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社會並非像很多鄉愁故事中講述的那樣，總是一片荒涼與悲傷，很多時候這都是遊子在城鄉奔走中的一番感慨。的確，今天的鄉土中國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巨變。巨變中我們感慨傳統倫理道德在一點點瓦解，村莊因為空心化在失去活力和發展的動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農村就是一潭死水。只是我們缺乏對於其發展變化的了解，就像我們總是割裂地看待城鄉之間的發展變化，卻看不到一個個農村家庭正在冉冉升起的故事，看不到蘊藏在代際之間的發展動力，看不到哪些依然在鄉土社會中奮鬥的故事，看不到平凡世界中飽含的希望。
過年
春節，我們總能在社交網絡中看到各種思鄉懷親的文字。或飽含深情，或濃鬱憂傷，或催斷人腸，仿佛故鄉留給我們的總是那樣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愁苦。故鄉是最能撩撥起遊子心弦的那彎明月，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總能讓人不由得想起那個生我養我的地方，想起大地一隅中的那人那事，想起少年時刻許下的夢想。尤其是長大後，離家越遠，越能感受到那份思念，蕩起那灣鄉愁。
悲涼而憂傷的鄉愁文字，大都出自於返鄉的遊子之口。在返鄉的過程中，城鄉之間對比的那種差距更能激起他們感慨而憂傷的情懷。雖然國家在經歷著快速的城鎮化過程，但在很大程度上，鄉土社會依然是很多在外漂泊者的故鄉。
與大多數離土離鄉在外拼搏的遊子不同，作為農村社會學研究者，每年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我們就是奔走在他人的故鄉，奔走在變遷中的中國大地。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對於鄉土社會，也有了更多的認識和了解。或許在很多遊子與文人墨客的眼中，故鄉總是帶著濃鬱的愁苦，而在社會學研究者看來，鄉愁不應是一種病態地自怨自艾，不應是一種「少年愛說愁滋味，愛上層樓」的自我煩惱。每一天鄉土社會都在上映著酸甜苦辣的故事，而只有遍嘗其中的滋味，才會懂得，真正的鄉愁是一種無法割捨、更為廣闊的情懷。
農村社會學研究者，是總是出現在別人故鄉的他者。雖然大多數時間，我們都奔走在他人的故鄉，但是對於鄉土社會中的愛恨情仇、喜怒哀樂自然也了解頗多。因為總在不同的地方奔走，所以才不至於將眼光居於一隅，才能夠避免被情緒帶著走失去了理智，才能做到不矯揉造作地看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調查中沒有自己的情感。情感不同於情緒，我們懷抱著對於鄉土社會濃厚的情感，與農民一起，聽著他們講述的故事，或喜或悲，但是我們總是儘量地避免讓情緒主導我們的思維，因為現實太複雜，情緒又太可怕。很多時候欺騙我們的不是現實，而是情緒。一旦情緒影響了判斷力，那麼就很容易變得憤世嫉俗。
