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日本侵略中國的圖謀由來已久，16世紀的豐臣秀吉、18世紀前後的佐藤信淵、19世紀前後的山縣有朋等人逐步細化對華侵略擴張的戰略構想。從1874年進犯臺灣開始，日本每隔幾年就要發動一次對外侵略戰爭，其中大多是侵華戰爭。近代歷史上的日本，主要是靠侵略中國發戰爭橫財致富的。完全可以說，近代日本是一個戰爭暴發戶。「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侵略者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由此使中國人民蒙受了一場巨大災難和空前浩劫。
日本侵華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從明治維新後不久的1874年發動侵略中國臺灣島的戰爭開始，每隔幾年就要發動一次對外侵略戰爭，特別是侵華戰爭。在近代史上，日本是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次數最多，屠殺中國人民最多的國家。可以說，日本是世界近代最富於侵略性的國家之一，近代日本史完全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對外侵略、主要是對華侵略史。
一、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傳統與「大陸政策」的形成
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個武士政權———鎌倉幕府，從此開始了長達近700年的武士統治時代，從而逐漸形成了專事徵戰殺伐的武士階級。日本的武士階級崇尚「武家習氣」與「弓矢之道」，這也就是「武士道」，它罩著儒雅而彬彬有禮的外衣，內心則兇殘而殺人不眨眼。在武士統治的數百年間，「武士道」精神一直被日本統治階級作為社會倫理的主要內容加以宣揚，並受到廣泛的崇拜。
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由於不徹底性，最後導致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天皇制政體和武士道精神相結合的明治政權的產生，這為日本後來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埋下了禍根。明治政府成立後，實行「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政策，進行資本主義改革，掀起學習西方的運動。在政治思想領域，竭力推崇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軍事領域，海軍以英國為樣板，陸軍以德國為榜樣，加速推進軍事改革。至19世紀末，日本建成亞洲最強大的近代軍隊。
與此同時，日本大力宣揚和發展其封建的「武士道」精神。例如，1878年發布《軍人訓戒》，要求軍人效忠天皇，為天皇而死。1882年頒發《軍人敕諭》，要求軍人遵守「武士道」的忠節、武勇和禮儀。同時，日本軍國主義者在軍事訓練中還用棍棒、皮鞭、劍道、柔道等方法訓練培養士兵的野蠻性格，後來則將「武士道」精神廣泛滲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因而「武士道」精神不但成為近代日本軍人，而且成為日本青少年的倫理道德標準。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精神支柱之一。
在軍事體制上，日本建立了特殊的、有利於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軍隊統帥體制。掌管作戰用兵的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直隸天皇，有事可以不經過內閣而直接上奏天皇，這就使軍事部門具有獨立的特權地位。掌管軍事行政權的陸軍省和海軍省名義上隸屬內閣，但政府（內閣）實際上卻失去了兵權。此外，如果內閣組閣不合軍方意圖，軍部則可以通過不推薦陸海軍大臣人選而使內閣流產；組閣之後，如果軍方與內閣政見不一，軍部又可以讓陸海軍大臣辭職，且不再推薦繼任人選而迫使內閣倒臺。這為日本後來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在體制上創造了條件。
