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排序歷史事件的時間表當然是困難的，一方面的原因是史料紛亂複雜，相互矛盾;另一方面是由於必須的史料往往斷檔。但雖有困難，也要硬著頭皮往下排。有時也並不是沒有辦法，有時甚至會出現「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
(一)歷史事件中時間排序的基本方法
研究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首先要搞清楚來龍去脈。要養成一個好習慣，一邊看資料，一邊動筆頭，排出一個甚至幾個時間表。這是最基礎的工作，是不能少的，也決不能偷懶。
比如，筆者近期在研究《清華七二七事件》，就必需排出有關「七二七」的時間表：尤其是毛澤東的時間表。還有一些其它人物如清華兩派的頭頭蒯大富與沈如槐，他們的時間表也需要排一排。
排序歷史事件的時間表當然是困難的，一方面的原因是史料紛亂複雜，相互矛盾;另一方面是由於必須的史料往往斷檔。但雖有困難，也要硬著頭皮往下排。有時也並不是沒有辦法，有時甚至會出現「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
如何進行時間排序?
說起來也簡單。筆者體會其最基本的一個方法就是在所出現的一系列時間中，首先找出一個最可靠的時間點作為基準，然後正過來往下排，反過來往前推。
說起來簡單的事，往往做起來不容易。
相對而言，找出基準的時間點還不是最困難的事，問題是如何無論是往下排?如何往前推?對此，筆者認為：
第一要符合常識，而且常識要豐富;雖有常識，但不豐富，不解決問題;
第二要符合邏輯，而且邏輯要緻密。雖有邏輯，但不緻密，也不解決問題。
常識與邏輯是「四基」：基本概念、基礎知識、基本工具、基本技能，在任何研究領域都是最重要的。
有人反駁我說：歷史事件之所以不可知，那是因為有的歷史事件本身就無常識、無邏輯，而用常識與邏輯去推斷無常識與無邏輯的歷史事件，哪還能什么正確的結果呢?
其實，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三」-任何歷史事件，即使從表面上看是多麼地荒誕不經，如何無常識、無邏輯，但其內裡仍然充滿了常識與邏輯的。我們在看「福爾摩斯偵探故事」時有一個突出的印象：案件初現時不僅撲朔迷離，而且神怪異常，甚至會出現一些超自然的現象，但最後破案時仍然充滿了常識與邏輯。
當然「常識」與「邏輯」也並不是「萬能鑰匙」，並不能保證解決一切問題。之所以有的事件一時無解?第一位原因是客觀上史料的佔有量不夠，斷檔太多了;第二位原因仍然是研究者主觀上常識不豐富，邏輯不緻密。
(二)毛澤東「728召見談話」的時間排序
1、《清華727事件》與毛澤東《728召見談話》的歷史地位
1968年7月27日這一天，毛澤東派三萬(實際數字是兩萬八、九千)工人、農民、解放軍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後來統稱為「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制止已經長達95天、造成了十餘人死亡的清華兩派武鬥。工宣隊的行動，遭到以沈如槐為頭頭的清華四一四派的熱烈歡迎，他們隨即與工宣隊達成停止武鬥的「四點協議」;但遭到蒯大富為頭頭的清華團派的武裝抵抗，造成了工宣隊5人死亡、731人受傷、重傷149人、特重傷約20人左右的大血案。毛澤東聞此消息勃然大怒，半夜從被窩裡爬出來，召集了包括林彪、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等幾乎所有在京的中央高層領導共15人，集體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所謂的「五大學生領袖」，進行了5個半小時的談話。談話內容極其豐富而蕪雜，談話語氣及措施也極其嚴厲。
筆者稱：727是文革史上最長的一天;筆者又稱728凌晨的召見是建國後毛澤東對下屬最長的一次召見談話。
《清華727事件》與毛澤東《728召見談話》一向被史家認定為「十年文革」中的分水嶺，標誌著文革前二年以紅衛兵、造反派為標誌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結束，工人階級開始登上上層建築舞臺。
2、時間基點的確定
在1968年毛澤東「728召見談話「中，我們首先要將有價值的資料(包括回憶文章、與書籍等)全都找出來，就像積木遊戲中的零件一樣平攤在我們面前，我們馬上就會發現這些資料中會出現許多時間點。
僅舉以下兩份資料中出現的5個時間點為據：
