驟然進入民國，一時間最難以適應的人群當屬前清的大小官員。一方面，退位的小朝廷依然存在，而且正式受到民國政府的優待，各種衙門機構暫時還在虛應故事，許多實官尚未解除與清朝的關係，至少形式上仍然是清朝的臣子。即便後來各衙門陸續被民國政府接收，小朝廷仍然保持了一些機構。另一方面，清王室早已自顧不暇，除少數近臣外，為數眾多的內外大小官員不可能繼續賴以為生，即使不贊成共和，也要設法在民國政府之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刻意立異，以自高身價，還不免有矯情之嫌。
那桐民初改元，曾任皇族內閣協理大臣、解職後又出任弼德院顧問大臣的那桐於舊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後遵照臨時大總統袁通告，改書陽曆。」不久，弼德院撤銷，那桐以病向總統辭去稅務處督辦之職，並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7月11日，那桐中風偏癱，行動不便，連日記也只能口述。他對民國政府平息滿漢意見、保護旗人公私財產的政策頗為讚賞，對孫中山也尊稱為先生，五族共進會以及皇族公宴孫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賦閒的那桐生活平淡，除了看戲、應酬、吃飯外，間中偶爾回北京一趟。他在天津英租界的孟家莊建造房屋，並於1913年1月遷入新居。或許由於那桐很少參與政治活動，與清王室的關係僅限於禮儀，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不知其已於十餘年前故去，還擬予以表彰，以正風氣，以免前清親貴被偽組織拖下水。
那桐官服照另一位皇族內閣的協理大臣徐世昌，原是北洋集團的核心人物，又是袁世凱政權的重要推手。皇族內閣解散，他被解除協理大臣之職，改任軍諮大臣，加太保銜。在清朝與袁世凱之間，徐世昌既要幫袁世凱的忙，又不願公開失了對清朝的禮。壬子新正，他凌晨四點半就起床，「入直，蒙恩賞八寶荷包。召見，謝恩，又蒙面賞荷包，行賀年禮。趨詣皇極門外隨皇上朝賀皇太后，又趨詣乾清宮朝賀皇上」。此後他每日照常入直，隔日侍毓慶宮，回寓後辦或談公事，看書、寫字、會客、應酬，也常常會見袁世凱，與之深談。至於所擔任的新舊兩朝各項事務，則逐漸辭去。如向袁世凱辭去津浦鐵路之事，向清室辭去太保等銜。5月間，曾請假回河南汲縣省親，詳細記錄所到之處，所見之人，所辦之事，前後歷時近一個月。歸途又轉赴山東，遊覽泰山、孔府林廟、嶗山等地，察看棗莊中興煤礦和津浦路外，主要是到青島置地購房，為移居做準備，並訪晤了聚居於此的前清官員和德國人衛禮賢。6月中旬才回到北京。
回京後徐世昌的生活有些變化，不再入直，開始一周還進內及詣毓慶宮，隨後便每日在家。7月5日，徐世昌離京赴日本考察，7月8日從天津登船，到大連時，因身體不適等原因，乘火車折返天津。8月1日，即由天津啟程赴青島。這一次是舉家遷往，與周馥等遺老為伍，過起了寓公的生活。和天津、上海、港澳等地一樣，青島是遺老的聚集之地，據說僅巡撫、副大臣以上的就有18人。大小遺老遺臣遺民的著名者，如周馥、趙爾巽、張勳、勞乃宣、呂海寰、李家駒、于式枚、鄒嘉來、劉廷琛、吳鬱生、張人駿、王寶田、溥偉、王垿等，徐世昌與之多有往還，頗不寂寞。
10月，徐世昌回京轉往河南汲縣，在京期間曾與梁啓超兩度會晤。不過這時徐世昌並未脫離遜清王室，11月19日從河南回到北京，次日即再度陷入在袁政府與清王室之間周旋的境地，「慰廷約談，留飯。午後歸，小憩。訪世博軒，久談。到姜翰兄處，晤李仲先談有頃。晚歸，趙智庵來訪久談，八、十兩弟待談。連日說話多，心氣困憊，夜不能寐。本月初七日奉旨會商裁併內務府各衙門辦法，今日訪博軒商酌一切。前月底博軒又為續假兩個月。」徐世昌很少在日記中流露個人的情緒，這一次例外，恐怕不僅是因為說話太多那樣簡單。11月29日，他到內務府籌備處，會議裁併各衙門事宜。
