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首《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的詩在網絡「病毒般蔓延」，39歲的湖北農婦餘秀華火了。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伴隨著一場「新民歌運動」的開啟，臨潼詩人王老九等一批農民詩人湧現、備受追捧，並成為那個時代的符號。重新審視早已受冷落的「農民詩人」、「農民詩歌」，如果剝離那個年代特有的一些符號，那些來自田野鄉土的詩作，有著一種久違了的樸素清新的氣質。
不久前，隨著一首《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的詩在網絡「病毒般蔓延」，39歲的餘秀華火了。面對突然的走紅，這個家住湖北省鍾祥市石排鎮橫店村的農婦，回應稱，自己的身份順序應是女人，農民，詩人。
無疑，餘秀華是個女詩人，更是個農民詩人。
其實，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伴隨著一場「新民歌運動」的開啟，臨潼詩人王老九等一批農民詩人湧現、備受追捧，並成為那個時代的符號。
然而，當歷史的喧囂散去，重新審視早已受冷落的「農民詩人」、「農民詩歌」，很多人會發現，儘管當年那些詩歌大都附加著政治光環和意識形態符號，但如果剝離這些，這些來自田野鄉土的詩作，有著一種久違了的樸素清新的氣質。
就像時下正紅的餘秀華所說：「如果你們在讀我詩歌的時候，忘記問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將尊重你。」
53歲的王澎前不久翻找舊物，在老屋一個箱子裡發現了一堆信件，其中一張舊式的牛皮紙信封，落款赫然是紅色字跡「中共中央西北局 緘」。王澎取出疊著的兩張信紙，不禁叫出聲來。
收信人是他去世多年的父親，而寄信人是習仲勳。
信紙已發黃，是用紅細線豎分了8格的樣式，抬頭從右至左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公用箋」十個字。第二頁信紙的左上角，還蓋著一枚豎條形的紅色收發章：「發字七十七號」。
這封信的字跡是藍黑墨水鋼筆手寫體，繁體字和簡化字相間，落款籤著習仲勳的名字，還蓋了一方小小的白文篆字印章，鮮紅如昨。
信是這樣寫的：「繼洲同志：來信及你父親的詩集都看到了。你父親的詩作，因為反映了生活的實際，代表了人民的而主要是農民的心願，通俗易懂，因而為廣大群眾所喜讀樂聞，亦為多數文藝工作者所愛戴；這是他的創作成功的地方。希望他努力學習文化，更加提高寫作能力。此致敬禮。習仲勳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王繼洲是王澎的父親，信中提及的「你父親」，是王澎的祖父王老九——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盛名一時的農民詩人。
跟郭沫若當面賽詩，「心裡喜得像蛤蟆跳」
王澎是最近幾年才開始重新認識祖父的。過去，別人提到王老九，王澎說，「那是我爺麼」，就是「給我從小買糖吃，天天廝跟著的爺呀。」僅此而已。
一件小事改變了他。有一年，王澎去安徽，閒聊時，當地有個中年人問他從哪來，他說陝西。沒想到對方念起了幾句詩：「電影院裡烏冬黑，演的蘇聯打德國。」「國」念的還是陝西音「guī」。對方說，這是王老九的詩，是你們陝西人，你知道不。