鄉土社會並非像很多鄉愁故事中講述的那樣，總是一片荒涼與悲傷，很多時候這都是遊子在城鄉奔走中的一番感慨。的確，今天的鄉土中國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巨變。巨變中我們感慨傳統倫理道德在一點點瓦解，村莊因為空心化在失去活力和發展的動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農村就是一潭死水。只是我們缺乏對於其發展變化的了解，就像我們總是割裂的看待城鄉之間的發展變化，卻看不到一個個農村家庭正在由城及鄉冉冉升起的故事，看不到蘊藏在代際之間的發展動力，看不到哪些依然在鄉土社會中奮鬥的故事，看不到平凡世界中飽含的希望。
處於變遷社會中的鄉土中國就是這樣，一方面讓我們不得不感慨發展中那些悲傷的故事，但是另一方面，有的的確確是因為發展才給更多的家庭帶來了上升的希望。我們無法求全，有發展，就會有希望，有希望，就會有憂傷，有憂傷，就會有變遷，有變遷，就說明當下的鄉土社會絕非一潭死水！
在鄉愁的故事中，不能僅僅有回鄉的遊子，也要有我們這些故鄉的他者。追尋著調研的足跡，我選擇了過去一年中幾個調查地方的小故事，有的是在村農民奮鬥的故事，有的是農民進城中家庭的發展軌跡，也有的是瑣碎的家庭生活。這些僅僅是不同地方農民生活的一個片段，但是組合在一起卻是一副鄉土社會變遷的圖景。這些故事或喜或悲，甚至有些是含淚地微笑，但是真真切切地發生在鄉土大地之上。
在鄉村尋找機遇 用土地創造財富
「以前我是在外面不想回來種田，現在是在家裡種田不願意再出去打工。對別人來說，種田不如打工。對我來說，恰恰相反，現在差不多每年我忙半年，出去玩半年，我喜歡旅遊，閒的時候背著包就出發了。去年我去了香港、澳門和越南，本來還想去泰國，有點事情就回來了，只能今年忙完再去了」，湖北沙洋縣的種田大戶王泉林這樣講。
王泉林在田間勞動
雖然王泉林現在的日子過得很瀟灑，可是誰又能想到他家裡在五年前還是貧困戶，只是近兩三年才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王泉林，今年還不到五十歲，但是卻經歷了很多事情。像很多普通的農村家庭一樣，他以前在外面打工修理摩託車，妻子在家種田，農忙時就回家幫忙。兩人育有一女，日子雖然不富裕，但是也算小康之家。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改變了這個家庭的發展軌跡。妻子得了尿毒症，看病的費用陡增。泉林不僅無法在外面繼續打工賺錢，還要回家照顧妻子，家庭經濟狀況也越來越糟。
不得已，王泉林只能在家一邊種田，一邊照顧妻子。2010年，他流轉了二十多畝耕地，每畝土地的流轉費是200元，他希望通過增加種植面積來增加收入。除此之外，他購置了一個小型收割機，還在網上買了一臺二手的東方紅旋耕機，除了方便自己家田地，也給其他農戶提供農機服務賺錢。後來，鄰居賣房子和田地去城裡生活，他就借錢買下來，這樣加上自己家的田地，耕地總面積就有了六十多畝。
2012年妻子因病去世，家裡就剩他和在外打工的女兒以及一大堆債務。究竟是繼續在家種田，還是到外面打工，王泉林面臨著選擇。考慮到自己的年齡，他覺得在農村還是可以做出來一番事業。抱著這種想法，他將苦悶的心情化作了專心種田的動力，又流轉了八十多畝土地，將經營面積擴大到一百五十畝左右。與此同時，還購置了齊全的農機：2013年花六萬多新買了一臺收割機（之前已換過兩臺）；2014年花三四萬買了一臺高頻插秧機（之前是手扶插秧機，每天最多能插10多畝，現在每天最少能作業三四十畝）；花三千多元買了一臺收谷機，只要推著收谷機從晾曬的穀子上走過，就可以自動地將穀子轉進袋子裡，非常便利。
在農業生產中，他感受到了極大的充實和樂趣，「現在開著插秧機插秧，就像打遊戲一樣，非常過癮」。從耕田、播種，到打藥、澆水，再到收割、晾曬，基本上他都是自己在田裡勞動，因此對於機械的使用也更加充分。2014年他的純收入有十多萬，因此當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種上了油菜之後就開始了自己的旅行計劃。