「大陸政策」的提出炮製者：豐臣秀吉、佐藤信淵。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以中國為對象的對外侵略戰爭，其圖謀由來已久。豐臣秀吉（1536—1598年）統一日本後，就處心積慮地要以武力在亞洲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帝國，並提出了攻略朝鮮，進取平津，佔領華北，在東亞大陸列土封疆的對外侵略擴張的戰略構想。可以說，他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最早提出者，並兩次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日本軍事思想家佐藤信淵（1769—1850年），不但是一個「日本中心」論的狂熱鼓吹者，而且還詳細地提出了實現「大陸政策」的具體步驟。他寫道：「天皇大御國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世界萬國之根本。若能以其根本為經緯，則全世界悉為郡縣，萬國君長皆為臣僕」。（［日］《日本思想史》第45卷，第426頁）他在《宇內混同秘策》中提出：「由皇國開發他邦，必由吞併中國而肇始……當今世界萬國之中，皇國最易攻取之地，莫過於支那國滿洲。……故皇國之徵服滿洲，遲早雖不可知，但其為皇國所有，則屬無疑，滿洲一得，支那全國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以韃靼之後，始可逐次而圖朝鮮、支那」。（［日］《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第428、430頁）
1868年3月明治天皇發表的《天皇御筆》，宣稱要「大定國是」，即「繼承列祖列宗的偉業，開拓萬裡波濤，使國威布於四方」。6月，又確定：內閣中負責外交事務的「外國官」的職責是：「國際交往，監督貿易，開疆拓土」。可見，從明治政府開始，日本統治階級的政治、外交就同用武力徵服世界（即開拓疆土）緊密聯繫在一起。
「大陸政策」的完成者：山縣有朋。山縣有朋（1838—1922）進一步發展並完善了豐臣秀吉等人提出的「大陸政策」。山縣有朋青年時代參加過長州藩的軍事改革和討幕布維新戰爭，明治政府成立後，他曾考察過英、法、德等國的軍事制度和武器裝備，回國後，就任兵部少輔，次年升任兵部大輔，後任內閣總理大臣。自此，他一直處於日本軍事權力的核心圈內。山縣有朋把「強兵」看作是「富國之本」。因此，他極力一味採取擴軍措施，不斷增加軍費，迅速推進日本軍隊的近代化，還提出了進攻亞洲大陸的「大陸政策」的「理論根據」：即把日本國疆域稱為「主權線」，把朝鮮、中國等鄰國的疆土視為日本的「利益線」。1882年8月15日，山縣有朋在《軍備意見書》中提出了以中國為「假想敵國」的設想，他認為：「歐洲各國與我國相互隔離，痛癢之感並不急迫。作為日本的假想敵國，並與日本相對抗的是中國。因此，日本要針對中國充實軍備」。（［日］藤村道生：《日清戰爭》，中譯本，第13頁）1890年3月，他在《外交政略論》裡提出日本要與俄國爭奪朝鮮、中國地盤問題。他說，「西伯利亞鐵路已修至中亞細亞，不出數年即可竣工，發自俄都，十餘日便可飲馬黑龍江。吾人須知，西伯利亞鐵路完工之日，即是朝鮮多事之時，即是東洋發生一大變化之機，而朝鮮獨立之維持，有何保障？這豈非正是對我國利益線最有激烈衝擊之感者乎」。（［日］《山縣有朋意見書》，第177頁）12月，山縣有朋就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他在12月6日召開的第一屆帝國議會眾議院上發表施政演說，提出要「發展國力，伸張國勢」。他說，在列強爭雄的時代，「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朝鮮、中國。」山縣有朋把朝鮮、中國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以防止對抗沙俄侵佔朝鮮、中國。可見，日本對外侵略的「大陸政策」，實際上就是以侵略中國為主的政策。
二、日本發動一系列以侵華為主的侵略戰爭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逐漸走上近代化道路，在「富國強兵」的同時，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日趨膨脹，並開始發動對東方各弱小國家和民族的侵略戰爭。
1872年，明治天皇開始親政。10月，日本宣布吞併琉球，設琉球藩，以琉球國王為藩王。琉球本是中國的藩屬國，自古以來與中國有密切聯繫，日本對外侵略擴張，首先拿琉球開刀。接著，日本攫奪琉球國的外交權，由日本外務省掌管琉球國的對外事務。1873年進而以琉球與日本府縣同列，由內務省管轄，其租稅繳納於大藏省。1874年5月2日，藉口所謂「保護日本居民」，派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部3600餘人入侵臺灣，史稱「徵臺之役」。5月7日日軍登陸，當即遭到當地民眾的狙擊。由於清朝政府的屈辱妥協，10月30日，與日本籤訂了《北京專約》三款和憑單一件，最後，以向日本支付50萬兩白銀，換取日本撤退其侵臺軍隊。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後的第一次對外用兵，就是以武力侵犯中國，日本在侵犯中國臺灣嘗到甜頭後，以後半個多世紀的日本歷史，都是圍繞侵略中國這個主軸來展開。當時清朝政府中如李鴻章等人就看出，日本「誠為中國永久大患」。（李鴻章奏摺中語，見《同治朝始末》，第99卷，第32頁）
