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彥斌
中國歷史上有無數轉折時刻，即便是公認的大的轉折時刻，也非常多，在我看來，有三個時刻，影響至為深遠，稱之為最大的轉折時刻也不過分。這三個轉折時刻是：立國時刻、立教時刻和立憲時刻。這三個時刻，相隔時間大約都是兩千餘年。公元前22世紀，[1]為立國時刻；公元前3世紀，為立教時刻；公元20世紀初，開始進入立憲時刻。
一
炎黃是立國時刻的起點，堯舜是立國時刻的完善。龍圖騰的形成，可以說是立國時刻的重大標誌。龍圖騰就是不同圖騰部落的綜合和整合，就是中央部落的權威地位的確立。沒有中央部落的權威地位，就難以形成延續至今的中華國族。遠古中國，不同部落有不同圖騰，例如姜姓部落的炎帝以羊為圖騰。傅斯年指出，男為羌，女為姜，皆為羊圖騰。事實上，直到今天，我國的羌族仍以羊為圖騰。
遠古中國，圖騰層出。動物學家郭郛曾參加李約瑟之中國古動物史編寫團隊，接觸《山海經》，看到裡邊寫了各種各樣的怪獸，不可解。後終於悟出，《山海經》是圖騰之書，所述怪獸，皆為述其圖騰也。在《山海經》裡，大山就是部落，動物就是圖騰。郭郛的重要發現是，《山海經》中寫了許多「雙頭豬」之類的怪獸，實際上指的是兩個以豬為圖騰的部落的合併。如同今天兩個公司合併，將名稱合到一起。《史記·五帝本紀》講：「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其中的「熊羆貔貅貙虎」，殊為難解。而理解為圖騰，則可解，實為黃帝率領不同的圖騰部落作戰。那麼，綿延到黃帝時期的部落聯盟首領做到了什麼呢？就是他們不僅戰勝了對手，而且與對手部落聯合起來，並將各部落圖騰做了整合，這就是龍。黃帝曾以熊為圖騰，後又以龍為圖騰，表明這是一個逐步統一的過程。
龍（資料圖 圖源網絡）聞一多曾說：「龍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我們的答案是：它是一種圖騰，並且是只存在於圖騰中而不存在於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的生物，因為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大概圖騰未合併以前，所謂龍者只是一種大蛇。這種蛇的名字便叫作『龍』。後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團族兼併了，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於是便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龍了。」「這綜合式的龍圖騰團族所包括的單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謂『諸夏』和至少與他們同姓的若干夷狄。」[2]這段闡述基本說清了龍圖騰是一種化合的、拼合的圖騰。但是龍圖騰的基礎，是不是就是聞一多所說的蛇，我對此有疑問。周易以龍為比喻，在周易裡邊，龍最舒展的形象就是：「飛龍在天」。孔子說老子像龍：「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也是說龍能乘風雲而上天。可見，飛騰上天，是龍的基本形象或本質特徵，恰好這一點，蛇並不具備。
龍的形成與獲得普遍認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最初的龍和定型的龍，差異很大。即便龍最初的形象以蛇或者鱷魚為主，到它定型時，早已不止於此了。但定型的龍，必定具備幾重特徵：1。是多種圖騰的化合；2。神秘而有權威；3。能飛，能連接天、地、水和人。這就迥異於羊圖騰、熊圖騰、鳥圖騰一類具體而實在的形象。我以為，龍圖騰，代表了圖騰的進化，代表圖騰進入高級時代。盛洪在《龍的誕生：一個制度經濟學的故事》一文中說：「天子將各山諸神請到了中央政權的所在地，即將各個部落聯盟的圖騰集中在一起，使各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首領，……儘管龍並不是在這時才出現，至少它被作為一個最佳的圖騰整合方案得到各方的認可。因此龍的出現意味著各個部落聯盟的生命的融合，從而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有機體。……政治秩序和經濟規則獲得了更大的制度的規模經濟後，社會變得更為繁榮。然而這樣一個過程並不能被直觀地理解，以致人們把超出自己想像力的、由政治經濟整合所帶來的巨大利益，歸因於天子這個政教合一的領導人具有超常的力量，甚至他就是神的化身。反過來，天子借用了圖騰合併的最後結果，將龍這個圖騰據為己有。」[3]事實上，這就是中國式的國家起源。