新政權與舊朝廷兩方面的人都來找，都要見，而且決非禮節性拜訪，令徐世昌有些不堪其擾。12月11日，他離開北京前往青島。此行是脫離是非之地，還是另有覬覦之心，只有當事人自己心裡清楚。12月31日，「晚上供，先母卒忌。慈親見背，忽忽已十六年矣。時事變遷，全家寄居海上，思念先慈，不勝悽惻。」民國元年除夕徐世昌所悲，大概也包括自己進退兩難的處境。和多數遺老一樣，他心中還有自己的盤算，需要等待時機。
徐世昌榮慶新年伊始，榮慶仍然記為宣統四年。雖然國體變更，在他卻一切依舊，仍然繼續著前清的種種程式化生活。可是好景不長，民國初立，政局持續動蕩，正月十二日（2.29），京津一帶便發生兵變，連續兩天夜裡，城內四處槍聲大作，火光沖天，並且一度槍聲到門，火光徹戶，異常危險。元宵節的前一天，榮慶被迫舉家到天津避難，並率先前往天津探路安排。十八日（3.6），天陰，榮慶觸景生情，賦詩感嘆自己的遭遇：「海泗僑居蜃氣蒸，連朝不見日東升。幾回夢舊仍泡影，惟有隨緣是上乘。臥病甘為無爪蟹，逢人不作付羶蠅。茫茫身世何從說，萬感都滅感不勝。」昔日的繁華權勢，只不過黃粱一夢。既然無力回天，惟有得過且過。
在天津，榮慶與相交最得的舊同僚嚴修有所往還，各處遊覽，還生平第一次看了電影。二月十二日（3.30），請陸潤庠由院行文開去差缺。並在津看房，擬久居。所住的英租界，在繁華的天津算是僻靜之處。其旅津生活，五月初三日（6.17）所得四句詩描寫最為形象：「畏日常遮牗，多風總閉門。樓高頻止步，客少更無言。」日常除看些歷朝詩詞史書外，「出無車，使無僕」，耳目閉塞，深居簡出。原來很少看報，如今只能從報紙上獲取信息，所看報紙包括《民意報》、《大公報》以及梁啓超主編的雜誌《庸言》等。所以他知道民國政府的變動，如唐紹儀川遁，陸徵祥繼任，孫中山到京等消息，可是他見報知徐世昌到津，卻不得其處，「真無爪蟹如我，苦矣。」
無奈之中，榮慶也逐漸平和心態，苦中作樂。四月十三日（5.29）移居樓寓，得詩一律：「但教容膝便能安，況上重樓更可觀。新樹低培如麥秀，層臺平峙當山看。閒門客少經旬閉，虛牗風高鎮日寒。最好小臺宜遠眺，連宵月朗總憑欄。」這樣的隨遇而安，不僅應對環境的窘迫，更隱含家國身世遭際的淡然。「淡飯粗茶人永壽，山環水抱我安居。繁華回首都如夢，但願平安守敝廬。」
身居津沽的榮慶，不能忘懷於故都，五月二十六日（7.10），因大姊亡故，一度入京，「見西山如逢故人」。十月間，榮慶一度舉家返京，臨行前「闔家均喜而不寐」。可是民初的京師居大不易，天津卻成為前清舊人的重要避難所，榮慶逐漸在此找到屬於自己的生活圈子。六月三十日（8.12），榮慶與許秉琦（稚筠）、于式枚（晦若）、孫寶琦（慕韓）、陳邦瑞（瑤圃）、郭曾炘（春榆）等「晤於一堂，快聚非常。」「十年舊雨，異地同堂，不啻東華門中，昆明湖上也。」此後和這些老友時相往還，直把天津當北京。十一月在錦江春吃飯時，還與鋪掌操蜀語問答，頗感有趣。
安居與隨緣，在榮慶不僅是自己的陋室與窘境（有時甚至要典賣衣物），更有對於新國的默認。八月初一日（9.11），他送陳夔龍詩曰：「結袂通明廠，匆匆廿六春。同為遊蜀客，都是少孤人。憶昔艱難共，而今世局新。吳淞秋正好，珍重此吟身。」所謂「一代文章歸變例，百年身世付隨緣。」「我採芙蓉江水上，商山自有採芝仙」，雖做遺老，歸隱林泉，卻要安於天命。和與之同門的志銳、升允、端方相比，各異其趣。