對於現在的生活，他覺得很充實、很滿意。因為經營得比較好，建立起了信譽度，周圍很多外出務工的人都會找到他流轉土地。「老百姓既不想賣房，也不想賣田，讓別人種著，不空田就行，流轉給我，也比較放心，到時候回來想種地的時候我就給他」。因為經營的規模大了，購買農資也有了談判的能力，「現在肥料、種子都是別人送上門，土地多就是老闆，找我的農資商像競標一樣，規模大了，我說了算。」
像王泉林那樣的農民並非個案，僅他所在的村民小組，就有四個種田大戶。進入2000年以來，農村中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留在村莊內的年輕勞動力少了，村莊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農村就沒有了發展的空間。以往是因為務工機會的稀缺帶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滯留在鄉村，而如今全國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後，農民可以自由的在城鄉之間尋找合適自己的發展機會。與此同時，村莊內的發展空間也隨著勞動力大量向外轉移而逐步顯現。王泉林之所以能夠在村莊中獲得發展機會，不正是因為村莊內大量人口外出務工嗎？
更為關鍵的是，在沒有政府和資本等外力的幹預下，農村自發的土地流轉形成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市場價格。這就給留在村莊的農民就有了擴大農業生產的機會，他們完全可以通過土地自發流轉而獲得不低於外出務工甚至還要更高的收入。正是這些，才使得像王泉林那樣因為無法外出務工的人能夠在村莊中獲得相對可觀的收入，才能夠使得他們的家庭獲得擺脫貧困的機會。
安徽農民在上海：逐夢者，抑或漂泊者？
一次很偶然的機會，要到上海的農村去調研半個月。說來有意思，之前從未到過上海，因此對於上海的農村充滿了想像。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繁華，總讓人覺得即便是那裡的農村也應該比中西部的縣城要好很多吧。但是當真正到了那裡調查之後才發現，原來即使在上海，也依然有很多破敗的鄉村。不過與中西部那些破敗的農村不同的是，上海農村的破敗，大都是因為那裡的原住農民，都已經成功實現了家庭的城市化進程，農村不過是大多數上海農民兒時的記憶。然而更加與中西部農村不同的是，上海破敗的農村背後，卻隱藏著許許多多外地農民的夢想。他們背井離鄉，在上海農村的一隅，尋找家庭發展的希望。像很多要到北上廣深漂泊的白領一樣，從全國各地來到這裡的農民也有著在這個大城市裡生根發芽的夢想。
上海郊區的農村
在上海農村的奮鬥者中，來自安徽的農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區的公路旁地方隨處可見安徽特色的餐館。除了來這邊務工，還有相當大的群體在這裡務農，以至於與「農民工」這一詞相對地產生了「農民農」的概念。他們大都是夫妻兩人或者舉家來到上海郊區的農村種糧抑或種菜，或居住於破敗的農村，或居住于田間地頭的窩棚，勤勤懇懇地勞作。有的人經過了漂泊之後逐夢成功，實現了在這個城市戶籍身份的轉變，但是大多數人都是漂泊了幾十年後回到故鄉。李新雨的家庭就是眾多漂泊中一個算不上成功又算不上不成功的家庭。
