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既然存在著意圖偽裝的事實，我們在進行詩歌釋義時，就不能不將真意圖與假意圖弄個水落石出。此外，即使詩人發表意圖宣言，這宣言是真是假？是不是詩人故意混淆視聽而轉移人們的視線？還是有待於深究的。不過，話又說回來，詩人創作的意圖如何，並不是我們進行詩歌釋義的唯一目的。因為，明確了詩人的意圖，並不能最終確定詩歌的意義值。詩歌的意義值，是由作品的含義量決定的。
那麼，既然如此，我們還有什麼必要去研究詩人的主觀意圖呢？尤斯說得有些道理：「在文藝批評中對意圖的探討，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有一種重要作用，與本文關於內在標準的論斷十分契合。這種探討將把藝術品觀賞者的注意力引向作品的特徵，而不是引向藝術家的心理活動。」我們閱讀作品，是從作品特徵去窺探意義的消息的。如此看來，探討意圖，確有必要！
如果詩人所宣稱的意圖是真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看作品的形式特徵是怎樣體現這個意圖的，這樣，意圖就好像是一張導遊說明書；如果詩人所宣稱的意圖是不真實的，我們就可將作品的實際效果與詩人的主觀意圖進行對照分析，這樣，就可以從中看出許多藝術表現上的問題。即使詩人沒有公開宣稱自己的意圖，讀者通過分析歸納，去理解詩人的主觀意圖，對於揭示作品意義的生成、作品的價值傾向，也不是多餘的。
在分析歸納意圖時，最忌將某種明確的意圖強加給詩人。詩人寫詩，有時有明確的意圖，有時卻沒有明確的意圖，甚至作品寫成之後，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詩中表現了什麼明確的意圖。詩人否認自己的作品有明確意圖的情況並不是個別的。例如，人們總是愛向羅伯特·弗魯斯特提出這樣的問題：你的《風雪夜，受阻叢林》這首詩中最後幾段是否象徵著「死亡」？或者，你想表達的意思是否是「死的欲望會被此時此地的繁重的責任所抵消？」對此，他總是解釋說，他的詩句就是描繪一個旅人把馬車停在樹林裡，觀看大雪覆蓋的林中景象，然後又繼續向城裡進發。
在分析歸納意圖時，如果牽強附會，別有用心，把意圖分析作為一根隨便整人的棍子，那就極其危險了。許多詩人，就是由於這個原因而蒙受不白之冤的。流沙河寫《草木篇》，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主觀意圖，可是「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就給他戴上了。這種情況，應當引以為戒，再也不能允許發生了！
分析意圖，也是為了確定詩歌作品的意義。是不是一切可以稱為詩歌的作品都有意義？還有，是不是我們對所有詩歌都能作出意義說明？這是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上提出的問題。有人認為，詩不表達任何意義，如阿齊巴爾德·麥克雷什（Macleish）；有人認為，對現代藝術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意義，而是它的效果（刺激），如瑪什爾·姆克魯漢（Mcluhan）和蘇珊·遜塔格（Sontag）。我們認為，這些說法都是不可取的。
不管詩人意識到還是沒有意識到詩中的意義，只要他寫的是真正的詩，而不是文字遊戲，那麼，其中必然有意義。這種意義，是自然沉澱的，意義隨著語言材料，會自然地沉澱在詩行中。如果你想驅除意義，那麼，你就必須驅除語言；如果語言被驅除了，詩行就不存在了。詩的語言中所使用的詞彙，都是有含義的詞彙。有含義的詞彙的組合，其結果就產生了意義。詩的意義的深淺高低，就在於語言的組合藝術的高低。
詩中的意義，讀者是否都能加以說明呢？布萊德雷說：「對一首真正的詩來說，除了它自身之外，根本不可能用別的語句把它的意義傳達出來」，又說：「當我們堅持追究一首詩的意義時，最後不得不回答說，『它的意義就是它自身」。究竟能不能說出詩的意義呢？布洛克有一個十分特別的解釋，他說：「即使我們純粹從語言學角度來談論，認為一定能說出一首詩表達的意義，也要看我們的所謂『說出』，具體是指什麼。
如果它是指提供一種等同於其『意義』（或能代表其意義）的語言形式，我們肯定無法辦到，也就是說，我們無法說出詩的意義。當然，不僅詩如此，任何事物的意義也都無法說出。如果『說出』是指『暗示』、『喻示』、或『闡明』，我們就當然能夠『說出』詩的意義。再者，我們還可以把意義限定在一個為絕大部分人所遵守的範圍內。」所以我們所談的「說出」，當然是指一種「闡明」，所以，「說出」詩歌的意義，是完全可能的。
參考資料
《詩歌釋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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