心緒轉移，使得榮慶看待世事景致的態度發生微妙變化。十一月十一日（12.19），大雪瀰漫，榮慶喜為豐年之兆，倚樓得句：「繽紛瑞雪兆豐年，多少樓臺罨畫中。入望都城銀世界，梅花消息在牆東。」十二月十八日（1913.1.24）和陳夔龍詩二首，各篇的後半闕謂：「一任風雲變，翻教格律新。吾才嗟既竭，老矣灌園身。」「朋舊看看少，河山處處新。嗟餘衰朽甚，塵市涸間身。」自覺老朽，卻承認日新。壬子除夕，榮慶在日記中寫道：「畢竟今年勝去年也」，並於次年放棄宣統紀年，改書民國二年，算是對民國的接納。
榮慶紹英壬子元旦，署度支部大臣紹英照樣朝服進內，先後在皇極門外和乾清門內行三跪九叩禮。可見若以閣僚論，他不在沈家本所說的同人之列。對於民國，紹英的態度相當複雜，「雖客臘廿五日奉詔旨宣布共和政體，臣民未免失望，然果能皇室之虛榮罔替，未始非國家如天之福。今袁項城已允勉盡臨時總統之義務，其優待皇室條件，必能有加喜色，豈非大清帝國二百九十餘年深仁厚澤之報耶？況共和政體辦理能否妥協，各國能否承認，尚未可知，將來皇上典學深純，國民思念舊主，友邦推舉賢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復歸帝政。是在天演物競出於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逆料。惟祝國運亨通，苟全性命，獲免瓜分，是誠五大族國民之幸福也。」是日在天津住院的慈親獲贈一盆綾制杏花，紹英賦詩記之，末句為「惟願春風長擁護，年年萬紫映千紅。」其意當不僅寫景而已。
進入民國，紹英本想辭職，友人勸以不可著跡，當緩為引退，於是暫緩進署。正月初四日（2.21），陳（威）公猛來，告以大倉借款有經手佣錢九千元，如何處置。答以「前已囑閣下預為聲明，本大臣辦理公事，一切私款向不收受。此款既系彼向有之款，即由閣下酌辦，餘即不聞不問矣。公猛云：既承吩示，即將此款作為銀行佣錢可也。」初七日（2.24），紹英祭靈棋神祗，求得一卦，不佳，自誡「應循理慎事，不宜遠行。當此國家多難之時，應以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之語（倭仁語），為免咎之道。乾以惕無咎，震以恐致禍。當常存敬畏以處患難為要。」初八日（2.25），周自齊來談，「求其署中偏勞，如項城問及，即雲某患病未愈，好在再逾數日，即可辦交代矣。」周應允。
正月十二日（2.29）夜，曹錕第三鎮兵變，紹英家遭到搶掠，損失甚重。紹英率同家人逃至東鄰暫避，幸人口平安。次日即移居醫院暫住，並陸續遷往天津。不料天津也發生兵變。廿五日（3.13），諭旨補授紹英總管內務府大臣。「敬聞恩旨，感悚交深，惟有勤慎供職，清潔自持，以期仰答天恩於萬一」。廿七日（3.15），袁世凱發布大總統令：「紹英開去度支部首領，委任周自齊暫行管理度支部首領事務，陸宗輿暫行管理度支部副首領事務。」紹英聞訊，「竊自上年九月廿六日署度支部大臣，已四閱月，庫款支絀，困難已達極點。今幸開去，如釋重負。第自年前十二月廿四日請假後，即未到署，實署任三月」。自此，紹英脫離民國政府，專心辦理遜清皇室內務府事務。
一月廿八日（3.16），紹英往見袁世凱，略說內務府用款事，後者允為隨時撥給，有事可來此面談。次日紹英進內謝恩，交世續千金以備見面禮之用。所謂見面禮，即內務府大臣初到任，見太監諸人送給禮物。則清朝雖然結束，小朝廷的架子仍然端得十足，陳規陋習，一仍其舊。又到大清銀行接洽撥款事宜。二月初三（3.21），至臨時籌備處見胡惟德、趙秉鈞、梁士詒，商議陽曆陰曆合璧事，均甚贊成。
作為遜清皇室的官員，在民國已經失去威權，從前內務府總管大臣的風光不再。二月十三日（3.31），有人到南院訛索，紹英找來巡官將其勸走。當晚所在二區派巡捕三人來，擬每月給津貼錢一百千，作為菜茶燈燭等用。關於內務府撥款事，也要時時與府院及各部門打交道，雖給面子，卻未必順利。
