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我們的孩子》，作者：[美] 羅伯特·帕特南 譯者：譯者田雷、宋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經出版社授權在網易新聞平臺發布，歡迎關注，禁止隨意轉載。】
近年來的相關研究已經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認知，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兒童的早期經歷和社會經濟環境是如何影響他們的生物神經發展，而這種早期的生物神經發展又是如何影響他們的未來人生的。研究表明，這種影響的效力不但是強有力的，而且是持續的。國家科學院在一份重大研究課題的報告中就這樣寫道：「兒童成長的環境及其生活經驗，會影響兒童早期發育的各個方面，從大腦結構的發育，到孩童的同情能力，都會受到影響。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不斷疊加的，從胎兒時期就已經開始，一直持續到童年的早期。」最重要的是：早期的人生經驗會進入我們的身體，深入我們的行動基因中。
兒童在青少年階段會顯現出許多認知和行為差異，如果追根溯源，這些差異早在他們18個月的時候就已經初現端倪，甚至可以追溯至更早的襁褓時期。神經學的研究已經證明，嬰兒的大腦天生具有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因此，他們的成長環境從一開始就會直接影響到他們大腦組織的發育。而對於嬰兒來說，最原始的生活經驗就是同成年人回應的互動－－一般而言，該角色主要是父母。
嬰兒的大腦如要得到健全的發育，就需要成年人耐心和細緻的關照。在兒童成長專家的研究中，這種在雙向互動中學習的主要機制被稱為「有條件的互動學習（contingent reciprocity)」（如果說得再直白些，就是「接發球」式的互動）。19比如，好比在網球比賽中發出一個球，嬰兒也會發送出某種信號（如在搖籃裡咿咿呀呀），而假如成年人在此時微出了回應（如父母以死哺小曲回應孩子的咿呀），
小孩子還不會說話的階段。但研究者近期還是發現，兒童的數學和語言能力早在學齡前就已經打下了基礎，其更多地取決於同包括父母在內的成年人之間的非正式互動，而不是正式的訓練。讓我們的頭腦中定目面；父母正在為接子談書，一邊講著書內圖面中的故事一邊鼓勵孩子做出回應，這正是互動學習的經典場景。
來自父母的認知刺激，是孩子們最有效的學習手段。如果父母一直都傾聽孩子的聲音，經常同他們交流，就好像西蒙娜和卡爾的為人父母之道，那麼孩子們成長在這種環境中，就會發展出更高級的語言技巧；相形之下，父母若是很少同孩子們進行語言交流，比如斯特芬妮便是如此，她曾經解釋過，「我們沒時間做這種事，大家一起聊聊每日的見聞什麼的」，那麼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孩子，語言能力就要相形見絀。簡言之，兒童的大腦並不是一臺可孤立運轉的計算機，而是一種社會性的器官和機制。
神經科學家和發展心理學家在新近的研究中已經發現，我們大腦有一系列尤其重要的技能，他們稱之為「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比如注意力集中、衝動控制、心理韌性、短期記憶等。這些功能由我們現在所說的大腦前額皮層所控制。電話一響，你就知道放翻開這本書時，你可以從上次未看完的頁碼開始讀。如果大腦的執行下這本書去接電話；你在心裡默記在孩子踢完球後要去接他們；下次功能存在缺失，那麼就會表現出學習障礙或少兒多動症這類問題。
在正常情況下，只要照料者盡到自己的責任，那麼孩子的大腦執行能力在其3~5歲之間就會有特別迅速的發展。但是，如果孩子在此期間受到虐待，長時間面臨高度的精神壓力，那麼他們的大腦執行功能就有可能受到損傷。我們可以想像，伊利亞在這個階段和毫無關愛之心的爺爺住在一起，時時要直面紐奧良貧民區內的暴力和鮮血，而面對著一上學就嚎啕大哭的米歇爾，斯特芬妮也是束手無策，她能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抽打」。而一旦大腦的執行能力有所欠缺，那麼這樣的孩子也就沒有能力解決問題，應對逆境，組織好他們的生活。這項研究也給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孩童在其成長初期所獲得的能力是基礎性的，這些能力越發達，他們今後的學習就越是高效。正是因此，孩童時代的成長經驗是至關重要的。隨著孩子年齡漸長，他們的大腦也越來越定型，要改變也就越來越難。這一事實就告訴我們，與其等到青少年時代再嚴加管束，不如在學齡前就介入，這時的教育可以說是事半功倍。