1、據毛澤東的警衛人員回憶：1968年7月28日凌晨兩點多，入睡不久的毛澤東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當毛澤東得知了清華流血事件之後，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脫口而出：「造反派反了?!」(筆者註：應為「造反派，真的反了?!」)
毛澤東驅車前往人民大會堂，他在118廳先仔細傾聽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有關成員和工宣隊的代表幾方情況匯報，後決定召見北京紅衛兵所謂「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談話。
——唐少傑《清華文革「七二七事件」》
2、7月28日3時30分至8時30分，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
——唐少傑《清華文革「七二七事件」》
3、電話鈴驚醒我的時候，大概是深夜兩點鐘，是北京衛戍區軍代表劉豐打來的。劉豐說：「韓愛晶嗎?今天夜裡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要我通知你來開會。」
——韓愛晶《毛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
4、毛主席看看手錶，說：「現在八點多了，五個多鐘頭了。」
——韓愛晶《毛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
5、謝富治說：「已經九點了，毛主席還沒有睡覺，我們吃點飯，然後討論怎樣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韓愛晶《1968年我向毛主席請教》
唐少傑先生是清華哲學教授，他是最早對清華文革史發生興趣，且最早進行系統研究的人。但是，他沒有親身經歷過清華文革，他的優勢在於：
第一、他有學者的專業素養;
第二，他在多年前剛開始研究清華文革時還能進入「清華檔案館」系統地閱讀到清華文革檔案。
韓愛晶先生雖然不具備專業學者的學術素養，但他是當年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他是毛澤東「728召見談話」的親歷者。
在以上五則原始材料中，出現很多的時間點，我們選取哪一個作為「基準時間」呢?
經過比較後，我們毫不猶豫地選取「召見結束是8點多」為基準時間點。因為在這個時間點有「毛主席看看手錶，說：「現在八點多了，五個多鐘頭了」這個細節支持，肯定錯不了。
選準了這個時間點後，其它的時間都是可以懷疑，也可以進行修正的。
3、從時間基點往後推與往前推
先挑簡單的做。在本例中「往後推」比較簡單：
謝富治所說的「已經九點了」也是準確的，而且謝富治也有手錶。
這不僅說明謝富治所說的正確，也反證了毛澤東說的「八點多」更是正確的。
再往前推：
1、唐文所說開始時間是在「28日凌晨3點多」就有點小問題，雖然問題不大，但研究者心中要有數。「3點多」只能向前不能向後，否則「五個多鐘頭」就不成立了。
唐文所說「3時30分至8時30分」的開始時間就是不準確的，應該說3點多，或3點，或將近3點;而結束時間「8時30分」還可以，出入不會大。
2、正式接見前毛澤東還與中央高層領導在人民大會堂118廳(即湖南廳)開了一個預備會，這意味著毛澤東到人民大會堂的時間是2點多。
唐文所說「聽了匯報後再決定召見」也是不對的。即時「召見」是在毛澤東與周恩來通電話時就已經作出了的決定。
如果是「聽了匯報後再決定」，那麼韓愛晶接到電話的時間就是3點多，而不是2點左右;召見開始也不可能是3點多，而是4點多。整個歷史就亂套了。
所以，這一點是重要的糾正。
3、通知開會的電話也不是從毛澤東住處直接打出去的。
毛澤東何等尊貴的身份，他一般不做這樣具體的事;毛澤東住處的工作人員也沒有先例做過這樣的事。
排除了毛澤東住處直接打電話的可能性，就可以斷定所有的通知都是先經過周恩來發出去的。
但是，周恩來也不可能親自通知除毛與他以外的其它18個人。
4、周恩來的電話通知有三條線：
① 通過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由汪向在京的中央領導發電話通知;
② 通過北京市委副書記吳德，由吳向北京市的有關領導及五大領袖發通知;
③ 周恩來自己親自給特殊的中央領導如林彪、江青等發通知。
這兩個人的電話很可能是周恩來親自打的，他必需表現出對林副主席的尊重，與和江青打交道的謹慎。
5、吳德也有兩條線：
① 由吳德通知北京衛戍區的軍代表劉豐，委託劉豐通知五大學生領袖。
② 吳德親自通知北京市委及北京衛戍區的有關領導
6、所以，韓愛晶接到的電話經過了三道手：周恩來——吳德——劉豐。
韓愛晶回憶說他接到通知大概是深夜兩點鐘，這是基本說得過去的。實際時間只能比兩點更早，而不會更晚了。
7、由此又帶來另一個問題：周恩來是在什麼時間打電話給毛澤東匯報清華情況的呢?
