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一財網
近年來，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到科研界，中國科研的論文數量和專利成果也呈爆發式增長，科研界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但危機往往會被喧鬧的繁榮掩蓋，在鮮花背後，中國科研暗藏著哪些危機？科研體系又有哪些弊病？
第一財經專訪在國內外有20年科研經歷的博士後李娓，探討目前中國科研體系的現狀及其弊病。
李娓2001年進入大學校門，2005~2011年在華東理工大學發酵工程碩博連讀；2012~2015 在美國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從事博士後研究；2019至今繼續在萊斯大學從事微生物代謝工程的研究。
遊走於中國與美國科研界，20年間她也曾跳出科研體系創建公司，據她觀察，中國科研界在20年間有了飛躍式的發展，可以說是從「一片蕭條」到「繁花似錦」，但也免不了有各種弊病，有些是中國科研界「獨有的」，有些則是「世界通病」。
李娓認為，如果不跳出中國科研圈，很多「病」難以發現，包括導師權利過大、學生智慧財產權得不到保障、圈子現象、唯論文論等。「避免裙帶關係和大樹下面好乘涼的現象，更加注重學生和老師之間權利和義務的平衡，以及設計更有彈性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是目前中國科研圈急需作出的改變。」她說。
大樹底下好乘涼
第一財經：你在中國取得博士學位，如今在美國大學搞科研，從你的經歷來看，你認為目前中國的科研體系存在哪些弊病？
李娓：現今我在美國萊斯大學做科研，如果沒有脫離中國的科研體系，我可能也不會意識到其中的弊病，因為人如果一直處在同一個框架下，即使意識到這個框架不合理，也很難想到如何去改變這個體系。
首先，中國科研界有出大樹下面好乘涼的現象。中國的科研團隊像一棵大樹下面有很多小樹，一個課題組通常是由一位比較厲害的大老闆帶一群老師（俗稱「小老闆」），他們的科研經費和成果都是共享的，更容易有一些裙帶關係。而在美國，科研是相對獨立的，一個導師負責一個團隊，帶領科研人員、博士生、碩士生做項目。
第二，智慧財產權方面。我在中國和美國都申請過幾個專利。在中國，專利所有權歸學校所有，因為我們是拿著學校的課題、經費、資源在做研究，當時對此也沒有疑義。
後來到了美國才知道，專利權益可以在發明人之間按照比例分享，導師根據每個人對課題的貢獻把比例確定下來，這樣就避免了日後在獎勵方面的糾紛。我在萊斯大學的課題組曾經向歐洲轉讓過一個專利，每個參與者都獲得了一定經濟補償。
我認為，中國學生在校期間申請專利的規則還有待改善。
第三，論文是最重要的考核標準，以及其掛名方式還有待商榷。中國有很嚴格的晉升制度，要達到一定的成果才能獲得職稱上的晉升，並且科研小組的架構讓課題組任何一篇發表的文章都可以帶上這個課題組所有人的名字。中國副教授、博導、教授晉升對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有一定的數量和質量要求，但很多時候，他們並沒有親自參與具體科研項目，但鑑於是在同一個課題組就可以掛名。我認為這對於課題的主要貢獻者有失公允，對整個師資隊伍的建設也是不利的。
第四，中國高校導師對學生能否畢業和拿學位的話語權太大，學生相對被動。很多理工科專業，為了統一標準和方便考核，學術委員會對學生的畢業和學位獲取都有具體的研究成果考核，如發表專利、期刊數量和所發期刊在專業內的影響力都有要求。而實際操作過程中，學生的文章能不能發、發哪一種期刊都掌握在導師手裡。
目前高校的狀況是僧多粥少，博導多、博士生少，很多導師會利用自己的權力留下比較能幹的博士。學校規定碩博連讀4~5年可以畢業，但真正4~5年畢業的人少之又少，延期畢業已經成常態。如果規定的畢業期限脫離現實，可能要以更彈性的標準來衡量學生的科研成果。因為學生，尤其是博士生也有自己的人生和職業規劃，畢業遙遙無期會影響學生對自己的規劃。
美國的教授制度與中國不同。美國的教授到一定階段就成為終身制，不涉及升遷，只涉及經費申請，對文章的要求也沒那麼嚴格。如果一個學生的研究成果沒辦法在期刊上發表，但又是值得認可的，導師可能就會放他畢業，讓他拿學位，這種相對彈性的制度，不太方便去考核，但是更人性化。
第一財經：在科研領域真正有創造能力的是年輕人，因為年輕人腦子中沒有條條框框、無所畏懼，現在中國科研體系的氛圍是否會壓抑年輕人的創造力？
李娓：其實在國內外科研領域，有熱情有創造力的人年齡跨度很大，其中最有活力的人群當然是年輕人。但現有的一些科研風氣，確實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和年輕科研工作者的開創熱情。
首先是創新大軍的學生和年輕的科研工作者是否能得到有能力、懂欣賞的導師的實質指導。在中國的科研團隊架構下，有能力的導師的學生可能無法獲得自己導師的親自指導，多數學生的具體指導工作都是小老闆代勞的，這或許也能出成果，但很多學生在報考導師的時候，是衝著導師的科研能力和行業聲望去的，部分人進課題組才發現自己的直接指導老師另有其人，在比較大的科研組裡是很普遍的現象。