在兒童發育之初，智商和情商的發展必定是相輔相成的。科學研究已經表明：勇敢、敏銳、樂觀、自控力、責任心、心理穩定，凡此種種被稱為非認知性技藝的能力，對個人成功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容小覷的。非認知性能力越強，則在身體健康、學校成績、大學入學、工作就業以及家庭收入上的表現就越好，而且情商高的人不太會惹麻煩，更不會淪落到監獄裡。總之，在預測一個人能否取得成功時，非認知性的能力同認知性的能力至少是同樣重要的，而且在我們這個後工業社會中，較之於前工業化和工業化的時期，非認知性的情商只可能會越來越重要。
既然父母的早教是如此重要，我們首先可以看到積極的一面，孩子如果幸運地遇到了負責任的愛心家長，那麼他們就更有機會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同時也千萬不要忘記消極的一面，家長疏於管教，任由孩子暴露在壓力（包括我們目前所說的「惡性壓力（toxic stress)」）之下，就會堵塞孩子的成功之路。事實上，如果觀察兒童的發展，長時間的不管不問，要比公然的家暴更能成為造就問題青少年的罪魁禍首。動手打孩子當然不應該，但完全忽視他們可能會對孩子造成更大的傷害。
從生活的直覺上，我們就知道對孩子疏於照顧會造成不良的影響，但到底原因何在，神經科學通過大量的證據做出了關鍵的解釋：假如孩子在幼年時缺乏來自父母的關愛，則他們同成年人之間親密互動的頻度也就會降低，由此造成的大腦發育欠缺在日後是很難彌補的。項裡程碑式的兒童發展研究關注了羅馬尼亞的孤兒，該項研究就表明，如果嬰兒出生後不久即被孤兒院收養，則嚴重的缺乏關愛會導致這些孩子在各項指標上都表現不佳，比如智商、心理健康、社會調適能力，甚至連大腦構造都不同於正常的兒童。當然，如果孩子在2歲前就被收養，自此之後生活在健全的家庭內，則此前的創傷大部分都是可以修復的，但是隨著他們年齡漸長，收養越晚，則撫平童年的創痛也變得越來越難。
惡性壓力對大腦發育會造成負面影響，損害程度同樣是駭人聽聞的。面對壓力時，人會做出反應，比如腎上腺素、血壓、心率、血糖、應激激素會在短時間內飆升，這本身代表著一種高效運轉的人體防禦機制，它由漫長的生物進化所形成，所有的動物物種都通過這一機制來應對突如其來的危險。適度的壓力並不必然是有害的，在父母的關照之下，壓力甚至可能是有益的，因為壓力有助於培養孩子的應對能力。但是，長時期的高壓，特別是沒有輔之以關愛孩子的家長，就會干擾大腦最基本的執行功能。但麻煩的是，大腦的各個部分之所以可以協調運轉，應對挑戰並且解決問題，靠的就是大腦的執行功能。正是因此，兒童如果成長在惡性壓力之中，則他們就很難集中自己的精力並控制衝動的行為，也不太服從管教。
極端的高壓還會造成一系列的心理和生理變化，從深層破壞大腦發育，改變大腦的結構組織。長期缺乏父母的關愛遭受肉體或精神上的暴力虐待以及父母濫用精神藥物，凡此種種都會讓孩子承受惡性壓力，由此讓孩子的身心發生看得見的病變，導致他們在學習、行為以及身體和心智健康方面的終身困難，具體表現為抑鬱症、酗酒成癮、肥胖症和心臟病。
科學家們已經構建起了「惡性童年經驗指標庫」（Adverse ChildhoodExperiences Scale),以此測度那些會造成惡性壓力的事件清單。(參見表3-1)如果在童年時僅經歷過其中一兩件事，則通常並不會導致成年後的惡果。但是，惡性事件經歷得越多，則造成終身傷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教授（James Heckman)對此進行了多項研究，在概括自己的研究成果時，他指出：「如果成長於充斥著惡性經驗的環境內，則孩子長大後更可能出現健康狀況不佳、醫療成本昂貴、濫用精神藥物、工作和社會交往糟糕、殘疾、抑鬱和自殺，甚至會造成更下一代的失敗。總之，兩者之間存在著正相關。」
表3-1 惡性童年經驗指標庫
1.蒙受家中成年人的肉體虐待或威脅
2.遭受家中成年人的虐打、掌摑或其他傷害
3.遭遇過成年人的性侵
4.從未感受到家庭內的關愛和支持
5.父母分居／離婚
6.缺衣少食，或父母酗酒吸毒，無暇照顧子女
7.母親／繼母遭遇家庭暴力
8.家中有人酗酒或吸毒
9.家中有人患抑鬱症或曾經自殺
10.家中有人身陷囹圄
