複評論界的良好生態，給文藝百家爭鳴提供一個雜花生樹的空間，否則，再來無數個「引發」也只是那幾位評論大咖的霸王硬上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