八月初一（9.11）晚，親貴（醇邸、世續等）公宴北上來京的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人，紹英亦出席作陪，貝子溥倫代為演說，以表皇族開會歡迎之意，略謂從來有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其孫中山先生之謂乎？今改數千年專制政體而為共和，固由孫中山先生及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無私、以天下之政權公諸天下。惟自改變共和政體以來，而天下事變愈亟。語云：世界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世界。此後政治日進文明，不第我皇族得享優待之榮，天下人民常享昇平之福，均惟諸位先生是望云云。說畢又云：餘今日得見諸位先生，至為光榮，舉酒願祝諸位身體康健。同座均鼓掌。孫中山令黃克強答詞，略謂現在世界競爭，中國非共和政體不能自立，是以孫中山先生熱心改革，全（合）民五族共和，實由皇太后皇上聖明，德同堯舜，我輩均甚感激。惟此時外交甚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進行，以濟時艱。
九月初一日，即陽曆10月10日，為民國國慶日，國務院開茶會，送來入場券一張，因早間進內，且大、常禮服均一時不便，紹英未能蒞會，在家靜息一日。前清時內務府用款甚多，入不敷出，宣統三年用銀134萬兩，進款115萬兩，借款45萬兩。今非昔比，必須設法撙節維持。十月，清室派溥倫、世續、徐世昌、陸潤庠、陳寶琛、紹英等人通盤籌劃所有內務府及有關衙門歸併裁撤事宜，會同醇親王妥擬辦法。十一月十九日（12.27），因民國政府擬開放天壇作為公園，將列神位移至太廟供奉。民國政府還要求借乾清外圍三大殿作為禮堂接見外賓之用，將三海房間及新建府第借民國政府住用，開放金鰲玉棟橋以便交通，開放北海作為公園。乾清門以內則永遠留用。可見民初北京政府對清室優待之中，也有擠兌，並非完全禮敬。十一月廿三日，世續面奏上述事宜。造化弄人，是日為陽曆12月31日，紹英的日記本剛好寫滿，自明日起另本登記。「此本應查之事甚多，應妥存備查為要。」從1913年元旦起，紹英的日記改為陰陽合曆。歷史的無形之手冥冥之中仿佛掌控著生者的命運。
邵英從鄭孝胥主張改用陽曆可見，至少在鐵桿擁清保皇者看來，他實在算不上是清朝的忠臣。或引鄭孝胥日記語「民國乃敵國也」，以證明其與民國為敵，且擴而大之指清遺民均與民國為敵，就有進一步細究的必要。此事的直接起因是，1918年1月18日，唐文治派人持書來訪，因南洋公學建圖書館，欲由東南各省紳士聯名呈請內務部，發《四庫全書》一部庋藏圖書館中，錢能訓已允發，惟聯名之數未足，希望鄭孝胥列名呈中。鄭表示：「僕不認有所謂『民國』者，故不能列名。此事甚好，當試詢沈愛蒼、林貽書諸人。如彼允列名，明日可以電話奉復。」「夜，林植齋來示其友書，亦以請發《四庫全書》事託林來求列名。餘語之曰：『餘與民國乃敵國也；吾弟嘗為安徽政務廳長，以彼列名則可。』」並代為請託其他人士。這顯然並非漢賊不兩立的意思，至少還不到這樣的境地。只不過鄭孝胥以清朝臣子自居，形勢上與民國處於相對地位而已。
儘管1911年10月底鄭孝胥從天津開往上海的輪船上已經做好終身為清朝遺老的心理準備，並且一再表明決心，卻視為受官中毒、飲鴆止渴的不得已，頗有些後悔登上清王朝的末班船，以致無法棄船逃生。自視甚高的鄭孝胥一度甚至異想天開地企圖在南北之間作調人，這在真正的遺老看來，實在是大逆不道。