唐文中說毛澤東的衛士們的回憶文章說凌晨兩點鐘多，這與韓愛晶接到通知的時間相同，那就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筆者由此認為：周恩來的電話必然是早於2點鐘，大約是在1點半鐘左右。
8、周恩來為什麼在28日凌晨1點半鐘給已經睡下了的毛澤東打電話?
誰能否認周恩來是一個愛護毛澤東，一向以極為謹慎小心的態度配合毛澤東工作的人，他同時又是一個守紀律、按慣例辦事的人。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他不會在毛澤東休息的時候去打擾毛澤東，即使有十分緊要的事情需要向毛澤東匯報或請示，也一定要先問一下毛澤東住處的人：主席睡了嗎?如果是毛澤東沒有睡，他就會電話裡請示匯報，或者親自趕到毛的住處來;如果毛澤東已經睡了，那麼再重大的事情也就等毛澤東睡醒了再說。
這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早已形成。一切為了毛主席嘛!毛主席的健康比什麼都重要呀!
那個年代是這樣說的：毛主席的健康就是我們最大的幸福!
可是在728的凌晨1點半鐘左右，毛澤東明明已經睡了，周恩來卻讓毛澤東的身邊人叫醒了毛澤東接電話，這是極為反常的行動。
如何解釋周恩來這一極為罕見的行為?只有唯一的解釋，那就是發生了極為重要、極為反常、超過了周恩來權力範圍所能解決的事。
這件事是：他在1點左右接到了進駐清華大學工宣隊臨時指揮部的電話，工宣隊負責人在電話裡向他匯報了清華發生的新情況，向中央請示新辦法。
這個新情況是周恩來沒有想到的;工宣隊請示的新辦法也是周恩來無法同意與批准的。所有這些問題沒有一條是周恩來能夠回答的，更不是他能自作主張決定的。周恩來必須要請示毛澤東，而且事在千鈞一髮，不立刻請示還不行，如果不請示就答覆，周恩來承擔不了這個責任。
而且工宣隊打電話的這個人還很可能是毛澤東極為信任的小謝(謝靜宜)，這個小謝是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十多年了，很容易直接見到毛，單獨匯報情況。周恩來耽誤得起嗎?
事急矣，已經火上房;屎急矣，已經到屁眼。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恩來猶豫再三，也就顧不上「一切為了毛主席」了，只好一反常規地在子夜叫醒毛澤東。
9、那麼，工宣隊又為什麼在深夜1點不到給周恩來打電話呢?
這是因為深夜12點左右在清華9003大樓又發生了團派打死工人的新血案。不僅又死了2個人，傷了2個人，而且蒯大富開了槍，其中一名工人就是被開槍打死的。工宣隊死傷者已經700多人了，送往醫院的車都不夠用了。工宣隊哀鴻一片，群情激憤，紛紛要求動用武器，甚至動用解放軍來消滅蒯大富了。
工宣隊領導不打電話能行嗎?工宣隊這個電話必須打，周恩來給毛澤東的電話也必須打，這才有了「七二八召見」。
(三)時間排序的重要意義
在本例中，將這一系列的時間點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一條連續的時間曲線。
這條曲線是多麼地完整，多麼地合理，多麼地邏輯，多麼地精彩!本身就能說明許多問題了。
在筆者的諸多作品都體現了這種寫作特點，如《清華園的一隻蝴蝶》、《田家英命案梳理與印證》、《1959年，廬山上的這齣戲》等。
在任何時候對歷史事件進行梳理時，「時間排序」這一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基礎工作。
迄今為止，許多能夠解密、應該解密的歷史資料不解密，這已是半個多世紀來的常態。埋怨沒有用，消極等待也沒有用。應該看到這固然給研究者們帶來困難，但也同時帶來機遇。有時候，我們能夠通過嚴格、緻密的邏輯掀開歷史的暗窗，從而發現被長久忽略或被湮沒的歷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