李新雨是安徽臨泉人，今年39歲。年輕時在西安一個上了教育部黑名單的大學讀完書之後，1994年到上海跟隨父母打拼。當時李新雨的爺爺、奶奶、父母、姐姐一家人，經親戚介紹，開始在上海閔行區馬橋鎮一個村，以每畝600元的價格租了三十多畝地種蔬菜。一家人吃住在村裡提供的免費倉庫，沒有僱工，每畝地有純收益2000多元。過了兩三年，村裡土地被徵收，一家人就搬到了閔行梅隴鎮的一個村，在那裡又租二十多畝地種菜。後來發現煤球生意比較好，就向村裡租了兩畝地，投資了三四萬開了煤球廠，專門供應給小攤小販煤球。煤球廠差不多做了有十年。李新雨的弟弟高中畢業後從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煤球廠不做了，李新雨家裡也積攢了二三百萬，又借了一百多萬，向村裡租了十五畝土地建倉庫，做物流生意。倉庫面積有七千多平米，每平米造價500多元。他們當時和村裡的協議是倉庫十五年之後歸村裡所有，到期後享有優先使用權。做物流生意，李新雨一家每年差不多能夠淨賺四五十萬。
2011年，倉庫所佔土地也被徵用。因為建倉庫時手續不健全，倉庫被定性為違章建築。在拆遷中按照違章建築來賠償，李新雨家總共得到了七百多萬賠償款。一家人分了賠償款之後，父母就回了老家養老，只剩下他和弟弟在上海繼續打拼。李新雨拿著自己的那部分錢，到奉賢區南橋鎮租了200多平米辦公場所，繼續做物流和代理生意。他還投資了一部分錢炒股，但是很快就在股市上損失了兩百多萬。現在他每個月的收入在兩萬多。弟弟拿到賠償款後到青浦區做物流生意，在那邊買了房子，每年收入四五十萬。李新雨還在不斷尋找新的投資機會，想重新開始找一個地方種菜。
儘管在上海已經打拼了二十多年，並且已經有了自己的一些事業，但是他仍然覺得自己處於農民階段。和同時出來打拼的老鄉相比，他和弟弟基本上算是最成功的。但是他覺得自己仍然游離於上海這座城市之外，覺得「變成上海人，何止困難，比登天還難。」
李新雨2001年結婚，娶的還是老家那邊的媳婦。他們婚後生了三個小孩，前兩個是兒子，大的13歲，小的11歲，最小的女兒才3歲。原本大兒子和小兒子跟著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讀到讀初中時，妻子帶著小孩回到老家縣城去念書。因為小孩無法在上海這邊讀高中，也就無法參加高考，一家人只能分居兩地。
雖然他有了一定的財富，但是始終沒有在上海買房。最開始房價便宜的時候，錢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後來房價高了，也就更沒有機會買房了。他覺得自己現在處於一種非常矛盾的心態，一方面因為超生問題，他無法取得上海戶籍，也沒有在上海購買房子，子女要受教育，老婆只能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家鄉，一家人分居兩地，對於上海他找不到歸屬感；另一方面，他又覺得回到家鄉後，已經不習慣那個地方，覺得家鄉的發展環境不好，家鄉人的素質也不如這邊高，回去之後無所適從，權衡之下只能留在上海繼續打拼。
