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線哈爾濱5月14日訊(浙江在線記者/胡昊 吳睍 首席編輯/趙潔)在距離哈爾濱老城中心半個小時車程的平房區，81歲的趙四良一個人住在40平方米房子裡，至今沒有結過婚。離他住所不遠有一處舊址，當年侵華日軍731部隊本部大樓就在那裡。
和每一個哈爾濱人一樣，趙四良不止一次去過那裡，也不止一次回憶起父親被731部隊「拉壯丁」的往事碎片——這城市裡很多人都是這支魔鬼部隊直接或者間接的受害者。（尋找浙江抗戰記憶·細菌戰① 侵華日軍731部隊編年簡史首度公開 第一顆細菌炮彈落在浙江）
替日本人「幹活」的父親，帶回來白面大米
趙四良這40多平米的老房子裡，陳設很簡單，就連吃飯用的碗筷，都只有三套。按照他的說法，清明節上墳的時候，父親一套，姐姐一套。
房子是姐姐留給他的，2012年的時候，姐姐去世了，加上早幾年去世的姐夫，和他住一起的人都沒了，外甥早幾年就搬到北京去了，只有逢年過節的時候才回來看看他，而且回來也是下館子、住酒店，家裡待著的時間屈指可數。
趙四良81歲了，到現在都沒有結過婚。「我爸爸當年是給731部隊拉貨的，後來莫名其妙死了，人家說，我們家也有那裡面帶出來的細菌，沒人願意接近我們家。」
打小開始記事起，父親在趙四良的記憶裡就以賣苦力為生，母親在他出生後的第3年就去世了，那以後，就他和父親兩個人相依為命。
「我爸爸平時在火車站等著拉貨，我6歲的時候，我爸告訴我，日本人叫他去拉東西，給錢給白面。我爸雖說恨日本人，但為了養活家裡，他說他幹。」趙四良說，父親一個星期去給日本人幹3次活，每次都能帶來一包白面，或者一包大米，所以，小時候並沒有經歷過多少挨餓的日子，但因為父親給日本人幹活，周圍的人不太和他們來往。
父親在幫著日本人拉什麼，趙四良並不知道，父親也不會和他說，「我當時只是個六七歲的小孩子，我爸肯定不會說什麼」。但讓趙四良感到奇怪的是，父親每次回來，都要洗澡，「爸爸每次回來都要洗兩遍澡，夏天不說，直接拿冷水洗，就算冬天，也要燒一缸水洗澡。」趙四良並不明白父親這麼做意味著什麼，他只是覺得，父親是個挺愛乾淨的人，因為他們在平時，一般是一星期才會去澡堂子洗一次。
在父親的帶動下，趙大爺直到現在還保持著回家先洗手、飯前洗手、上完廁所洗手、勤洗澡這樣的好習慣，。直到後來，趙大爺才知道，父親洗澡的秘密。
日本軍機在南京機場著陸，731部隊正是用這種軍機播撒細菌，或投放陶瓷細菌炸彈。
父親臨死對我說，裡面出來的沒有活人
到10歲的時候，趙四良的父親就很少去幹活了。父親沒有明說，但趙四良知道，一方面是父親經常咳嗽，身體不如以前好，另一方面，父親也希望他有個好的生長環境，不要被親戚鄰居「隔離」，能和大家玩到一起。
因為父親是給日本人賣苦力，周圍的鄰居都會對他們爺倆指指點點，趙四良當時沒人和他玩，到了夏天，看著同齡人下河摸魚，上樹掏鳥窩，「我也想和他們一起，可我一走過去，他們就散開了，我就只能哭著回家了」。
沒過多久，父親就躺在床上起不來了，有的時候還會咯血，「我爸爸臨死的時候跟我說，(731部隊)裡面出來的沒有活人，那個時候我才大概猜到，我爸爸在裡面是幹什麼的」。
趙四良的父親，是731部隊裡面的幫工，專門負責從一個樓拉著一車死人出來，送往部隊西邊的焚化爐。「我爸說，一般一車裝三五個人，但這些人要麼就是缺胳膊斷腿，要麼就是滿身血糊糊的，看都不能看。」趙四良說，一開始日本人發了口罩給父親，說一定要戴著，後來有幾次沒戴，日本人就拿槍託砸父親的後背，再後來就直接讓他回家了，「等長大了才知道，這是細菌部隊做的活體實驗，叫我爸搬屍體去銷毀的，我爸也是害怕染上病，回家就洗手洗澡」。
「特別移送」的災難，把無數活人送進試驗室
特別移送，是日語中「特別輸送」的中譯詞，兩者的差別並不大。按照趙四良的說法，父親去搬運的，就是被「特別移送」後，進行活體試驗的人。
「當時侵華日軍以抓蘇聯間諜為名，對外國人和中國人執行了一種叫『特別移送』的辦法來抓人實施活體試驗。」731部隊舊址陳列館陳列部主任高玉寶這樣告訴記者。
