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爆發了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有關這次起義的故事傳說，廣泛地流傳了大約兩個半世紀，到元末明初，施耐庵、羅貫中才把它寫成了長篇小說《水滸》。
《水滸》故事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逐漸滲入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思想。適應著地主階級鎮壓農民起義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長篇小說成型的時候，宋江已經被作者塑造為一個投降派的典型，塗抹成一個滿腦袋儒家思想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
小說歌頌了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最後接受招安的過程。宋江路線推行的結果，使梁山泊的農民武裝變了質被封建統治者用作鷹犬去鎮壓方臘起義最後落了個「兔死狗烹」。這裡面包藏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險惡陰謀，實際上是讓各股農民起義軍在自相殘殺中旗倒人亡，而他們卻坐收「漁翁之利」，從而達到鎮壓農民起義的根本目的。所以，《水滸》的要害是投降，它是通過宣揚投降主義路線，以瓦解農民起義的一部小說。
最初佔據梁山的王倫是一個「落第腐儒」，他自私狹隘，嫉賢妒能，實行關門主義，阻礙著起義事業的發展。林衝火併王倫，奪了他的權，是開創革命基地的必要措施，是正義的行動。
接著，晁蓋做了梁山泊的領袖。他執行了正確的路線，堅持武裝鬥爭，並在鬥爭中發展起義隊伍。晃蓋一上山，立即組織起義軍的力量，水陸配合，乾淨利落地消滅了「進剿」的官軍，扎穩了陣腳，穩住了局面。他和吳用、阮氏三兄弟等人親密合作，屯糧、造船、造軍器，操練人馬，準備迎接更大規模的戰鬥。繼而通過「白龍廟小聚義」、「三打祝家莊」、「三山聚義打青州」等多次戰鬥，狠狠打擊了貪官汙吏和土豪地主，並把李逵、魯智深、武松、李俊等起義英雄接應到梁山大賽。晁蓋任人唯賢，論功排座，明確宣告山寨的勝利「皆託眾弟兄的才能」，使得起義軍團結興旺，迅速壯大，為梁山起義事業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生晁蓋原屬地主階級，但他背叛了本階級，在起義英雄中頗有威望，「智取生辰綱」的集體鬥爭就是由他組織和領導的。案情被官府偵知以後，他放火燒了自已的莊院，率眾拒捕，決心投奔梁山。晁蓋是通過打擊貪官汙吏、反抗封建官府的鬥爭實踐，從地主階級的營壘中分化出來而投身於農民起義的隊伍之中的，他具有堅定的鬥爭精神，能夠執行正確的農民起義路線。但《水滸》的作者竟然把晁蓋排斥於一百零八人之外，並且讓他中箭身亡，這完全是出於宣揚投降主義路線的反動政治意圖而作的安排。
晁蓋死後，宋江竊據了梁山泊的領導地位。他一上合，就把梁山泊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這是他修正晁蓋的農民起義路線，篡改農民起義軍的性質的第一個明顯信號。在擴大梁山隊伍的問題上，宋江接過了晁蓋「招接四方入夥好漢」的旗幟，卻塞進了他自己的黑貨，大搞招降納叛的活動。宋江的招降納叛與王倫的關門主義走的是兩個極端，但從路線上看，二者的根本性質是一致的，都是與農民起義的正確的組織路線相對抗的。
宋江迫不及待地設下計謀，首先把盧俊義請上山。盧俊義本是大名府的一個大地主，專與農民起義軍作對，立志要使梁山泊「人人皆死，個個不留」，但卻被宋江請到了山上。宋江說得很清楚，他就是要讓盧俊義來帶領梁山好漢「歸順朝延」。他不但看中了盧俊義的所謂名聲地位、武藝才幹，甚至連盧俊義的身貌儀表也被他認為是推行投降主義路線的有利條件。
後來，宋江又多次對俘獲的朝廷軍官「親解其縛」、「納頭便拜」，收羅了一大批降將。在勸說這些軍官「入夥」時，宋江所使用的言辭是大同小異的，它的核心內容就是宣布他準備接受招安的投降主義路線。這些軍官已經損兵折將，與其回到朝廷被問罪，倒不如權借梁山避難，日後再圖升遷，於是，等待招安就成了他們「入夥」的基本條件。
上層人物集梁山，改變了起義軍將領中階級成分的比例，這是宋江為最後實行投降而在組織上所做的準備。宋江還把這些人物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盧俊義坐了第二把交椅，其他人也多在「五虎將」、「八驃騎」之列。宋江已經纂改了晁蓋的任人唯賢的原則，而把上山以前社會地位的高低作為排座次的主要依據。所以，一百零八將梁山大聚義，表面看來似乎是起義軍興旺壯大的發展高峰，其實卻是宋江進一步推行投降主義路線，把起義事業引向失敗的轉折點。
我國古代封建統治者用來對付農民起義的手段，除了殘酷的武裝鎮壓以外，還往往採取陰險的政治欺騙的辦法。例如南宋時代，封建王朝由於自身的軟弱，更多地採取所謂「扶」的一手；創設了「鎮撫使」之類的官職，讓接受招安者充任，使之鎮壓所轄地區的農民起義。封建統治階級對待農民起義的兩手策略，使得農民起義隊伍中往往會出現招安與反招安兩條對立的路線，這是符合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的。比起武裝鎮壓來，招安政策對封建王朝更有利。因而，《水滸》大力歌頌宋江爭取招安的投降主義路線，完全是迎合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反起義需要。
