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方國家發生的兩大政治事件令人矚目。一是美國的「民主之春」抗議示威活動。抗議者隊伍4月2日從象徵美國獨立的費城獨立鍾出發，步行10天抵達華盛頓，在國會山前集會示威，抗議金錢操縱美國選舉以及政府的不作為，要求改善民主，結束金錢政治，保證公正選舉。這一運動4月18日在當局的打壓和媒體的漠視中黯然結束。二是法國的「黑夜站立」社會運動。該運動源於一場針對法國政府新頒布的《勞動法》改革方案的抗議示威。自今年3月31日晚在法國巴黎共和國廣場開始，至今已持續一個多月。隨著時間的推移，運動的主題逐漸擴展至社會治理、選舉制度、難民問題、恐怖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等多個領域。目前整個運動已經從巴黎蔓延到了法國的70多座城市，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深入分析研究這兩大政治事件及其深層次原因，有利於認清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質，澄清一些模糊認識和錯誤看法。
一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民眾上街要求民主，聽起來似乎有點荒唐，因為在一些把西方民主制度奉為圭臬的人看來，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最優的民主模式，代表著人類政治的發展方向，乃至「歷史的終結」。多年來，西方國家一直高舉「民主」旗幟，將西方的民主模式當作「普世價值」和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並且一度要求其跨國公司於海外投資時，必須承擔推廣其「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責任。同時，把不同於他們的民主政治制度打入另類，煽動民眾搞街頭政治。「民主」已成為少數西方國家維護國家利益、實現霸權統治的政治工具。然而，幾十年來，經由西方民主化改造的國家，不僅沒有更民主、更自由、更穩定，很多國家反而陷入政治動蕩、社會動亂，人民流離失所。「民主化」成為禍亂世界、製造社會分裂與國家動蕩的根源。「民主之春」「黑夜站立」等社會危機，更加充分地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難以克服的弊端。
首先，西方民主已經淪為一種民主形式掩蓋下的金權政治。經濟全球化、自由化加劇了社會兩極分化，窮人不僅遠離財富，遠離自由，同樣也遠離了民主。美國的民主已成為金錢和權利的遊戲，普通人則只是這場遊戲的旁觀者而已。美國《紐約時報》和全國廣播公司聯合調查顯示，至少有84%的選民認為，如今的美國選舉中流入了「太多金錢」；85%的人認為，除非改革或是徹底重建美國的選舉制度，否則無法改變「金錢政治」這一現實。在「民主之春」抗議活動的參與者看來，當前美國政治決策機制很大程度上被金錢綁架，華爾街的利益集團不斷侵蝕決策集體，使用金錢支配他們「在政府中的僕人」。在當今的西方社會，政府被資本俘虜，權力與錢力聯姻，使所謂民主政治岌岌可危。據《環球時報》2015年9月25日報導，91歲高齡的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做客電視訪談節目時，稱「美國民主已死」。他表示，現在即便得到參選機會，他也沒有能力參加總統選舉，因為美國政治體系已經扭曲成為一種基於龐大資金支持的「寡頭政治」體系，該體系「將有能力但卻缺乏經濟後盾的參選者拒之門外」。今年參選的川普更是在電視辯論中說：「所有政客都是資本家的狗，希拉蕊收我的錢所以要給我幹事，在場這些和我辯論的，幾個沒收過我的錢? 」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也說：「我們生活在一個骯髒的時代，億萬富豪正在收買選舉和候選人。」
其次，西方的民主政治實質上成為「財團政治」「寡頭政治」。西方的選舉制度，決定了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有能力提供巨額選舉資金的只有財團。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政府與金融財團、金融寡頭是緊緊綁在一起的。上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運動的高漲和70年代「水門醜聞」對美國政治制度重擊之後，美國曾對政治捐款上限作出設定，這對金錢政治起到過一定矯正作用。但是，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屬言論自由的一種」為由，裁定政府限制企業、工會等的政治捐款為違憲，導致「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興旺，金錢從而可以曲線施展其政治權力。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進一步取消了個人對候選人和政黨的捐款上限，這意味著有錢人影響政治的「言論自由」得到了更好的保證。「民主之春」運動和前幾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反映了美國民眾對美國當前政治生態的深刻理解。抗議者們意識到：統治美國的實際上有雙重政府，一是作為「面具」的政府：白宮、國會、最高法院；另一個是掌握真正實權又不受任期限制的政府：大財團、大資本家。越來越多的美國選民認為億萬富翁和大財閥、大企業才是美國大選的真正玩家。