在上述10種童年惡性壓力事項中，伊利亞在他的孩童時期經歷了至少8種，就此而言，他能活到今天都實屬不易。誠然，有些像伊利亞這樣的孩子也因此鍛鍊出強韌的抗擊打能力，即便面對著長期的高壓生活，也能淚中有笑地活下去。但是，我們大概是高估了這種內心深處的堅韌，因為即便對那些在逆境中奮力向上的孩子們而言，長期的高壓生活也難免會造成負面的心理影響。」這就是我們有時所說的「約翰·亨利效應（Johm Henry effecl）」：打樁工人約翰·亨利要同蒸汽機比賽打樁的效率，他賣力地揮舞著錘子，竟然擊敗了機器，但他「太過緊張，以致心臟完全超負荷運轉；約翰·亨利放下了他的錘子，當場猝死」。推而廣之地講，伊利亞是在透支他自己的生命。
當然，任何階級的孩子都可能遭遇上述的惡性經歷，但不可否認的是，若是出生在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家庭，孩子就面臨著嚴重得多的風險。即便是經濟收入超過貧困線一倍的家庭也難免深受其害。雖然斯特芬妮曾說過現在「賺錢還不少」，但統計生活在這層家庭的孩子，較之於他們更富裕的黑人同胞，其遭遇如下家庭創痛的可能性要高出了1~4倍，比如父母過世或入獄、家庭虐待、社區暴力、家庭成員有人吸毒或酗酒。研究已經證明，這些童年期的經驗會造成種種惡果，比如抑鬱症、心臟疾病、發育緩慢甚至自殺。更麻煩的是，這些惡性經驗往往是相互疊加的，由此形成的總體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惡性壓力侵蝕著兒童的發育，但兒童承受的壓力通常也反映著父母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壓力重負－有些是嚴重的壓力，比如抑鬱症，還有些是日積月累的生活瑣事。在孩子出生後的第一年內，母親的壓力尤其會干擾嬰兒和母親之間的親情紐帶。由此也就構成了一種惡性循環：童年時的壓力有可能導致孩子注意力無法集中，或者患上少兒多動症，而這樣的孩子往往會加重父母的壓力，最終讓他們對孩子更沒有好臉色。
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生物精神病學家業已證明，做母親的哪怕只是從語言上長期虐待其子女，都有可能導致孩子大腦組織的損傷。「若是成長於父母的日常語言暴力中，」他們在研究中指出，「這樣的孩子在進入青少年階段後更容易顯現出抑鬱、焦慮或孤僻的症狀。」這項研究證實了我們之前聽到過的「伊利亞之假說」「要是當媽的整天咒罵孩子，整天揮舞著大棒，那就真的會毀掉·····真的會傷害到孩子。」但也有幸福的家庭和幸運的孩子，如果遇到了關心孩子又負責任的成年家長，則即便是壓力排山倒海而來，也不會把孩子壓垮。實驗室內的臨床研究已經在動物世界中證明了這一理論。例如，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麥可·米尼（Michael Meaney)就在研究中發現：實驗中有兩組新生的鼠寶寶，第一組經常被鼠媽媽舔舐順毛，這也是鼠媽媽養育新生鼠仔的典型方式，而第二組鼠寶寶則很少被鼠媽媽舔舐，結果證明，較之於第二組鼠寶寶，第一組就更少產生壓力荷爾蒙，長大後也更聰明，更有好奇心，更健壯，同時也更有能力應對突發事件和壓力狀態。但是，兩組幼鼠間的行為差異，同樣可能是由基因原因所致，所以米尼及其合作研究者接下來非常聰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證明了鼠媽媽和鼠寶寶行為之間的關聯並不僅僅是胎內基因所致。他們精心設計了一組實驗，讓那些天性對鼠寶寶更關心的鼠媽媽去照顧天性更脆弱的鼠寶寶，也即用第一組鼠媽媽養育第二組鼠寶寶，結果出來後，他們發現，這一組基因上更脆弱的幼鼠在長大後表現得更像它們的養母，而不是它們的生母：它們不太會產生壓力激素，也能茁壯成長。
鼠媽媽舔舐幼鼠毛髮的行為，就好比為人父母者為子女提供身體和情感上的安全和舒適，比方說一個大大的擁抱，這會讓下一代生活在更積極樂觀的環境中。回到生活在柯林頓港的切爾西一家人，在好朋友自殺後，切爾西的父母悉心安撫女兒的情緒，這在效果上就等同於「舔舐順毛」。父母如果同孩子關係融洽，平時周全呵護自己的子女，那麼就有助於培養孩子的韌性，能夠緩衝原本可能會把青少年擊倒的壓力。例如，在一項關註明尼阿波利斯市低收入家庭的調研中，心理學家拜倫·伊傑蘭（Byron Egeland)就發現，同樣生活在低收入的家庭，那些在出生第一年得到母親精心照顧的孩子較之於同期無人關愛的孩子，長大後在學校表現得更出色，成年後也更少焦慮，社交方面也更為通達。