李新雨家庭代表了一種典型的外地農民在上海的奮鬥史。作為農民進城，家庭的整個奮鬥歷程和上海這個城市的發展深深地嵌入在一起。從他們家庭進城奮鬥的歷程來看，有三個典型的特徵：一是全家奮鬥模式。全家人為了生活一起打拼，父母、爺爺奶奶是家庭奮鬥的堅實後盾，而子女是家庭奮鬥的真正希望，只有他們才最有可能是在這個城市紮根的人。二是多種經營模式。種菜、開煤球廠、搞倉儲物流、投資股票和農業，他們一直在嘗試抓住市場的機遇，並不固守單一的經營模式。在多種經營中，逐級跳躍，完成家庭財富積累。三是財富積累的不穩定性。由於家庭奮鬥和城市發展嵌入的太緊密，以至於城市發展的每一個微小變動，對於他們都有著較為深刻的影響。在城市發展徵地的過程中，他們不斷遷移，沒有在哪個地方能夠穩穩地站住腳跟，最終家庭投資最大的產業因為徵地而不得不重頭再來。
閃婚閃離，脆弱的婚姻家庭結構下孩子怎麼辦？
在四川崇州調研的時候，一次在田間看到位中年婦女在撒化肥。因為要問路，就站在那裡寒暄了幾句。卻不曾想到，原本是幾句簡單地問話卻引出了阿慶嫂家庭曲折而複雜的故事。她不停地感慨，「現在社會顛倒了，社會對人的影響真大啊，老的是小的，小的是老的」。
阿慶嫂今年五十多歲，丈夫在兩年前就去世了，現在和開出租的兒子、「兒媳婦」及孫子、孫女生活在一起。她頭髮幾乎斑白，偶爾才可以看到幾絲黑髮在風中顫慄。阿慶嫂是從德陽的山區嫁過來的，很能吃苦。丈夫是個老實人，但不夠勤快，家裡家外主要靠她一個人張羅。閒暇之餘，她就到鄉鎮跑三輪車賺錢補貼家用。
兒子今年三十有餘，離過一次婚。和現在的媳婦一起生活了好幾年，但一直沒有領結婚證。阿慶嫂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家庭瑣事，只有實在找不到事情做的時候，才會去找和她一起跑三輪的婦女訴說。說起自己作婆婆的命運，阿慶嫂時而緊蹙眉頭苦笑，時而欲言又止，時而又忍不住罵上幾句兒子不爭氣，媳婦太懶，情到傷心處，老淚縱橫，別有一番酸楚。
兒子的第一任媳婦是阿慶嫂娘家親戚介紹地。她覺得自己是山區人，很能吃苦，媳婦自然也不會太差。日子一天天過去了，阿慶嫂發現兒子與第一任媳婦相處得並不愉快，家裡時不時的會因為夫妻倆起爭執而鬧得雞飛狗跳。兒子的秉性，阿慶嫂自然是熟知的，偶爾有倔脾氣，但人還是很實在、溫和的。而女方的脾氣就有些怪異。直到後來的一次回娘家探親，她才得知女方在很小的時候父母就離異了，一直跟著父親生活。但是等父親再娶媳婦之後，就不再管她了。女方常常被寄養在別人家裡，成了一個有家不能歸的「流浪兒」，而當時她才不過十歲。幾年寄人籬下的日子悄然若逝，也讓女方體會到人情的冷暖，沒過幾年她就跟著同村的姐妹去了廣州打工。
二十歲從廣州過年回家的時候，女方才經村裡人介紹和阿慶嫂的兒子相識。起初，阿慶嫂的兒子對女方不是很滿意，感到她的性格有點放浪。但是，阿慶嫂考慮到自己的兒子非常老實，年紀也不小了，找個媳婦不容易，就算女方性格再不好，時間、家庭氛圍也可以改變一個人，因此就硬逼著兒子與她結了婚。婚後，女方的各種壞習慣全都暴露了出來，懶怠、不幹活，還天天出去打牌。只要兒子在外面賺了點錢，一回到家，就會被媳婦「大掃蕩」，甚至連「煙錢」也不給留。如果兒子錢賺得少了，還會引起媳婦的不滿，甚至滿口髒話道：「還是個男人嗎，掙這點錢，連家都養不起了……」。
家裡的矛盾日積月累，兩人終究還是離婚了，男孩歸兒子養。有了母親主導的第一次婚姻的失敗，兒子對母親滋生了抱怨。阿慶嫂自己心裡有愧疚，從此也不再對兒子的婚姻有所幹涉。
阿慶嫂的兒子在崇州市跑計程車，經人介紹，和現在的媳婦阿芳認識了。阿芳的丈夫是個小包工頭，雖然能賺錢，但是賭博，對於阿芳和女兒不管不顧。阿芳受不了丈夫，就開始找新的出路，在一家餐廳打工，工資不高，但基本可以維持日常的開銷。阿慶嫂的兒子和阿芳認識之後，阿芳也就與丈夫離了婚，並把女兒一起帶了過來。此後阿慶嫂的家裡也就更加「熱鬧」了。阿芳不像阿慶嫂的前兒媳，天天外出打牌，恰恰相反，她是「屋裡蹲」，天天在家裡看電視，從不幹活，阿慶嫂一提起來就顯得一臉無奈。
