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比較集中出現的中國作家的外國行紀和域外見聞,有助於從一個側面考察中國作家走出國門之後的域外眼光和世界想像。與世紀之交外交官為代表的外國行紀相比較,30年代中國作家的域外敘述和世界想像已經祛除了獵奇式的心理,顯得更為從容不迫,在文化想像中也有一種世界主義式的文化整體觀,當然其中也難免走馬觀花的粗疏與淺嘗輒止的浮泛。
1933年11月,由新綠文學社編、文藝書局出版的 《名家遊記》 問世,收錄了中國現代作家魯迅、郭沫若、冰心等人的37篇遊記,分上編「本國風光」,下編「異邦情調」。作為「代序」的是編者寫的長篇文章 《遊記文學》,堪稱現代文學史中論述文學遊記題材的較系統的學術論文。文章分「遊記文學的背景」、「遊記文學的分類」、「遊記文學的特徵」幾個方面,可以說是在遊記大行其道的時代所作的適時的總結,也呼應了30年代出現的現代作家發表和結集出版域外遊記的熱潮。
劉思慕 (小默) 在1935年1月為自己的 《歐遊漫憶》 寫的自序中說:「近來遊記一類的貨色在文學市場售出不少,單是歐洲遊記,也有好幾種,恐怕快可以上『遊記年』的封號了。」所謂「遊記年」儘管是對「小品年」的說法的戲仿式概括,但以「遊記年」來冠名,也大略說明了遊記的風行。其中域外遊記格外引人矚目。如果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一代的外交官以及出訪外國的文人政客們書寫了第一批外國遊記的話,五四以後作家型的遊記則成為域外遊記的主體。倘若不算冰心的 《寄小讀者》,那麼孫福熙初版於1925年的 《大西洋之濱》 以及1926年 《歸航》 是較早收入了域外遊記的散文集。徐志摩的 《巴黎的鱗爪》也收入了泰半篇幅的歐洲遊記。接下來的現代作家有陳學昭 (野渠),她於1927年赴法留學,其間曾任天津 《大公報》 駐歐特派記者,為 《國聞周報》寫稿,也擔任 《生活》 周刊特約撰稿人,1934年底獲博士學位後回國,是在歐洲遊歷時間較長的現代作家。1929年10月陳學昭出版有署名野渠的《憶巴黎》,書中的主要篇幅是留學期間回國時書寫的對巴黎的印象記。到了30年代,遊記書寫可以稱得上成為了一個文學史的熱潮,出現了一批外國遊記、歐遊書信、日記,如徐霞村的 《巴黎遊記》,曾仲明、孫伏園、孫福熙合著的 《三湖遊記》,蔡運辰的《旅俄日記》,王統照的 《歐遊散記》,朱自清的 《歐遊雜記》,朱湘的 《海外寄霓君》,盧隱的 《東京小品》,李健吾的 《義大利遊簡》,鄧以蟄的 《西班牙遊記》 ……在展現中國作家的域外見聞的同時,也表現了中國人的世界想像和世界眼光。
其中,鄭振鐸的 《歐行日記》 儘管以日記的形式記錄自己的歐洲遊歷,卻內含著更為自覺的遊記書寫意識。
1934年8月,鄭振鐸從北平赴上海,見趙家璧。此前,趙家璧曾給巴金寫信,請巴金代約鄭振鐸為 《良友文學叢書》 寫稿,這次滬上之行,鄭振鐸就把1927年赴歐洲遊學的部分日記整理成冊交給趙家璧,是為 《歐行日記》。
鄭振鐸的歐遊起因於「四一二政變」,1927年4月,為了抗議蔣介石的屠殺,鄭振鐸與胡愈之、周予同等七人聯名寫了一封給國民黨當局的抗議信,公開發表之後,引起當局震怒,在屠殺共產黨的白色恐怖中,七人也無疑面臨險境。鄭振鐸的嶽父———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先生力促鄭振鐸出國避險。5月21日,鄭振鐸登上法國「阿託士」號郵輪,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歐洲遊學。其間差不多每天都記日記,有些遺憾的是所出版的 《歐行日記》 只收入三個月零十天的時間,起於登上「阿託士」號郵輪的1927年5月21日,終於1927年8月31日。其他一年多的歐遊日記,則因為後來屢經遷居而遺失了。
《歐行日記》 中有兩個多月的日記集中在法國巴黎,除了在國立圖書館的「鈔本閱覽室」查閱中國明清小說之外,鄭振鐸的巴黎之旅堪稱是一次博物館之旅。在6月25日的日記中,鄭振鐸記下了第一次參觀博物館———朗香博物館的心情:「這是在法國第一次參觀的博物館。其中所陳列的圖畫與雕刻,都很使我醉心;有幾件是久已聞名與見到它的影片的。我不想自己乃在這裡見到它們的原物,乃與畫家,雕刻家的作品,面對面的站著,細細的賞鑑它們。我雖不是一位畫家,雕刻家,然而也很愉悅著,欣慰著。只可惜東西太多了,紛紛的陳列到眼中來,如初入寶山,不知要取那一件東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