民元2月，鄭孝胥「聞滿洲皇族所爭者，優待條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國，孰能助之，哀哉！苟皇室有死社稷、殉宗廟、寧死不辱之志，則忠臣義士激發奮厲，縱至亡國，猶可為史冊之光耳。今聞惟載澤、溥偉不願遜位，其餘皆苟活偷生，不敢反抗。王室如此，而欲責忠義於臣民，難矣。」與惲毓鼎將清亡歸咎於變政截然相反，鄭孝胥認為導致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清廷反對立憲。他對孟森等人說：「革命黨魁，君知其為何人乎？景皇帝為君主立憲之黨魁，反對立憲者，孝欽也。有孝欽反對立憲於前，遂有慶王、攝政王偽飾立憲於後，乃成瓦解土崩之局。故革命黨魁非他，即孝欽是也；慶、攝助而成之，亦其次耳。」認為庚子後清廷實行假立憲才導致革命的結局，因而屢指慈禧為革命黨魁。
退位詔下，在鄭孝胥看來，清朝已經名存實亡，而且所亡的不僅國家，還有天下。辛亥除夕，他在日記中寫道：「北為亂臣，南為賊子，天下安得不亡。」並且完整抄錄了退位詔書和優待條件。然後咬牙切齒地寫下一段話：「幹名犯義，喪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種族耳，何足以列於世界之人類乎！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今日之謂也。……夜，聞爆竹聲甚繁，於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畢。」如此惡毒地仇視革命，較清朝的皇族老臣有過之無不及。
壬子新正，鄭孝胥記為宣統皇帝退位後第一年，承認清亡的事實，不像頑固不化者如升允，仍然用宣統四年，同時也不承認民國的合法存在。他告訴賀年的日本人士「受吊不受賀」，表達對於清亡的哀痛，同時表示不能接受共和時代來臨的事實。對於民國，他一開始就處於對立面，當面向同盟會員表示：「吾不能自欺其良知。寧使世人譏我之不達，不能使後世指我為不義，故反對革命之舉耳。」可是對於清室，他也充滿怨恨。屢屢告人「孝欽後初反對立憲，庚子後乃為假立憲。慶邸、攝政王承其宗旨，遂成革命之局。然中國人無真面目，作偽乃其天性，自今以往，當有假統一、假共和之現象，拭目以觀之可矣。」
鄭孝胥與清室關係本來不深的鄭孝胥，何以對反清革命、民主共和如此深仇大恨，多少有些令人費解。其實，要說鄭孝胥對清室忠貞不二，的確有些勉強。他之所以堅決與民國為敵，將自己牢牢綁在清朝的沉舟之上，與個人的抱負野心不無關係。壬子新正當日，他對孟森說：「華人之排外，由於無人道；其畏外，由於無人格。且排且畏，此何足以抗外人哉。今欲中國發達，惟有借債造路，全國開放，則外人之壓力自然消滅，前此所有失敗之條約亦自然失其效力。舉國之內，誰能信吾言者？使吾主全國交通之務，當令國土實力驟漲，政治之改革乃後圖耳。」 3月7日，他作詩《書事》，曰：「能發能收古所難，坐看滄海舞狂瀾。欲操政柄真愁晚，競廢綱常似未安。寡婦孤兒良易取，中原萬裡遂凋殘。受恩累世成何語，卻笑留侯說報韓。」並且解釋道：「亂黨欲援九世復仇之說以飾其排滿之舉，而未讀《留侯世家》乃有『五世相韓，為韓報仇強秦』之語也。」
鄭孝胥自視甚高，抱負極大，志在封疆，他既有主見辦法，也能具體辦事，是清季為數不多的能員幹吏，屢屢出現在樞臣疆吏的保舉名單之中。可是，王朝體制下，選官意在保境安民，太過能幹，容易不循常規，甚至為所欲為，令當朝執政多幾分擔心。像鄭孝胥這樣的能吏，雖然不斷到處派差，以應對層出不窮的時事，卻遲遲不得實官。好不容易於辛亥年實授湖南布政使，得到施展抱負的機會，不料為突如其來的革命所葬送。這不免讓鄭孝胥耿耿於懷。儘管他對清廷諸多埋怨，卻仍然寧願以之為實現個人抱負的憑藉。對於建立民國之人，他失望至極，認為「今日所見者只有亂臣、賊子及反覆小人三種人而已。亂臣之罪浮於賊子，反覆小人之罪又浮於亂臣，其餘皆難民也。」