近代日本的崛起主要是靠侵略中國發戰爭橫財致富的，完全可以說，日本是一個戰爭暴發戶。請看：
———1875年，日本派兵入侵中國的保護國———朝鮮的釜山海域，進而製造江華島事件，威逼朝鮮於次年與之籤署《江華島條約》。
———1879年3月，日本派兵入侵琉球，鎮壓了琉球王的反抗，割斷中國與琉球的傳統關係，將琉球改名為衝繩縣，正式吞併了琉球。
———1882年，日本派兵入侵朝鮮仁川、釜山，迫使朝鮮籤訂《濟物浦條約》。
———1884年，日本暗中派兵在朝鮮策劃甲申政變，一度佔領朝鮮王宮，但由於遭到中國、朝鮮兩國人民的聯合反擊，迫使日本獨霸朝鮮的圖謀破產。
———1894年7月，日本再度藉口朝鮮問題，發動旨在吞併朝鮮、掠奪中國遼東等地的甲午戰爭。日軍攻佔平壤，佔領朝鮮；同年侵入中國遼寧，佔領大連、旅順、海城等地，日軍侵佔旅順時，不分軍人平民，男女老幼，見人就殺，先後屠殺6萬餘人，旅順城僅有36人活了下來。
———1895年，日軍先後侵佔中國山東威海，遼寧鞍山，澎湖、臺灣臺北、臺南等地，迫使清朝政府籤訂《中日馬關條約》和《遼南條約》，攫取2.3億兩白銀巨額戰爭賠款，並割讓臺灣；還取得了新的通商特權權益。日本憑藉巨額的侵略戰爭賠款，以及掠奪的原材料，在20世紀初成了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
———1900年八國聯軍（英、美、法、德、俄、意、奧、日）侵入中國，日本是當時列強中唯一的亞洲國家，且出兵最多，達2.2萬多人，佔八國聯軍兵力的2/3，參加攻陷天津、北京。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最終結局是迫使清朝政府籤訂《辛丑條約》，按當時中國人口計算，每人一兩，共賠款達4.5億兩白銀，加上年息4釐，本息共計9.82億兩，分39年還清。日本僅「本利」一項就分得3479.3萬兩，日軍在侵入天津、通州、北京等地時搶劫白銀共367萬兩，並取得在中國天津、北京等華北心臟地區的駐兵權。其駐軍稱作「清國駐屯軍」（後改稱「中國駐屯軍」）。
———1904年—1905年，日本為爭奪中國東北和朝鮮，發動日俄戰爭，日軍打敗俄軍，日本從沙俄手中奪取了中國東北南部的殖民權益，吞併了遼東半島。之後，又將東北北部和蒙古東部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
———1906年，日本在遼陽成立關東都督府，加大對東北的殖民統治。
———1910年，日本逼迫朝鮮籤訂《日韓合併條約》，正式吞併朝鮮。
———1912年，日本策劃「滿蒙獨立」，企圖分裂中國。
———1914年8月，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機，以對德宣戰為名，於同年9月派一個混成旅在山東半島北岸登陸，旋即佔領濟南，奪取了膠濟鐵路經營權。11月7日侵佔了海軍基地青島。
———1915年1月18日，日本利用袁世凱急欲稱帝的心理，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條件，向中國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企圖將中國完全變為日本的附庸國。至此，這表明，日本以侵略中國為主要目標的「大陸政策」，已由參與西方列強侵華進入了獨霸中國的新階段。
———1916年，日本第二次策劃「滿蒙獨立」運動，同沙俄籤訂第四次密約，妄圖直接統治滿蒙地區。
———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幹涉蘇俄革命，企圖攫取並壟斷西伯利亞鐵路和礦產資源。
———1919年，組建關東軍，駐屯旅順、大連地區及南滿鐵路沿線。
———1922年，由於美國等國的幹預，日本被迫從山東撤兵，但藉機向中國政府勒索4000萬日元國庫券和2100萬日元移交「償金」。
1927年5月，國民革命軍攻佔長江一線，北洋軍閥勢力敗退山東、河北等地。日本藉口所謂僑民問題，實為支持北洋軍閥勢力，出兵侵佔濟南。
1928年4月，國民黨政府再度宣布「北伐」，日本立即急調天津駐屯軍和國內第6師團，先於國民黨軍進踞濟南，企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並先後於5月3日、8日在濟南進行大屠殺，使千餘家房屋燒毀，中國軍民死傷7823人。
總之，日本通過上述一系列對華侵略行徑，成了在中國大陸擁有最大殖民勢力的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在東北地區，建立了以旅順、大連為中心的關東州強大殖民機構，主要有：一是關東都督府，下設民政部與陸軍部。1919年改民政部為關東廳；1920年改陸軍部為關東軍，司令官由現役陸軍上將或中將充任，直屬天皇。二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它主要以從事經濟侵略活動為主。三是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它以外交為掩護，從事各種秘密的特務活動。
