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李文亮的去世，讓很多人痛心不已。
其實，這樣普通而不平凡的中國醫生，在我們身邊很多很多。
在這抗疫期間，我在家看了一本紀錄片《中國醫生》，他們時刻準備被依賴，時常被抱怨，卻沒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們。
我們抗拒996，醫生的日常是007
朱良付，是一位腦血管主任醫生，每天都要面對我國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腦卒中。
腦卒中，又稱「中風」。一旦發病，6小時以內得不到有效救治，就會引起偏癱和死亡。
這6小時內，醫生的每一個判斷和決定都是為患者爭取生還的機會。
為了讓病人得到及時救治，朱良付醫生和他的團隊們設立了綠色通道，希望團隊行動可以像軍隊一樣高效。
為此每個流程上的醫生都要輪流住院值班，只為了能夠及時拔刀出鞘。
朱良付醫生是整個綠色通道項目的組長，不管多晚接到救治電話，他都會第一時間趕到醫院去。
當然除了綠色通道的工作，他還有普通門診要做。
他的工作強度非常大。有一次到了夜裡12點多，他還有16臺造影要做。
直到早上5點，他才得以休息。
同為醫生——朱良付的同事，不禁道：「我絕不讓自己的孩子做醫生。因為太沒有生活樂趣了。更不用說管自己的小家庭了。」
作為醫生，他們不僅管不好小家庭，還管不好自身的身體。
他們常常告誡我們：要飲食規律，作息規律，不要熬夜。
但，心塞的是，他們自己卻常常忙得沒有時間喝一口水，吃一口飯，沒有足夠的睡眠。
朱良付醫生說，「我很擔心自己哪天就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
我的家庭責任沒有盡到，我的醫療責任沒有盡到。
國家要培養一個像我這樣的主任醫師需要差不多25年的時間。如果，我死了，就是浪費國家資源。「
「國家資源」四個字，讓我想起陶勇醫生。
年僅39歲，就已經是國內頂尖的眼科醫生，碩士生導師，目前已獲得3項國家專利，還發表了48篇SCI論文的陶勇醫生。
私下裡，他還會給患者貼錢動手術。
但這樣的人，卻被無知的醫鬧毀了。
一把普通的菜刀，把他砍得遍體鱗傷，也讓他或許再也沒有機會上手術臺。
但清醒後的陶勇，當得知全國人民深陷肺炎之中，帶傷錄製了10分鐘的音頻，希望鼓勵大家不要被苦難打倒。
最後一句，不就是他行為的寫照嗎？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個人的臉龐。
不攻克白血病，醫生也做不下去了
大部分人一想到白血病就會感到恐懼，這是愛情悲劇中女主角經常患的病症。
但自2000年以來，孫自敏就帶領她的團隊通過非血緣臍帶血移植，攻克了臍帶血移植植入率低的難題。目前，她已經成功救治了900人的生命。
這一個個鮮活生命的挽救背後，是孫自敏24年來不能忘記的遺憾和對醫生職責的堅守。
在1990年，孫自敏（從業3年）做了血液科15年的白血病的回顧分析。結果，讓她心裡感覺非常悽慘。
所有的，患了急性淋巴型白血病的病人都死了，只剩下1人。
最後，連這1人都死了。
在她看來，這意味著她們這些醫生這些年來的努力等於白幹。
很長一段時間，她都不想當血液科醫生了。因為，她每次查房看到的都是蒼白的臉，無力的笑容，毫無生氣的病房。
作為一名醫生，再苦再累都沒有關係，但沒有成就感，真的很難以堅持下去。
3年後（在她從事血液科的第6年），曾經的髮小患了白血病成了她的病人。
最終，她的髮小還是離開了人世，這也成了她最大的心病。
自那以後的24年裡，孫自敏常常為自己沒有辦法救治她而後悔。她常常想，如果她可以晚走10年，自己就可以救她了。
自那以後，她立志一定要攻克白血病，如果她不能攻克白血病，她這個醫生也做不下去了。
我們常說「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堅持，而是堅持才會看到希望」，在她身上得到最好的印證。
終於在2000年，即在她發小去世的第7年，她終於用臍帶血移植救活了一個小女孩。
當時，她根據國外臍帶血移植的案例摸索做，開始很順利。但移植的第10天，女孩子體內的新造細胞數就往下降，還開始發燒。她很害怕，很無助，還為此和很多專家探討。但是，他們都沒有做過，也給不了什麼建議。
那個時候，連孩子的父母都在樓下說「治不好，就讓我們帶回家吧。」
她堅決拒絕，說「不能帶回去，再給我兩天時間。」
在當天晚上10點，她讓醫護人員打了10ml甲強龍。
或許，她的不斷堅持，感動了上天。
第二天，奇蹟終於發生了，小女孩體溫降下來了。
最終，孫自敏迎來第一個成功案例，長久的堅持終於得到了應有的回報。
醫生比任何人更在乎患者的生命
南京鼓樓醫院，有一位非常帥氣的燒傷科住院醫生，徐曄，人稱現實版江直樹。
一天，他們接到一個因煤氣罐使用不當，而造成95%皮膚燒傷的患者，老劉。
老劉，59歲，老伴和他在這次事故中一起燒傷，有一個獨生子。
對於皮膚燒傷的病人來說，植皮手術是防止感染的關鍵。
但是，每次植皮都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植，這意味著要患者要進行多次手術，也意味著患者的家人要花上百萬的費用。
這對於普通的家庭，是一筆不小的開銷，更不用說一個獨生子。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徐曄和家屬做了三次比較正式的交流，每次的焦點都停留在「錢」上。
徐醫生希望老劉那雙燒傷比較嚴重的手，可以進行植皮手術，這是老劉能活下去的關鍵。
因為創面不關閉，後期是非常容易感染的。
為此，他還從醫院的基金會申請了2萬元。
但老劉兒子考慮的是，做完手術後，還有一個恢復的經費問題。他已經花了20W，手術後還要20萬。
本來他剛買了房子，還辦了各小廠。如果現在賣虧太多了。
最終，醫學的瓶頸沒到，人心的瓶頸卻到了。
老劉，被強行安排出院。
之後的一兩個星期，徐曄都會在老劉的病房裡呆一會。
他知道，老劉會像一個月前的病人一樣，因放棄植皮，而離開人世。
徐曄只能這樣開解自己：我不希望他死，我希望他可以好。但是，對老劉來說什麼才是好呢？我救回了他的性命，但他渾身是瘢痕，生命質量、家庭質量都下降，這難道就是好嗎？我判定的好，未必是真的對他好。
醫生，往往是那個最不想病人有事，最不想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人。
寫在最後：
謝謝朱良付、孫自敏、徐曄等醫生們，雖然受制於醫療的局限性和生命的規律，但他們仍在絕望中爭取每一份希望，只願我們能更好的活著。
最後，也希望疫情早日過去，也祝願我們所有出徵前線的醫生和依舊堅守在原崗位的醫生能夠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