小說的第七十ー回，寫了ー個「菊花之會」，兩條路線的代表人物之間展開了第一次尖銳的正面衝突。宋江召集全體將領，宣布他的投降主義路線：「望天王降詔，早招安」。主張正確路線的起義英雄紛紛表示反對。李逵憤怒地晹翻酒席，大罵起來：「招安，招安！招甚鳥安！」武松沉痛地說：「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魯智深則用直裰染皂不能洗白的比喻說明「招安不濟事」，明確地表示，要招安，就散夥。菊花會上，李逵強烈地反對招安，幾乎被宋江殺頭，可見兩條路線鬥爭尖銳、激烈的程度。宴會結東時，對宋江的招安主張，「眾皆稱謝不已」。交鋒的結果，投降主義路線佔了上風。
《水滸》裡的農民起義路線的具體內容，可以用李逵不止一次地宣稱過的口號來表述，那就是：「系去東京，奪了鳥位」。起義英雄把鬥爭的矛頭直指最高封建統治者，他們要推翻現有的王朝，打倒現有的皇帝。這條路線，充分體現了封建時代農民起義的革命精神，體現了革命農民在與階級敬人英勇鬥爭中的堅定性。
梁山泊裡的路線鬥爭是很激烈的，雙方的營壘有個明顯的分界：出身下層的和真正從封建階級當中分化出來的起義英雄們是反對招安的；那些出身上層，對當朝皇帝忠心耿耿，權借梁山避難的人們，則跟隨宋江走招安的道路。前一類英雄主要是受剝削、受壓迫最深重的勞動人民，現實生活中的貧困與不平，激發了他們的反抗鬥爭，他們那種強烈的革命精神是極其可貴的。後一類人物就不然了，他們本身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成員，與王朝官府有著乾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由於種種不同的原因被迫上山，身在水泊，心懷朝廷；他們只能從切身遭遇和個人恩怨出發反對某些貪官，而他們與某些貪官的矛盾鬥爭也不過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和那一派之間的矛盾鬥爭。
宋江依靠著起義隊伍中的一大批上層出身的人物，利用了他在起義軍中竊取到的地位和權力，特別是利用了起義英雄們由於受到「義氣」的束縛而對他的信賴，強制地推行了他的投降主義路線。小說作者在大力宣揚這條反動路線的同時，對起義英雄們的抵制行動也作了一些描述，例如：李連撕詔書，痛打陳太尉，阮小七偷換御酒，李俊、張橫殺死俘獲的敵將，都還算是比較突出的事例。但是，作者不過是把這些內容擺在陪襯的地位，在鳥雲漫天的形勢下，他們的抵制並未能扭轉局面。
宋江在推行投降主義路線，爭取招安的過程中，與封建朝廷進行了一場骯髒的政治交易。他要賣身投靠，也必然要把農民起義軍的實力當作他進身的本錢。三敗高求、兩贏童貫，從宋江的目的來看，是為了打個樣兒給皇帝看看，顯示顯示勢力，以便在接受招安的條件上跟朝延討價還價。結果並不像宋江想的那麼美妙，詔書雖然換了幾次，但只不過是在「敕令」與「安撫」的語氣上有所差別，封建朝廷沒有讓步，宋江卻露盡了搖尾乞憐的醜態。
為了早日得到皇帝的一紙招安詔書，宋江用盡了心機，使盡了種種卑鄙無恥的手段，地主階級和封建官場中那一套腐敷的東西他都使出來了。我們十分厭惡地看到：他和高俅握手言歡，舉杯共飲，低三下四地拜託人家乞求皇帝恩賜招安；他派人帶上金銀珠寶偷偷地去宿太尉家送賄賂，託人情，甚至他自己還親身潛入皇帝的姘頭、妓女李師師家裡去探聽門路。這一切都說明，隨著投降主義路線的步步推行，宋江這個封建統治者的忠實奴才的醜惡嘴臉，暴露得越來越清楚。宋江有一個暴露的過程，人們對他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
當詔書下來，接受招安已成定局，他向全體起義軍宣布的時候，「當下辭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許多士兵都不跟著他走了。一百零八將，由於「義氣」的維繫，暫時還沒有散夥。但是，往日那種浩浩蕩蕩的氣象已經不復存在了。在被封建統治者利用去徵方臘的過程中，一百零八將「十停去七」，死亡大半，剩下來的起義英雄也逐漸從血泊中認清了宋江路線帶給他們的悲劇。
宋江推行投降主義略線的結果，不但斷送了梁山泊的農民起義事業，最後也斷送了他自己。當他給封建統治者效過犬馬之カ以後，還是被御賜的毒酒殺害了。他臨死還表白說：「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至死不忘投靠皇帝。至於立廟封神的尾聲，一方面，不過是封建統治者嘗給料江這個忠實奴才的一點最後的精神安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則是布下新的釣佴，以免讓宋江的可恥下場堵塞了其他人接受招安的道略。
從《水滸》所描寫的農民起義事業的發展狀大和走向失敗的全部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統治階級的武裝鎮壓，撲滅不了梁山泊的革命烈火，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卻瓦解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路線決定成敗，路線決定一切，這是我們從《水遊》這部反面教材中得到的啟示。《水滸》的全部內容，貫穿著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最後受了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