三、「欲徵服世界，必先徵服支那」的《田中奏摺》出籠始末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主題是商討如何加快推進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的策略、步驟等。參加會議的有：外務省政務次官森恪、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陸軍上將、陸軍次官火田俊六等。會議結束時以「訓示」的形式提出了《對華政策綱領》，主張：（1）「東三省和內蒙是日本的國防安全線，為了保護日本在支那的權益，不問支那本土或滿蒙，日本均應出兵」。（2）「宣布東三省自治；締結建設新鐵路的協定；開墾土地，採掘礦山；設置由日本人充當的行政、財政、軍事顧問。如果支那方面拒絕，日本應堅決準備使用武力實現其目標」。（參見［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1840—1945年）下，株式會社，原書房，1966年東京版，第101—102頁）7月25日，田中義一向日本天皇提交了所謂「滿蒙積極政策」的秘密文件，即《田中奏摺》，更加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對華侵略方針政策。
第一，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國，稱霸世界，實施其「大陸政策」的戰略總方針。它露骨地主張：「按照明治大帝的遺策，第一期徵服臺灣，第二期徵服朝鮮等，皆已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徵服全支那尚未完成……」因此，「欲徵服支那，必先徵服滿蒙；欲徵服世界，必先徵服支那。這是日本帝國存亡上的必要大事」。提出日本控制亞洲大陸，掌握滿蒙權益是「第一重大關鍵」。（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第1卷第224頁，1959年，商務印書館）
第二，實施「滿蒙積極政策」。日本人必須千方百計取得「滿蒙」的土地商租權、鐵路建築權、礦產權、林權、對外貿易、海運、金融權等；日本應在「滿蒙」設置由日本人擔任的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和教官；派遣日本軍人潛入蒙古，控制舊王公等。為了管理「滿蒙」的事務，日本內閣政府應設置「拓殖省」（殖民部）。
第三，以蘇聯為假想敵國，準備與其戰爭。《田中奏摺》預計：「將來欲制支那，必在北滿地方與蘇俄衝突」。因此日本應迅速有計劃地修築幾條有戰略價值的鐵路，如：通遼—熱河鐵路；長春—洮南；洮南—索倫鐵路；吉林—會寧鐵路等。這樣，既可加大對東北的經濟掠奪，也可從軍事上以蘇聯為假想敵進行戰爭準備。
《田中奏摺》具體而詳細地制定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基本方針、計劃和步驟。1929年12月，當時南京出版的中國雜誌《時事月報》刊登了《田中奏摺》的內容梗概，後被廣泛引用而在中國和世界迅速傳播，轟動了當時的輿論界。日本軍國主義者從1931年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1937年又挑起「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直至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後進行了長達14年之久的對外侵略戰爭，《田中奏摺》的方針計劃，幾乎完全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所實踐。
四、侵佔中國東北的全面準備
制訂侵華作戰計劃。1907年，日本政府和軍部以天皇御批的形式，決定了《國防方針》及《用兵綱領》，其主要內容有：確立先發制人的攻勢原則，強調速戰速決。1925年，日本制定了1926年度作戰計劃，該計劃擬在中國東北方面部署關東軍5個師團，首要目標是「平定南滿洲及北滿一部，重點以間島（延邊）地區及南滿鐵路沿線，大致以嫩江以南之四（平）洮（南）線、遼東半島地區為第一階段作戰目標，在其他地區的兵力行使，則依具體情況相機而定」。在華北的京、津、山東方面，擬以一個方面軍2個軍共7個師團，準備在秦皇島、塘沽、天津及山東半島等地登陸，佔領河北及山東要地。在華東華中的上海，派遣1個軍3個師團，在上海的揚子江岸選定登陸地點，其作戰實施應根據具體情況相機處置。