再次，資本自由和大眾平等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平等是西方國家最喜歡標榜的觀念之一。從西方啟蒙運動開始，平等就是啟蒙的要素價值之一，是資產階級在上升時期成為廣大中下層大眾利益代表的一面旗幟。但隨著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上升到統治地位，就在以資本為核心的社會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合中，逐漸以單向度、同質化的方式不斷突出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價值，尤其把自由強調到難以復加的高度，而平等的價值則逐漸處於自由、民主的附屬地位。當社會大眾的平等要求與壟斷資本的自由原則相衝突時，大眾的平等要求就必須絕對服從資本自由的制約和規範，甚至會被納入為社會主義「敵對意識形態」而加以攻擊。於是，在歐美發達國家，自由成為核心價值，甚至中產階級以下的人民大眾長期以來也都「被自由」了。自由壓倒平等成為西方社會最主要的核心價值之一。這次「民主之春」抗議活動，美國民眾通過公開反對不平等的金錢政治形式，要求在資本自由與大眾平等之間作出新的權衡與抉擇，這必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國家所推崇的平等只是針對封建社會階級特權的形式平等，即機會、程序等方面的平等。在自由主義者眼裡，事實平等既無可能，也無意義，除了導致抹殺個體差異和營造社會的懈怠之風，別無裨益。
第四，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的矛盾愈發尖銳。西方自由與民主本質上存在衝突，尤其是在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的矛盾更加突出。西式民主說到底是為資本集團獲取巨額經濟利益服務的。在令人目眩的民主政治博弈背後，終究是選票敵不過鈔票，「一人一票」敵不過「一元一票」。正是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存在本質上的衝突與矛盾，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有熱鬧的形式，而實質都集中到經濟自由，各類大資本所組成的利益集團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正是由於大眾不滿徒有虛表的民主形式，因而對投票選舉的熱情不斷降低，對政黨、政客的不滿與日俱增，不僅有激烈言辭，而且有激烈的行動，西方政權的合法性正面臨危機。
尤其讓人深思的是，面對「民主之春」，美國主流媒體選擇集體失語，凸顯了其「新聞自由」的雙重標準。如果某個發展中國家發生類似的街頭運動，西方媒體早就鋪天蓋地「滾動式」報導了，並且多半會不斷以支持態勢和渲染性報導挑動民眾情緒，其結果是遊行示威在和政府對峙中變成流血衝突，然後西方國家又會對該國政府進行幹預製裁，從而進一步鼓動民眾情緒和街頭政治。在這種輿論環境和外界壓力下，政府根本沒有機會在良性狀態中恢復正常的法律和秩序，以至最終導致全面失控——這幾乎成為近年來發展中國家街頭運動在西方媒體和政府干預下的固定模式。與之相反，發展中國家媒體則很少會因為這樣的內政去指責幹涉西方，即便有一些指責之聲也難以造成影響。這是因為目前的國際傳媒和信息控制權實際上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這樣的輿論環境使西方國家的政府能在相對穩定的條件下及時恢復其法律和秩序。
在「民主之春」示威抗議活動中，華盛頓警方共逮捕了1420人次的示威者，抓捕人數創下了華盛頓當地的歷史紀錄，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肯定會被西方媒體嚴重政治化和妖魔化。但發生在美國，媒體就非常「寬容」。標榜「新聞自由」「客觀公正」的西方媒體，實際執行的是雙重標準。正如「民主之春」抗議活動參加者亞歷克斯所說，美國主流媒體此次集體「失語」並不令他感到意外，「因為報導反『金錢政治』抗議活動不符合這些主流電視臺的利益」，「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為例，它的母公司時代華納公司是民主黨總統競選人希拉蕊·柯林頓的第八大政治獻金提供者。有線電視新聞網當然不會願意去碰觸這些反對政治獻金的抗議活動。」而美國最大的有線電視傳輸公司康卡斯特是國會重要的利益集團，是兩黨的重要捐贈者，同時也是微軟全國有線電視廣播公司的母公司。