特別是自控力和意志這些在幼年時養成的認知和情緒控制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孩子未來在學校的表現。科學家在加拿大蒙特婁市進行了一項樣本隨機抽取的跟蹤試驗，這項研究業已表明，從孩子七歲開始就有意識地鍛鍊他們的社會交往技巧，比如分工合作和傾聽他人談話、培養他們的社會信任度，未來就可以有效地增加孩子的社會機遇。換言之，如果父母通過有意識的培養，讓孩子們獲得了一定「劑量」的社會適應力，那麼這些孩子在學校就有更好的表現，不會惹是生非，遠離罪惡，甚至在進入社會後可以獲得更高的經濟收入。與此相反，如果孩子在童年時期被灌輸的只是一定「劑量」的社會冷漠和猜忌，就好像伊利亞和凱拉所遭遇的困局，那麼他們人生成功的希望也會大打折扣。
我已經總結了神經生物學最新的研究發現，如果說這些科學研究有何種社會意義，那麼最根本的就是：美國兒童能否有著健康的大腦發育，被證明是同父母所受的教育、家庭收入和社會階級密切相關的。我們來看一些最近的研究發現。
不斷有證據顯示，兒童如果成長於貧困家庭中，則其皮質醇超標的危險就更大，作為一種經常被研究的壓力荷爾蒙，皮質醇指標越高，成年後的抗壓能力就越弱。原因在於，貧窮看起來會造成一種混亂的生活環境，最終影響到兒童的生理。
一項近期的研究已經發現，童年時如果成長於貧窮所造成的壓力環境中，則成年後負責情緒控制的大腦功能有可能受到損傷。
加拿大的研究者發現，出身於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家庭的孩子，甚至連大腦電波也存在著差異。具體說來，下層階級的孩子更難以集中精力完成一項具體的任務，原因顯而易見，他們從小生活在危險不斷的環境中，因此大腦已經被訓練到對外部環境保持不間斷的監控和隨時的警惕。
近期還有一項研究採用了核磁共振技術，研究報告指出，較之於家境富裕的孩子，窮人家的孩子大腦發育更慢，大腦灰質也更少。當然，目前的研究所採樣本人數很少，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才能確認這一結論是否具有普遍性。
在經濟收入和教育程度雙高的家庭中，孩子可以得益於家庭中更豐富的語言交流，從一開始就擁有語言能力的優勢。因為父母在日常對話中有更大的詞彙量，而且可以輕鬆地駕馭更複雜的語法。在另一項裡程碑式的研究中，兒童發展的專家們跟蹤了生活在堪薩斯州的42個家庭，三年以來，每月選取一個小時，細緻觀察並記錄這些家庭日常的語言溝通狀況。在此基礎上，研究者設置了三組比較樣本：第一組是父母為職業人士的家庭，第二組是父母為工人階級的家庭，第三組則是父母靠社會救濟餬口的家庭。根據研究者的估算，在兒童上幼兒園之前，第一組家庭的孩子聽到的詞彙量多出工人階級孩子1900萬次，超出領取社保家庭的孩子3200萬次。
根據一項全國範圍內的研究，在入學前，72%的中產階級孩子已經熟記了字母表；相比之下，窮人家的孩子在學齡前會背字母表的只有19%。
簡言之，當孩子發出信號時，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通常會更鄭重對待；相比之下，只讀過中學的家長更容易對之置若罔聞。同時，來自富人家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更少面對惡性壓力；反之，在貧窮家境內長大的孩子則往往是壓力山大的。甚至還不僅如此，上述在認知、情感和社交能力上表現出來的階級鴻溝，在兒童成長之初就已現出端倪，而且一旦定型，終生都很難再去改變。這也就意味著，即便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講清楚其中的因果機制，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學齡前階段，這些因素是最具決定性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學齡後的幹預就是全然無效的，更不是說階級之間的鴻溝就是上天註定或自然規律，但它確實意味著我們必須重點關注兒童的早期發育。
但弔詭的是，這些最新的研究發現卻只會進一步拉大階級之間的差距，至少短期看來是如此。原因很簡單，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更可能獲知上述研究，也許是自己讀到了，也許是聽到別人轉述，也因此更會在教育子女時親身實踐這些研究的指導。正如我們在下文所見，過去數十年來，在為人父母的作風上，階級之間的差距已經出現，甚至迅速擴展到無法彌合的鴻溝。西蒙娜和斯特芬妮顯然都愛著她們的孩子但是她們的故事以及科學研究都已表明，只有愛是不夠的，愛的花朵未必能結出成長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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