祖父去世了這麼些年，還有外地人說起他。王澎很意外。
按王澎以前的想法，爺爺王老九就是個關中老農民：瘦，大個子，冬天一身黑棉衣，天熱是白布的對襟大褂、褲子，戴圓坨坨眼鏡，抽旱菸袋鍋，愛咥個老碗面，逢集了，就帶著他去逛，買個糖豆給娃們吃。不一樣的，爺爺會作詩。
王澎看過央視播出的紀錄片《百年中國》，「凱歌行進」篇的第4集《改造的力量》。一開篇，就是王老九的鏡頭。只聽趙忠祥在解說：「陝西臨潼北王村，有一位農民叫王老九。解放前，他一無所有。土改後，分到了土地，還學會了寫字。這位老農編出了三百多首快板詩，讚美農村的新景象。他的詩，一度選進了大學中文系的教材。」
鏡頭從農民分地切換到火車頭。「1953年9月，農民詩人王老九第一次坐上火車來到北京，參加中國文藝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只見王老九站在毛主席像前，對著麥克風，一手拿著發言稿，一手有力地揮舞著，用陝西口音念著他寫的詩，「團結的力量都比天大」。
鏡頭再一切換，是在頤和園舉辦的一場賽詩會。坐在藤椅裡的王老九埋著頭，把一頁紙鋪在腿上，像拿毛筆那樣捏著鋼筆，還蹺著小拇指，「當時寫下了一首詩，抒發自己見到郭沫若時的激動心情」。
畫面中，王老九與郭沫若並坐，還是一口秦腔大聲念起來了：「郭老人老心不老，寫詩更比李白高。日日夜夜我想見，鬍子盼白也見不到。今日相會頤和園，我心裡喜得像蛤蟆跳。」他用手抬了抬郭沫若的手臂，「希望老兄手託我，同往共產主義跑！」
王老九念一句，大夥樂一陣。念完了，就都鼓起掌來。左耳戴著助聽器的郭沫若也樂不可支，把手舉起來使勁拍，還對王老九說，「好詩，真正好！」
快板詩鬥地主，王老九上報紙成了名人
很少有人知道王老九的本名叫王建祿，他排行老九。
說起來，王老九是頗為久遠的人物了——他出生那年，清朝正在跟日本打甲午(1894)海戰。他經歷了光緒和宣統兩個皇帝，還有民國的一大堆總統，直到1949年，他始終是個默默無聞的農民。除了年輕時去鎮安、柞水一帶打過短工，到西安討過飯，王老九幾乎沒離開過老家臨潼相橋。
他沒有念過書，只在16歲那年讀了大半年私塾，「一年學費要五兩銀子」，家裡掏不起，就又回到地裡掄起了鋤把。
雖說不識字，王老九卻有個過人之處。他從小喜歡看戲，「聽過兩三次就能把唱詞都記在肚裡」。他在地裡掄鋤頭，常常從口袋摸出戲本翻看，口念手指，一一對應，整本唱詞居然也能不打絆地念下去。王老九曾說，寫詩怎樣押韻，怎樣能順口，我都是從戲詞裡學來的。
戲詞記得多了，王老九就開始自己編。32歲那年，他編出了第一個快板詩。他見村裡好些人去街道上吃煙耍牌，輸了就偷著賣家裡的糧食，跟婆娘幹仗，還借錢欠債，弄得雞飛狗跳，就編了《洋菸歌》、《打麻將》教人勸善，農閒時，在村裡四處給人說。
當地有個地主秦頌丞，是胡宗南的渭北「剿匪」總司令。有一次，也叫王老九去他家說上幾段。王老九窮是窮，骨頭還硬，「我恨那些財東下看窮人，見了面也不招識你，像看見個狗一樣。」王老九在《談談我的創作和生活》中回憶說，「我把秦頌丞早就恨扎啦，心想，我又不巴結你，為啥要給你說快板哩？到日子了，我說，我肚裡疼得很，去不成。這下把秦頌丞惹怒了。他派狗腿子搶走了我七鬥糧食。第二天，我家就揭不開鍋了。」
沒飯吃，王老九把衣服被子捆成一擔，翻過秦嶺，走了幾百裡山路，連賣帶換，背回了兩鬥包穀當口糧，「兩個肩膀都磨成血串串了。」他給秦頌丞編了一段快板，悄悄給家裡人念：「秦始皇，胡蠻蠻，上下磨扇轉得殘。磨得百姓骨頭碎，血榨淨來油榨乾。有朝一日天睜眼，砸爛磨扇撂河灘……」