龍圖騰不僅是多種圖騰的「統戰」，代表不同部落的聯合，到它定型時，作為一種徽號，更是中央政權的象徵。或者說，龍的圖騰、徽號天然就是中央政權的象徵。龍能飛而神秘，這就使得龍不僅代表了中央與四方的關係，還代表了天與世俗政權的關係。神秘的龍可以飛到天上，這表示出統治者對於溝通上天與人間的渴望，也顯現出一種威懾力量。也就是說，龍可以是天使，是天意的傳遞者，是天意的捍衛者。龍的這一點功能，其他圖騰當然也可以有，但神秘性或者神聖性較龍要差多了。可以說，炎黃之前、之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戰爭，舉如規模宏大的黃帝蚩尤之戰，就是黃帝艱辛創立龍圖騰的過程。龍圖騰的中心，在河南、陝西一帶。當山海經裡所寫的座座大山逐步服膺黃帝一類的聯盟首領所奉的龍圖騰時，炎黃革命階段就生產出交付給堯這一代人的政治遺產，而使之進入中國史上的第一個和平執政時代。
二
堯繼承了龍圖騰的遺產。主政之後，堯做了三大開拓，一是理順了神權和國家權力的關係，建立了準政教分離模式，二是初步理順了中央的地方的縱向分權，三是完善了權力交接的禪讓模式。
堯帝讓賢圖（資料圖 圖源網絡）講堯在準政教分離上的開拓，有兩段話值得重視。第一段話是《論語·泰伯》中孔子講的：「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第二段話是《尚書》講的：「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孔子曾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什麼也不說，但是四季在運轉，萬物在生長，這就是說，這個天不是主宰。四時和萬物的變化，就是天的表現。同時，天並不會以人一般的面孔呈現出來。在孔子看來，作為政治家的堯，恰好也持這樣的認識。我們知道，到孔子的時候，科技水平和自然知識已有較大發展，鬱郁乎文哉的周朝，也發展了數百年。但是，在孔子看來，周之前的上千年，堯也持類似的主張，那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孔子稱堯「大哉」。
楊向奎曾對「神」做出獨到解釋，[4]在他看來，「神」曾是上帝和人民之間的媒介，是人間的統治者，也是上帝的代言人，神即「申」，「申」的「一線聯結二物之形」所聯結的，就是人和天。柳詒徵曾經指出，「宰」為什麼成為高級官吏呢——周禮中有「大宰」，而後世也有「宰相」。「所謂太宰者，實亦主治庖膳，為部落酋長之下之總務長，祭祀必有牲牢，故宰亦屬天官。」[5]這是在於上古時期，「宰」就是給上帝做飯的廚師，這個廚師溝通上天和人間，在侍奉上天的同時，也掌握了人間權力，這時的宰，實際上就是祭司集團、巫師集團、宗教集團的高級成員。章太炎和黎翔鳳提出「儒」最早為求雨的巫師，亦為此意。[6]而上古社會的「絕地天通」，也就是斷開地和天的通道，可以說就是一種世俗政權試圖擺脫祭司集團的努力。這就是韋伯所說的去除神祇魅力的「除魅」之舉，是了不起的人類的人文化和理性化的過程。正因為這個過程，上古的「宰」才變成了擁有世俗權力的「宰」，從「上帝的廚師」變成了政府高官。我們上面講到，堯繼承的是龍圖騰的政治遺產，其實面臨著較為複雜的神權局勢。一方面，儘管龍圖騰已經形成，也即不同部落的圖騰信仰正在整合，但是不同的神都不可能消退。另一方面，鑑於人類掌握工具的社會生存能力還不夠發達，人們必然對人格化的上帝、各種各樣的神充滿敬畏。黃帝時期的所謂「雨師」「風伯」等等，盡皆神靈，是擁有較高權力的祭司。在這種情況之下，堯塑造了自然之天的概念，把不同的神權權力整合到一個天這裡來，又將天自然化，將日月星辰的變化和一年的曆法做了極其精準的梳理。堯時代的天文學家確定一年有366天，這種曆法的勝利是人類理性的勝利。