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還在日本的時候，他就對細菌試驗體非常在意，到後來，他已經不滿於小白鼠的試驗，他更希望能進行人體試驗，以獲得細菌武器的實際功效。在遊說了日本軍方高層後，石井四郎被允許到哈爾濱進行細菌武器開發，從那時開始，「特別移送」就成了獲得活人樣本的理由。
「被進行解剖實驗的人是不能打麻藥的，因為日本軍醫認為，經過麻醉後的人體，試驗出來的數據不真實，所以很多試驗都是在中國人完全清醒的情況下進行的。對人體的忍耐力測試，要進行開膛破肚或者截肢。」高玉寶告訴記者，這些還只是一般的人體忍耐力測試，而涉及到細菌傷害和細菌人體培養的試驗，比如鼠疫桿菌的人體注射試驗、注射細菌後的凍傷試驗，以及四肢互換試驗等，對人體的傷害時間更長，所受到的痛苦也更大。
據調查，「特別移送」並不單單針對中國人，蘇聯人、朝鮮人等等，都是「特別移送」的對象，而只要被「特別移送」後，都是死路，無一倖免。現在在舊址陳列館一條30多米長，近兩層樓高的走廊牆壁上，安放著3000餘名受害者名字牌，其中1467名是都已經獲得身份確認的「特別移送」受害者。
當年對731部隊的航拍圖，但隨著日本投降，731部隊為了毀滅證據，炸掉或焚燒了絕大多數的建築物。
父親的死成了一輩子的「重枷」，他這輩子沒有結過婚
趙四良的父親去世後，周圍的人就更不敢和他接近了。
在鄰居們的嘴裡，父親成了日本人的實驗品。「有人說肯定帶著什麼病毒出來的，」趙四良說，當時一些鄰居幾乎就是當著他的面這麼說：「好好的幹活，怎麼會突然就死了呢，還有人說，拿了日本人的東西，肯定不會讓你好過。」
周圍鄰居的敵視，讓一個當時只有10歲的孩子手足無措。還好，姐姐幫著他處理了父親的後事，帶著他離開了老家，換了地方生活。
「我到現在還記得那些鄰居對我說的話，真的，他們說話時候的表情和態度，我都一直記得。」趙四良說，後來，姐姐給我介紹對象，被我拒絕了，「父親被細菌感染，我也覺得自己也不乾淨，隨時都會死，不能讓別人家姑娘也被鄰居們那樣說，那時要是一個女人被周圍人指指點點，估計也活不下來」。
即便離開，細菌部隊還在危害著中國人
哈爾濱人靖大姐在侵華日軍731部隊舊址陳列館工作，和趙四良一樣，靖大姐對日本侵略者、對侵華731部隊，只有咬牙切齒的恨。
「你們想找受害者，其實，我也是。」聽了我們想要尋找當年受害者的想法後，靖大姐沉默了幾分鐘，「我們家一家都是當年731部隊的受害者，那時我只有2歲，不知道這支部隊，但後來一年時間裡，家裡的大人陸續都死了。」靖大姐說，現在家裡就剩下了她和媽媽兩個。
1945年9月3日，日本宣布投降，731部隊接到命令後，開始準備撤離。
除了炸毀機密的試驗場所，燒毀試驗文件外，石井四郎還下令，把所有試驗材料倒掉。731部隊的士兵就把混有鼠疫、炭疽等細菌的原材料直接倒進了附近的河道裡。
「那時沒有什麼自來水廠過濾，也沒有什麼工業汙染，所以河水就是大家直接使用的水源，我們家種地啊，洗衣服啊，都會去河裡拿水。」靖大姐說，而災禍也就是從這河水傳了進來。
「那年我才2歲，我媽媽後來才告訴我的。最早發病的是我爸爸，雙手和雙腳一開始就開始冒小紅點，密密麻麻的。」靖大姐回憶說，到了第二個星期，小紅點開始爛出來，一個一個小紅點連成了一塊一塊爛掉的皮肉，就算是找了村子裡的醫生，開了藥還是不管用。與此同時，家裡的長輩們和哥哥姐姐們的身上也開始出現小紅點，「速度快一點的，兩三天就爛出來了，慢一點的也要一個星期的樣子」。
爛掉的皮膚越來越大，靖大姐的父親開始出現高燒、嘔吐的情況，大家意識到，情況不對，會不會是731部隊放出來的毒氣。高燒、嘔吐後沒幾天，靖大姐的父親就去世了，後事還沒有辦好，伯父和哥哥也先後去世——他們也出現了類似的症狀。
「後來村裡傳來消息，說731部隊在河裡投了細菌，讓我們不要到河邊去。」儘管通知到了村裡，但還是沒有救下靖大姐家裡受到感染的家人。短短一個月之內，靖大姐一家一共19口人，就死了12個人。
災難並沒有就這麼過去，哈爾濱乃至全國遭受過細菌戰攻擊的地區，傷害還在繼續。日軍當年掩埋的細菌炸彈被發現後洩露，導致平民傷亡的新聞依然在發生，當年受到細菌戰禍害的百姓後代還在辛苦照料那些身心飽受摧殘的老人……
靖大姐有一句話很對，他們雖然走了，還在禍害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