1949年，共產黨解放了臨潼，開大會鬥爭地主。會一結束，王老九趁著十裡八鄉的窮苦人沒走，就站到主席臺上，把從前那些不敢出頭露面的快板詩，大聲唱了出來。
「誰知臨潼縣委書記董實豐也在主席臺上沒走，我在前面說，他在後面聽哩，還派人把我說的快板抄下來，發表在《群眾日報》上。」
王老九一下成了臨潼名人。
寫詩遇到不會寫的字，就畫個「〇」或「×」
在那個年代，王老九這樣的窮人，分了田地牛羊，感情自然迸發，發自內心歌頌毛主席共產黨。過去，他「白天下地晚上睡，心裡老愁著一個吃。」「現在，臨潼縣委我是平進平出，縣委書記、縣長看見我都像親兄弟一樣握手問好」，還隔三差五在報紙上發表詩作，被稱作「農民詩人」。王老九覺得，「這四個字真不簡單，這是共產黨給我帶來的光榮。」
1958年4月，被譽為「新民歌運動」的農民詩歌創作運動開啟，號稱「村村有李白」。一時間，工農兵學商，無人不作詩。王老九的創作也進入高峰。可他不會寫字，編東西一時興起，全憑心記，隨編隨忘。有個記者告訴他，好記性不如淡筆墨，學會了寫字，編詩就容易了。
1949年的時候，王老九已經55歲了，扛過鋤頭，掄過鐮刀，也扶過犁，就是沒有握過筆桿子。拿著幾寸長的筆，比犁頭還笨重。老伴打擊他，點燈熬油白費蠟，老咧老咧還想中狀元。王老九不理睬，自稱是老著臉皮，硬著心學習。每晚爬在炕桌上，一筆一畫，像個小學生那樣寫二三百個字。
王澎至今記得祖父的「文房四寶」：半截子毛筆，指頭蛋大的一疙瘩墨，幾頁紙，還有個破碗底，翻過來權當硯臺。想寫幾句時，從口袋掏出來，吐點口水研一研墨，就寫開了。
那時候紙墨都金貴，王老九有辦法。他拿一根鏽釘子當「筆」，在撿來的破瓦片上刻畫，漸漸在炕頭堆了個小山包。有天，「我奶實在看不下去了，一下都撂到外頭了，我爺回來就急咧，又都收攬回來。」王澎想起來就覺得好笑，又不由對祖父的認真和激情起敬。
遇到不會寫的字，王老九也有「高招」。王澎說，真的就像有個相聲說的那樣，「親愛的老〇，聽說你有了〇，你要好好養 ，千萬不要隨便下 ……我爺真是這樣，不會寫的字畫個圈，或者是個『×』。別人不知道咋回事，他自己明白意思。」
別看老漢識字少，也懂「行文要曲」的妙處
王老九寫詩影響了一大批人。臨潼至今還有王老九詩社、驪山詩社等多個農民詩歌協會。71歲的張潮溢老人當年跟王老九學過詩。2014年11月下旬。西安臨潼區文化東路一住宅小區。張潮溢向華商報記者回憶與王老九的交往。
十來歲時，張潮溢有天在學校的黑板報上看到一首詩，正是王老九寫的那個地主：「秦頌丞，大惡霸，相橋為王坐天下，狼心狗肺老虎牙，豬臉猴眼灰頭髮，兩腮無肉尖嘴巴，睜眼不認他幹大……」當時，張潮溢並不知道這是誰寫的，只覺得好玩，就說著耍。有人問他，你知道這是誰寫的不，要學寫詩，趕緊去拜王老九為師。張潮溢家在嘴劉村，距王老九家北王村只有五裡路。他就去了。「我伯剛從地裡鋤麥回來，一見很親切，說，你愛說快板詩，我就給你教。」
有一回，張潮溢寫了四句，頗為得意：「棉花疙瘩像星星，我大我媽數不清，摘了一個拿回家，掛在屋裡像燈籠。」拿去給王老九看，沒想到老漢把他批評了一頓。「你這是東拉西扯哩！那棉花苞苞都在綠葉子底下呢，你咋去數？那麼大一點，咋能像燈籠？」王老九告誡張潮溢，寫詩就是寫生活，不敢胡來。
今人說起王老九，以及農民詩歌，以為那不過是政治口號，是順口溜。王老九生活在那個時代，自然不可擺脫時代背景，但他唱出了農民的心裡話，詩句沒有華麗的辭藻，繁縟的用典，就是大白話，風趣幽默，是農民用農民的方式，歌唱農民的心聲。