日本關東軍為詳細了解東北各地地理情況，制定具體的作戰計劃，曾先後於1929年7月、11月和1931年7月，組織所謂「參謀北滿、南滿旅行」，實為到東北各地進行軍事偵察活動。1929年9月，關東軍作戰部門起草了《關東軍佔領滿蒙計劃》。1931年6月，在日軍參謀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主持下，制定了《解決滿洲問題方案大綱》，明確規定了日軍侵略東北的方針、步驟和措施。7月31日，日本陸軍省密召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回東京，將「大綱」作為指令下達。8月3日，日本陸軍在東京召集軍司令官和師團長會議，傳達在滿洲的作戰計劃。
瘋狂擴軍備戰。為適應侵略戰爭的需要，日本政府全力以赴地加強武裝力量的組織結構、武器裝備等建設。日本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是裕仁天皇，他統帥陸海軍大臣、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長及教育總監。戰時建立由陸海軍各部及國民資源委員會組成的帝國大本營，統一指揮部隊的作戰行動。日本政府還特別注意用新式武器裝備部隊，到「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已經擁有一支以新式武器裝備的25萬大軍了，陸軍17個師團擁有720輛坦克、600架飛機、1184門火炮、5450挺輕重機槍。海軍8萬人，擁有航母、巡洋艦、潛水艇等各類艦艇72艘，另有海軍航空兵岸基飛機472架和艦載飛機329架。
狂熱地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和武士道精神。這是日本在意識形態上準備侵略戰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從20世紀20年代起，日本許多右翼團體、報紙、雜誌、戲劇、電影都狂熱地煽動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沙文主義、排外主義和武士道精神等。大肆宣揚「世界以我為中心」的所謂「大日本精神」，宣稱「天皇是神，日本人是神的種族。其他國家的人都是像蠕蟲一樣名下無匐的動物」。這種對外侵略擴張思想的極力鼓吹者最具影響的代表性人物是北一輝、大川周明兩個反動理論家。北一輝主張在維護天皇制的前提下，把日本國改造成為「在東方和世界上執牛耳的強國」。大川周明則極力從理論上鼓吹「八么一宇」（即把世界置於日本天皇統治之下）和皇道主義，他宣稱「統治萬國萬民是日本的使命，……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因此，「日本帝國不僅要吞併支那，還應侵佔西伯利亞和南洋群島。」北一輝、大川周明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在日本國特別是青年軍官中產生過重大影響，20年代末至30年代興起的日本法西斯主義，對於加速日本的侵略戰爭準備起了重要作用。
同時，對軍人則進行灌輸無限效忠天皇而獻身的軍國主義教育，日本參謀本部制訂的《精神教育指示草案》說「只有效忠天皇的人才能取得勝利，而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對敵作戰時取得勝利的決定性條件。」日本軍國主義的這種宣傳目的，就是要使每個日本國民把它們的侵略戰爭看成是神聖的事業，而為此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
在外交上，為了確保侵佔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的突然性，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前製造一系列「和平」假象。首先，日本政府掀起所謂「保衛滿洲，免遭布爾什維克威脅」的廣泛宣傳，企圖用反蘇的口號來掩蓋它對中國東北的侵略陰謀。如1931年7月日本報刊發表了陸軍省軍務局長小磯國昭在內閣會議上的講話，他宣稱「蘇聯五年計劃的完成給日本造成了嚴重威脅，滿蒙問題務須迅速而切實加以解決。」其次，日本外交當局還假裝願意同國民政府舉行談判解決分歧（如中村尉失蹤事件）。而在倫敦，日本則與美國開始了劃分中國勢力範圍的談判，擺出要改善日美關係的姿態。
五、「九一八」事變前日軍的挑釁行為與陰謀活動
中日兩國在東北的軍事力量。日俄戰爭後，日本除了獲得東北南部廣大地區（當時稱南滿洲）的勢力外，還根據《樸茨茅斯條約》附約第一條中關於日俄「兩國政府可留置守備隊，每公裡不得超過15名」的規定，獲得在中國東北有所謂「駐兵護路」的權利。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東北的總兵力約1.05萬人，由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中將統率。關東軍司令部及重炮兵大隊駐旅順，下轄第2師團5000人駐遼陽等地；獨立守備隊（下轄6個大隊）約4000人，分駐南滿鐵路各站；關東憲兵處約500人，另有飛行隊240人（八八式偵察機12架）。中國在東北及附近地區的總兵力約26.8萬餘人，槍枝9.6萬支。其中遼寧省境內5.5萬餘人，黑龍江省2.9萬餘人，吉林省0.4萬餘人，熱河省1.5萬餘人，另駐京津地區11.5萬餘人。