政教分離是確立理性政治的基本點。讓祭司根據非理性的判斷，來指導國家的政治實踐，如同跟著夢境找尋出路。堯在神權不可能不強大的上古社會，勇敢地認識天，認識自然，這種準政教分離模式，不僅提升了國家政權的理性化程度，也大大增進了務農和治水的能力。而務農和治水，乃是黃河岸邊的山西以至於全國的生存之本。
三
堯理順中央的地方的縱向分權，同樣具有中國史上的開創意義。在《尚書》裡，堯時期出現了「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局面，我以為，九族就是以族群為標準的大部落，「百姓」就是血緣為標準的中部落，萬邦就是以地域為標準的小部落。「九族」「百姓」「萬邦」實際上是從中央到地方的管理層級。
堯帝訪賢圖（資料圖 圖源網絡）強調縱向分權，首先是強調國家認同和中央權威。在這一點上，我們要肯定黃帝和堯在不同時期的統一之功。如果沒有以革命和戰爭為訴求的黃帝，則部落不可能走向統一，不會形成以地方向中央靠攏為形式的龍圖騰。但如果沒有堯時期的理性化統治，則以革命和軍事化手段為治理模式的中央和地方關係不可能持久，也就難以成為長期存續的國家。歷史不容假設。假設史上沒有黃帝與堯，則中國會不會必然成為擁有統一傳統的國家？還是像歐洲和中亞那樣長期只有「洲」的虛擬意義，實為一個個小國。
按照《史記》的記載和張守節等人的釋讀，堯命令四位不同的官員前往山東、嶺南、甘肅和北京這四個東南西北的地方，根據當地的情況引導民眾生活。中央從首都山西，將官員派到山東等地，且行之有效，這表明地方對中央有高度認同和服從。這就是說，中央對地方享有的不是象徵性的權力，而是實質的管理權。中央儘管必定有強力的武力為後盾，但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能做到委派官員前往千裡之外管理，實為不易，這是中央享有高度權威的表現。
堯又向「四嶽」隨時徵詢意見。這表明，「四嶽」這四位具有大山部族首領意義的地方領導人，集於首都，與最高領導人探討問題。中央將官員派到地方，地方官員卻在首都議事。這是堯做到的。我們說，集權和分權是有時代性的話題。當通訊工具和武器威懾力達到集權條件時，分權可貴；當達不到時，適度集權可貴，這是集權和分權的辯證法。聯邦制之所以比邦聯制更能保證政局的穩定，原因就在於此。聯邦制和單一制也同樣各具優點。做到集權和分權的平衡，適度集權而不分裂，這是堯保證了中國歷史能夠綿延數千年的開創性貢獻。堯高度重視治水，他對治水的重視，衍生出禹的重要性。治水是民生大事，又是中央協調地方、統領地方的一種特殊手段。
四
堯與舜的禪讓，耀於丹青。在堯之前，也有封禪的實踐。泰山之所以被稱為「岱」，就是因為這裡是易姓告代之地，也就是部落首領之間的政權交接或王位交接舉行儀式的地方。管子說泰山曾見證72次交接，他本人知道的就12次，[7]但是，真正成為史書的重點記載的，只有堯舜的交接。
堯帝（資料圖 圖源網絡）從四嶽向堯建議以堯的兒子丹朱作為繼承人來看，禪讓不是唯一的權力交接形式，領導人的位置也可以繼承。但堯仍然經過了漫長的考察和培養，而選擇了舜。堯選拔舜為接班人，特別強調道德性。強調道德，就不是強調神秘的宗教性。道德乃是公民對待自己和對待社群的基本態度，看道德，就比看他對上天的態度更重要和更有可操行性。舜作為盲人的孩子，在「父頑，母嚚，弟傲」的環境裡邊，能夠竭盡孝道，維持家庭和睦，這的確表明他是個負責任的人，是個能夠自製的人。強調道德並不排斥能力和法政知識，堯在培養舜的過程中，予以多重考核鍛鍊，「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遍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這既表明了前面所講的堯理順中央和地方關係之後的把控能力，也在努力探索執政之道。
堯曾經考慮過選拔許由，而被許由拒絕，這一點同樣很重要。這既說明，堯選拔接班人的過程不是《尚書》裡提到的少數兩三個人，而是在較大範圍內的選拔。又說明，堯可以尊重許由的選擇，而不是強迫一位公民就範。許由竟然可以洗耳不聽堯的話，可見這是不帶強制性的平等博弈，在這場博弈中，堯有一定雅量，而許由也大致預判堯有這種雅量。還說明，堯不拘一格，不設定選拔的框框堯聽說了許由之賢與能，也一定聽說了許由是一位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雖如此，仍然親往商量，可見其在探索制度建設和探索接班人上的開放性。