送走了一尊神，又請來了一尊佛。於是阿慶嫂每天的工作也就變得更加忙碌了。每天早上早起之後做好飯，照顧孫子、「孫女」吃飯，騎著三輪車送他們去上學，之後就在鄉鎮裡跑三輪車接送客人賺錢，快到中午的時候把孩子接回家裡，做飯、洗衣服，下午再繼續工作。但是兒媳婦對這些從不管不問，只管自己「享清福」。阿慶嫂覺得這些都可以忍了，但是兒媳婦竟然還有意無意地嫌棄婆婆吃得太多了，每每總是怪聲怪氣地說：「錢沒掙多少，飯量倒是見漲了，怨不得這個家窮」。這就使得阿慶嫂非常氣憤，自己在家忙裡忙外，竟然還受媳婦這般奚落，很是受不了。
然而最讓她傷心的卻是自己兒子的態度，現在兒子對自己不但沒有太多體貼，家裡的矛盾還總是幫著媳婦。一次，兒子想買一輛私家車，阿慶嫂覺得自己沒辦法給兒子太多幫助，就把僅存的柒仟元拿出來給兒子。但是當她剛把從銀行取出來的錢交給兒子時，媳婦卻在一旁發冷話，說阿慶嫂也不給自己的兒子幫幫忙，存那些錢有什麼用。呆在一旁的兒子像沒聽到似的，只是眼神迷離地看著別處。阿慶嫂再也無法忍受，狠了狠心，決定不把錢給兒子了。之後阿芳將自己存的三萬元拿給了阿慶嫂的兒子，說這是自己對他買車的支持。阿慶嫂的兒子欣喜若狂，覺得還是自己的老婆最親，就直接用媳婦的名字給車上戶。阿慶嫂覺得兒子不能這麼做，就拿著柒仟元去給兒子，兒子領會了母親的用意，態度卻是很冷漠，接過錢的時候嘴裡還嘀咕了一句：「早幹嘛去了。」阿慶嫂的努力最終還是付之東流，兒子終究沒有向媳婦提出更改過戶的事情，阿慶嫂對兒子的失望也就達到了頂點。
阿慶嫂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自己的兩任媳婦都是這樣，但是也無能無力，只能一遍遍感慨，「現在社會顛倒了，社會對人的影響真大啊，老的是小的，小的是老的」。
兩年前，阿慶嫂的丈夫生病去世了。在兒子操辦了父親的葬禮之後，阿慶嫂把親朋給的禮金全都交給了兒子。她想遠遠地離開這個家，而且這個念頭已不是一次兩次了。但是這個念頭幾次撩動阿慶嫂的內心後，又被她那份家庭的責任心磨滅了，因為家裡有最讓她掛念的孫子。孫子才七八歲，從小就體弱多病，做過幾次大手術，有多動症，還有一個沒有檢查原因出來的怪病。兒子平日都是在城裡跑車，沒有時間照顧孫子，兒媳婦更是指望不上。阿慶嫂擔心自己離開家之後，孫子變得「無依無靠」，也就打消了外出的念頭。
放不下孫子，也心疼著兒子。這種家庭關係束縛著她，折磨著她，想解脫談何容易。無奈的時候，阿慶嫂偶爾會對人訴說：「我現在還年輕，出去打工的話，隨便一天都可以賺個一百元，自己生活得自在，又何必在家裡受他們氣。兒子太老實了，這個媳婦給他喝了迷魂湯，我能怎麼辦，要不是掛念著我的孫孫，早就離開了，管他們怎麼生活，生活得怎麼樣！」
她呆呆地和我們一起坐在田間地頭，一邊在盆子裡拌著肥料，一邊和我們聊著。她時而苦笑，時而憤怒地罵著兒子和媳婦，時而沉默不語，時而拭去眼睛裡的淚水，時而感嘆自己的命運。她無法向村裡人說起自己的心裡話，家裡的事情別人背後如何去評論她管不了，她只能把這麼多苦衷強壓在自己心裡。
社會轉型期的鄉土社會正在經歷著巨大地變革，傳統的婚姻倫理逐步消解，婚姻責任與義務不斷弱化。在講究個體生活體驗與價值的影響下，夫妻關係變得像江湖關係一樣，快意恩仇——閃婚、閃離。墮入了倫理性危機的婚姻家庭結構使得子女不得不面對父母離異、缺乏關愛的苦果，與此同時，這種倫理上的危機又割裂著老一輩父母對於當下社會的認知，他們夾在其中，忍受著那份煎熬。（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