調整人事。1931年8月1日，日本軍部進行了異常的變更人事安排，任命本庄繁中將為關東軍司令官、土肥原賢二大佐為瀋陽特務機關長。本庄繁曾是侵華老手，當過張作霖的顧問和駐華武官，對東北的情況十分了解。土肥原賢二是有名的「中國通」，原任天津特務機關長，在中國居住了18年之久。日本將此兩人派到東北，顯然是為發動侵略戰爭而作的人事安排。其次，物色爆炸柳條湖鐵路的人選。1931年6月，關東軍司令部決定把工兵出身、精通爆破技術的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第3中隊（駐虎石臺）的河本末守中尉，調往柳條湖鐵路分遣隊，並當面向他下達了炸毀路軌的密令，還出血誓盟約。
製造事端，尋找藉口。近現代戰爭史表明，用軍事武裝製造事端，進而以此為藉口發動侵略戰爭，這已經是一切非正義戰爭的規律。在1931年7—8月間，日本先後挑起「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以此挑起事端，為發動大規模武裝進攻尋找藉口。日軍利用鮮民搶佔漢民萬寶山耕地（長春以北約30公裡境內）而發生的糾紛，開槍打死中國農民數十人，從而引起當地農民的反抗，釀成盛傳一時的「萬寶山慘案」。日本藉此進行欺騙宣傳，煽動仇華情緒，進而發展到中日雙方談判，這完全是日本為了擴大移民和製造侵佔中國東北的藉口。1931年6月，日軍參謀部情報科上尉中村震太郎等4人，假冒日本農業專家，奉命到興安嶺索倫山一帶進行軍事地理偵察間諜活動，繪製軍用地圖、鐵路路線圖多張，當其企圖偷越國境時，被中國軍隊擊斃。這本是中國軍人維護國家主權的正義之舉，但日本政府卻藉此竭力煽動反華狂潮，關東軍高官一再叫囂：「應利用中村事件這個機會訴諸武力，一舉解決滿蒙問題懸案……」
調整兵力部署，加緊軍事準備與演習。1931年4月中旬，日本參謀部調駐仙臺的多門二郎中將師團長率領的第2師團，代替京都第16師團到「南滿」換防。第2師團的士兵因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區生活，比較適合在中國東北作戰。同時，關東軍情報機關在偵察到攻佔瀋陽城須用大炮時，即決定從日本國內運來2門口徑24釐米的榴彈炮和十幾門口徑28釐米的要塞炮。8月下旬，關東軍還從國內運來飛機30餘架、野炮20餘門至蘇家屯、渾河車站附近。南滿鐵路沿線的日軍頻繁舉行軍事演習兩周，日軍鐵路守備隊由大連柳樹屯秘密運至瀋陽車站一帶集中。9月上旬，日軍第29聯隊、獨立守備隊、憲兵隊等在遼寧兵工廠、瀋陽北大營附近舉行大規模包圍式攻擊演習。駐朝鮮境內的日軍第19、第20師團也借演習之名抵達圖們江沿岸。在此期間，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則頻繁到南滿鐵路沿線各日軍部隊進行「巡視」，到處宣稱「目前支那排日運動已組織化，各部隊應積極行動，不能一日苟安……」他實際上是作戰前動員講話。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侵略者正瘋狂地準備戰爭，當時的東北已處於戰雲密布、一觸即發的戰爭前夜了。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左右，關東軍所屬獨立守備隊駐柳條湖鐵路分遣隊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士兵，在中國軍營———北大營南六七百米處的柳條湖（瀋陽與文官屯間）點燃了預先安放在鐵軌下的炸藥，炸毀一段31英寸的鐵軌和枕木。事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10時40分，日軍第29聯隊開始向瀋陽攻擊，「九一八」事變由此爆發。
北大營的炮聲，表明世界法西斯侵略戰爭的第一把戰火是由日本點燃的，它打響了打破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第一炮，從而在遠東形成了第一個戰爭策源地。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局部抗戰，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九一八」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軍事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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