政權交接是憲法上的重要問題，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能夠世襲而不世襲，或許堯的意圖不僅在於不滿自己的兒子，還在於想開創一種制度化的模式。儘管堯的努力到禹之後就中止了，他的禪讓卻留下了千古話題。一方面，堯畢竟是古老的賢者，最高領導人的鼻祖，堯的禪讓就給錯謬的世襲者頭上懸了一把寶劍；另一方面，堯留下了禪讓的模式成為一個類型。就像多數派和少數派一樣，兩種意見，就不是一種意見。事實上，清代的南洋華人曾經開創了「蘭芳共和國」，不比美國建國晚多長時間。但蘭芳共和國的開創意義，就不受人們重視。在這個意義上，更要強調堯的貢獻，因其是少數的、比世襲更具合理性的政權交接制度模式的擁有歷史影響力的實踐者。我們還可以說，禪讓不僅是政權交接模式，還是政體，在這個意義上，堯是人類史上的一種政體的最知名的智慧財產權人。
五
按照晉代記載，山西的華山和陝西的首陽山本來是一座山，這座山擋住黃河奔流，故巨靈手蕩腳踏，將其劈開：「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雲本一山，巨靈所開，今睹手跡於華嶽，而腳跡在首陽山下。」詹鄞鑫的研究表明，我們今天所講的「華夏」的來歷，華就是陝西華山，夏就是山西夏地。這樣來看，傳說中的巨靈劈開華山，也就是讓黃河流過，而將陝西的華山——炎帝和黃帝的政治遺產和山西的堯連接了起來。
從血緣和革命性創建來講，華夏始於炎黃；從執政的制度文明來講，華夏始於堯。《尚書》和《史記》用了許多誇獎詞彙來描述堯，《尚書》講他「欽、明、文、思、安、允、恭、克、讓」，《史記》講他「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我以為，這些描述有兩個問題，一是過於讚美，既然人總不可能完美，人也總會有人性中可以理解而並不適於學習的缺點，那麼過於讚美的話，我們只會產生一種逆反；二是證據不足，我們在這裡討論堯的憲政性貢獻，但是主要依據的《尚書》和《史記》，對於堯的記載都非常不夠，事跡不多而評價太高，這就出現了論據和論點的證明力不協調的問題。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堯在事實上實行了自己擔任領導人的終身制，這就沒有形成一個「讓賢」的好事例，也沒有將職位任期化。
《尚書》（資料圖 圖源網絡）但是，反過來說，或許從堯到尚書記錄者、整理者到司馬遷，他們對堯的事跡掌握更多而未訴諸紙端，並基於此而產生了一種崇拜。平心而論，就本文講到的堯的貢獻而言，對堯的評價不必像《尚書》和《史記》講得那麼「虛」，而要從國家形成的角度，講得夠公道。所謂公道，就是說，本文講到的堯的三方面貢獻，足以使他成為數千年中國史代代傳承而未斷絕的早期奠基者、掌燈者。他接過先人的燈，又予以撥亮，從而有助於後世之繼續掌燈和繼續照亮。
注釋：
[1]參見武家璧：《堯典的真實性及其星象的年代》，《晉陽學刊》2010年第3期。
[2]聞一多：《伏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頁。
[3]盛洪：《龍的誕生：一個制度經濟學的故事》，《讀書》2000年第12期。
[4]《楊向奎學術文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頁。
[5]柳詒徵：《國史要義》，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6]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頁。
[7]《史記·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文章標題：早期中國政治的形成：龍圖騰之後的堯
文章來源：《原道》第28輯，東方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