另外，學生和年輕的科研工作者能否得到合理的激勵也會影響他們的工作熱情。我在萊斯大學的導師就曾開玩笑說，如果專利項目轉讓或授權，按比例我們參與者至少可以買一輛豪車。這至少說明從科研成果轉化的角度，美國的體系更能保障每一個貢獻者的合法利益。而我自己在華東理工大學期間申請的專利授權了，我都不知情。科研工作很苦很艱難，高校無法提供等同於企業或國外科研機構同樣的報酬，這也間接導致了人才流出。
繁榮與危機
第一財經：某國家級科研機構負責人曾撰文稱，中國科研表面看起來一片繁榮，但實際上多在搞跟班式科研，如果這樣下去是深藏危機的，你如何看待中國科研目前的「繁榮」與「危機」？
李娓： 我從2001年入學至今整整20年，回顧這20年，中國的科研已經有了質的突破。剛進學校的時候，我們確實有很多東西跟著別人後面做，但近幾年來，中國有很多自主創新的成果，尤其在應用創新方面。
以抗癌藥物為例，由於中國政策的靈活性和相關科研經費的大量投入，近幾年來中國抗癌藥物的研發、上市比美國要快。美國的藥物研發體系很完善，但制度性很強也不夠靈活，很多東西已經在臨床試驗階段，但還需要很長的周期才能出成品。相比美國，中國政策的靈活性和科研投入的力度是一個好現象。
當中國在基礎研究領域還沒有超過歐美時，發展應用研究和政策的靈活性可以起到帶動作用，當整個環境繁榮起來之後，科研機構才更有能力做一些基礎科學的研究。
所謂的「跟班式科研」只是部分現象。以前項目立項，國內有些項目會參考國外相關領域的研究動向，有人云亦云的現象。我認為，這種不規範的現象永遠只是個別情況，總體來說還是積極的、正面的，大家都在認真地尋找自己的方向，做自主創新。
第一財經：中國科研為什麼在基礎研究方面遲遲未能取得突破？
李娓：首先，與近幾十年來中國的發展速度有關，學術圈也有浮躁的現象。
其次，中國科研的考核標準很高，希望達到國際一流，但在基礎研究方面我們很難在短期內超越歐美國家，只能從應用角度做一些創新，才能達到這麼高標準的評判要求。
近年來，中國在應用創新上做得特別好，原因在於中國的科研經費比較多，國家支持的力度也比較大。當整個行業繁榮起來，資金和人才都到位時，中國的基礎研究很快就會有一些成果出來。
現在也有一些科研人員拿到經費後，一部分用於完成經費要求的內容，另一部分用於做基礎研究。如今中國的科研人員已經有條件做基礎科研，而不是像2000年以前，當時很多人有理想做基礎研究，但條件不足以支撐理想。
科研亂象
第一財經：目前，論文是中國科研人員晉升和考核的最重要指標之一，是否也由此引發了一些科研界的亂象？
李娓：2000年時流行一句話「熬成副教授」，這意味著當時高校老師幾乎什麼都不做，只要熬資歷就可以做到副教授，但2000年後高校之間的競爭加劇，國家重點實驗室也要評分，如果評分不夠就要摘牌子，老師的壓力倍增。
我在做博士期間，很多論文和成果都掛了大師姐名字，把她作為通訊作者（直接指導），自己直到論文發表的最後一刻才「被通知」。實際上，大師姐並沒有直接指導過我的研究工作，也沒有參與論文的撰寫和修改。大師姐沒有參與我的論文卻署名了，一些真正為我的論文做過貢獻的同學卻沒有署名。當時我們當然會不服氣，但也沒有辦法、無能為力。
第一財經：你如何看待科研界蹭熱點、發論文的現象？
李娓：科研界蹭熱度、做補充研究，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像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美國要求，除了和新冠病毒相關的研究，所有的工種都要停工。我的一個朋友在美國頂級的癌症中心做研究，他們實驗室在此期間也想發一篇跟新冠病毒基礎研究相關的文章，可以套得上病毒在人體中的免疫激活反應。如果可以發文章，他們就可以拿到相應的經費。
第一財經：科研界也存在「圈子現象」，你怎麼看？
李娓：我在美國萊斯大學的課題組不斷有國內高校的訪問學者過來，有些課題組有一兩個有威望的學術帶頭人，這個組就可以快速發展起來，這就是這個圈子裡的潛規則，有威望的學術帶頭人就像老鷹一樣會保護下面的人。
其實這也可以一分為二來看，有威望的學術帶頭人對行業有特殊的貢獻，他們對事情的把握比一般教授準確、有效，但也會有魚龍混雜的問題。科研圈裡常說年輕的科研工作者如果「站錯了隊就會很艱辛」。
第一財經：用項目圈錢的現象在學術圈普遍嗎？
李娓：利用項目圈錢也是科研圈的「世界通病」。科研經費的投入，或者企業對項目的研發投入，很難用統一、簡單的標準評判，這個時候就要看項目負責人怎麼去包裝它。在美國學術圈，晉升為教授後在學術方面的壓力比較小，但需要獲得經費，養活手下的科研人員，所以這些教授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市場營銷。中國的經費來源更多，這種現象難免會有一些。
第一財經：你能否總結一下，中國科研體系要想做到真正的、長久的繁榮，目前急需作出哪些改變？
李娓：第一，要避免裙帶關係和大樹下面好乘涼的現象；
第二，要更加注重學生和老師之間權利和義務的平衡，不能完全由導師來掌握學生的生死大權，要更關注學生的學術權益，尤其是在校生學生的權益；
第三，中國在經費取得方面整體來說還是不錯的，但縱向經費分配肯定會有一些不公平現象，這也不是中國學術圈獨有的，很難一下子改變；
第四，論文作為最重要的考核標準其實是有待商榷的，因為有些東西很難發好的文章，但並不代表它沒有價值，需要更有彈性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