不與民國人為伍，甚至包括昔日的同道，是鄭孝胥自我標榜的節義。他稱讚升允興兵反對共和，「可為忠臣義士吐氣」，而見其電文中有「決不與共和為難」等語，擔心有意預留轉圜餘地，認為「宜力戰直前，俟必不能支，則以奔俄為末路，使志趣大明於世界，亦可為滿洲生色矣。列國必敬重其人。千載而下，不愧為王保保也。」內爭不得則寧可援引外強，鄭孝胥自己後來也走了這一條末路。對於宗社黨密謀復闢，他滿懷希望，並賦詩明志：「自信宿心難變易，少卑高論莫張皇。」同時堅持借債造路為速成統一之策，以免瓜分禍起。
可是在公開場合，鄭孝胥並未與革命黨撕破臉，與清廷又無太多瓜葛，所以革命黨人如戴季陶、于右任等，還試圖與之聯繫，鄭孝胥也沒有斷然回絕。他對袁世凱則大為不滿，認為其妖狐尾巴終於露出。因為與北京政府無涉，又參與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從事文化事業，社會名聲尚不惡。1912年底，華僑有意選舉其為參議院議員，孟森詢問其意見，鄭孝胥表示：「為社會任事，如蒸沙作飯，終無熟時。使餘得權，不慮反對，否則，主持報館，警覺國人，亦尚可為。華僑真亡國種族，竊不願受其選舉也。」傳言北京政府欲授其為黑龍江都督，友人勸以出而應之，未置可否。
民國元年除夕，鄭孝胥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張堅伯語餘曰：『去年能死，亦可保全名節，然心頗不甘；今年乃追悔其不死，奈何！』餘曰：『子盍作已死觀？今日遊魂為變，亦足樂也。」實則張鳴岐並無殉清之意，不久便做了袁世凱政府的高官。而鄭孝胥的勸解倒很像是自我解嘲。
由於和清室及官場的淵源並不深，鄭孝胥雖然自認為執守臣節，在親貴官僚們看來不過是過客，沒有資格忝入遺老之列。張勳復闢時，鄭孝胥上諭見召，卻為青島、上海的復闢黨加以白眼。民初像鄭孝胥這樣本來與清室關係不深而以遺老自認者不乏其人，而且往往各有盤算。辛亥政權鼎革，形式上是清帝遜位，民國政府予以優待，因此民國政府與遜清王室的關係並非敵對。由於滿漢等觀念糾結，與清初的明遺民不同，民初真正算得上清遺老的為數不多。不少人至多只是文化遺民，因為和包括遺老在內的老輩交往較多，而被他人指稱為遺老。清季任過學部主事的陳衍就直言不諱道：「惟餘甚不主張遺老二字，謂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則老耳，何遺之有。」被視為遺老聚集之所的清史館，其中不少人就過民國的職位，不僅食了新朝的俸祿，甚至做過共和的高官，早已無遺可言。作為就任館長的條件，趙爾巽還曾要求民國政府為其弟趙爾豐平反，理由居然是趙爾豐贊成共和，有功於民國。況且，清室猶在，便修清史，行為本身已經大逆不道。梁鼎芬就曾致函趙爾巽，責以「國號雖更，少帝尚在，當此時代，公然編纂清史，對於現今幼主而直書前皇之遺事，寧非不敬之尤者耶？」溥儀身邊的陳寶琛、梁鼎芬、陸潤庠、劉廷琛等人因而「視他為貳臣」。
鄭孝胥的行事，也並非愚忠那麼簡單。民初的時勢使其可以借遺老之名自高身份。在前清官員當中，僅就日記所記內容而言，像鄭孝胥這樣密切關注民初時政者幾乎是絕無僅有。張勳復闢之後，所謂禪讓的格局已經破裂，民國政府與遜清王室的關係日趨對立，清查復闢，驅逐清帝出宮，國民革命推翻北京政府，建立國民政府，用共和革命的眼光重估辛亥政權鼎革，看法自然大異。在此之前，鄭孝胥不諱言以民國為敵國，也只是表明不與之為伍，尚未到漢賊不兩立的地步，所以不僅認為撥發《四庫全書》一事本身甚好，還代為聯繫他人或推薦自己的胞弟具名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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