1953年，他寫進北京，「我老九活了六十整，翻身進了西安城。過去討飯鑽過南山，往北逃難到過銅川。誰想今天真榮幸，要過潼關到北京。枯樹開花朵朵紅，死了的竹子又發青，老馬脫毛變成龍，生鏽的古銅放光明。」
王老九常常口語、諺語入詩。他說，話要說的有內容，要精煉，不要說的直戳戳的，要多形容，多打比喻。比喻一比，話就有力量。有時十句八句都說不清，一個比喻就說清了，還有勁。
他寫進京見毛主席，並不是一下就說透了，而是「我老九正在把景觀，猛聽掌聲震破天，人把兩手都紮起，高呼萬歲毛主席。個個眼裡有精神，一齊望著天安門。」接著他寫，「我老九快把眼擦亮，抬起腳跟往上望。望去只見紅套紅，毛主席面貌看不清。急得我直問韓起祥，他比我心裡還著忙……」
王老九真是形象又幽默。誰都知道，陝北說書藝人韓起祥是個盲人。別看老漢識字少，也懂得「行文要曲」的妙處。
不管旁人怎麼評價，王老九有自知之明。在他創作的《自序詩》中，自稱是「手捉犁把編快板」。
刻在墓碑上的稱號——農民詩人
王老九成名了。
他數次進京，跟毛主席周總理握手不止一回，還獲得了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協理事、陝西省政協委員等一堆殊榮，還去禮泉烽火農業社，寫出了長詩《王保京》，他的《王老九詩選》、《東方飛起一巨龍》多部詩集被譯成俄文、日文。一個地地道道的老農民，活出了盛名，登上人生的巔峰。
只是，接連不斷的運動改變了王家人的命運。
王老九家的成分是下中農。他有兩兒一女。長子繼仁是個1938年入黨的「老地下黨」、殘疾軍人，次子繼洲在當時的西北人民出版社（後稱陝西人民出版社）做編輯。王繼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因為「在會上說了幾句實話」。文革襲來，王繼仁成了「叛黨分子」，「右派」王繼洲又被揪出來，哥倆一起挨鬥。
王老九的孫子們也都成了「黑五類」，入團沒門，參軍沒戲，在村裡受盡白眼。原來跟王家有些來往的，而今也躲之不及。
王澎那時還小，隱約記得，父親脖子上掛著很大一塊木牌子，名字顛倒著，還打著大大的「×」，每天被提溜出去遊街批鬥，打得休克了，「又用涼水噴活」。
村裡的造反派在王老九家牆上刷了標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要掃除一切害人蟲」，黑字如鬥，看得人心驚肉跳。春節時，造反派又來了，給王家門上貼了一副對聯，一邊是「螞蟻緣槐誇大國」，另一邊是「蚍蜉撼樹談何易」。
王老九渾身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他還在寫詩，只是寄出去的詩稿，又一一退回來了。他聽到一個說法，「17年的文藝戰線」，是一筐豆腐掉下崖——沒一塊好的。
擔驚受怕的老伴去世了。臨終前叮嚀，「寫詩……是好事，要分年月……看時勢。」王老九愁困交加，在一個雨天跌倒在渠畔，摔成全身癱瘓，在床上躺了近一年，1969年2月14日，75歲的王老九故去，埋在北王村東邊一塊地勢較高的荒地裡。
青冢前立著一塊碑，刻著「農民詩人王老九之墓」。落款是1983年清明，「王老九詩社全體同志立」。幾十年過去，碑字有些斑駁了。
王澎常常來墓地看看祖父和父親。他記得，祖父最後一句話是「我離不開詩」。
或許是距離遠了，又年已半百，王澎開始慢慢理解祖父的經歷。一個農民，生前身後那些曾經耀眼的光環，不管是政治的，還是文學的，都不是王老九自個兒戴在頭上的。他只是用農民能聽懂的句子，寫了農民喜歡的詩。華商報記者 孫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