二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接連發生一系列令世人震驚的事件：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不斷加深，美國信用評級近百年來首次遭下調，因兩黨之爭國會不給撥款，聯邦政府曾一度被迫關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惡化，難民危機又雪上加霜；英國爆發幾十年未見的大規模街頭騷亂，「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迅速蔓延全美和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甚至個別北歐國家發生多起震驚世界的嚴重暴力、槍擊或大規模騷亂事件。種種亂象表明，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下，西方國家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制度性危機。
經濟難脫困境。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各國經濟不僅復甦乏力，而且深陷高負債和低增長的泥潭。據統計，美國一半以上的州債臺高築，有的州瀕臨破產，只能靠舉債度日。更糟糕的是，目前根本找不到解決問題、走出困境的辦法和出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經指出，「因金融系統過錯造成的損失正由社會均攤，收益卻進入私人腰包」，「這是扭曲的經濟」。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坦承：「大銀行和高收入的富人們雖已享受到『經濟復甦』，而實體經濟的中小企業和相當大一部分勞動力，卻無法擺脫經濟困境並且仍然在艱難中掙扎」。這種現象，折射出西方經濟制度的本質：一方面，虛擬經濟過度扭曲發展；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空洞化傾向明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產業分工的浪潮下，把大批製造企業移師海外，結果是企業雖然實現了資源全球配置和利益最大化，但國家卻出現了產業空心化。以英國為例，工業在經濟中的比例僅約21%，以金融為主導的服務業產值則超過70%。產業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國家應對危機、實現增長的能力。「民主之春」「黑夜站立」以及之前的英國騷亂、「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發生，同其長期以來扭曲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金融服務業的異化有很大關係。
政治弊端凸顯。從「佔領華爾街」到「民主之春」，民眾將矛頭直指美國的政治體制，呼籲「將金錢踢出選舉」「清理與資本相聯的政治體系」，要求國會立即採取行動，「結束政治中的巨額金錢腐敗，保證自由公正的選舉」。西方國家的政治實際上已被選舉政治劫持，金錢的力量已深深操縱和扭曲了政治過程和政策制定。受限於金融資本和利益集團，政客們見風使舵，而不顧經濟規律和國家長遠發展需要，因為「連任比責任更重要」。以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問題為例，債務危機前，有些國家為取悅選民、爭取選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債務；債務危機發生後，受國內政治矛盾牽制，以及受到歐洲國家與歐盟政治決策之間衝突的影響，債務危機久拖不決，引發民眾對現存政治結構的不信任和對政治體制效率的質疑。
社會動蕩不安。「民主之春」「黑夜站立」抗議活動的迅速蔓延，暴露了西方國家社會領域中存在的諸多矛盾。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經濟持續低迷，同時也加劇了社會福利減少、失業人口增加、生活水平下降、貧富差距擴大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觸發了社會的諸多矛盾和不穩定因素。金融危機以及反危機緊縮財政措施，使西方國家久已存在的福利、就業、移民等問題凸顯、激化，導致民眾示威遊行不斷，社會發生動蕩。2010年以來，先後爆發了希臘反緊縮示威及騷亂、法國數十萬民眾反對提高退休年齡的遊行和多行業大罷工、英國民眾抗議學費上漲、西班牙民眾抗議高失業率以及全歐反對削減社會福利大遊行等大規模抗議活動。在西方發達國家風起雲湧的「佔領運動」中，主要的一線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衝擊。為了轉嫁危機，美歐等西方國家以實施人道主義援助、保護人權等各種藉口，發動多次戰爭，造成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西亞北非局勢持續動蕩，給世界形勢帶來諸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