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自在小姐
圖|網絡
在二戰後的廢墟上，日本許多作家流派盛放一時，此時一些作家的作品正好呈現出相同的特徵和傾向，他們反對社會呈現出來的病態，厭惡普世價值觀，他們試圖衝出思維的牢籠，用頹廢的文字表明自己的反抗，日本文壇將這一流派稱作「無賴派」。
太宰治作為「無賴派」的代表作家，作為日本戰後文學的巔峰人物，他面向現實，追求客觀性、真實性，採用寫實的手法，重視細節的真實，寫出了不少反映當時社會的作品，《維庸之妻》是其晚期的短篇小說，真實再現了二戰後日本民眾的生活狀態，具有高度的現實性。
女性文體是太宰治創作中的一大特徵。太宰治一生總共創作了167部小說，其中以女性獨白體創作的有16部，《斜陽》《維庸之妻》《女生徒》《皮膚和心》等作品均令人印象深刻，都是以女性獨白體創作的。
《維庸之妻》以女性視角講述了，在戰後國民情緒整體頹廢的大環境下，女主人公女性意識覺醒，試圖衝破生活的重壓頑強反抗，但最終失敗的故事。
太宰治使用現實主義手法讚美了女性生命力頑強與自我意識覺醒，這是一部具有現實意義的真實的小說。本文將根據現實主義特點對其進行解讀。
一是細節的真實性。
現實主義作品是以形象的現實性和具體性來感染人的，因此能使讀者觀眾如入其境。
小說全篇幾乎都是對話與自我獨白，但也不乏精彩的細節描寫，開篇丈夫深夜回家翻箱倒櫃然後睡去，作者以「聽」這種形式，來反應丈夫的行為舉動。
其中有這樣幾個動詞：「狂亂的踹著粗氣」、「重重的坐在」、「呼哧呼哧的踹息」，通過這些詞語一個粗鄙的、急躁的、略帶有自我的人物形象躍然於紙上，襯託出妻子在家中地位低下，又活的小心翼翼。
榮維的妻子劇照
丈夫半夜回家全然不顧妻子和孩子是否睡著，就開始了叮叮咚咚的翻找東西，可以說在丈夫的眼裡是沒有家人存在的，這也反映出該男子家庭責任感缺失襯託出妻子婚姻生活的不幸。
另一處環境細節描寫，是對女主人家的描寫，作者用了很多形容詞：「黴變的」、「殘破不堪的」、「斑駁的」、「破舊的」來形容家中的慘澹。
寒冷的冬天沒有暖氣只能靠多穿衣服來取暖，榻榻米太髒只能用破舊的漏出棉絮的坐墊，女主人在同討債人的談話裡一度辛酸落淚，體現出女主人生活困苦，家徒四壁，無依無靠，心中充滿悲傷與無奈，但又無能為力的狀態。
通過對主人公的居住環境描寫，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女人是一個頑強的，能憑藉自己的力量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的人，這也為後來該女子女性意識的覺醒埋下了伏筆。
而這些細節真實的反應出了二戰後的日本民眾生活的狀態。
1、民眾變得急躁，對所有事情漠不關心。多年來日本民眾被灌輸狂熱地支持天皇的思想，並相信日本帝國是無懈可擊的，而隨著帝國的失敗，人們開始不適應新的生活。
2、飢餓主宰了日本人的生活。戰爭和惡劣天氣，導致了當時的日本大米產量急劇下降，捕魚量也比當時的正常水平低了 40%。而在戰爭進入最後的階段，日本無法從中國或韓國採購食品，導致供應短缺。
二是形象的典型性。
現實主義把個性和共性的完美結合的文學形象稱為典型形象，典型形象被視為現實主義特點之一。文中包含兩個典型人物。
1、大谷一個沒落貴族詩人
在戰爭剛剛結束後的初期，傳統價值破滅，對現實的不安和對未來的迷茫造就了一批極具反抗意識的文學作品，坂口安吾在《墮落論》中喊出「生存吧，墮落吧」的口號，道出了戰後混亂失序狀態下日本人的心聲。
大谷即是這樣的人，不忠、偷盜、酗酒、厭世，認為「女人沒什麼幸福不幸福的」，他頹廢、對生活的充滿失望，想死卻又求死不成，他說：「我自打出生起，便一直在想著死……可我總是死不了，有股奇怪的力量，就像恐怖的神靈般，總在阻止我尋死」。
作為一個淪為生活底層的人，大谷呈現出反對社會的病態，厭惡普世價值觀，用頹廢來表明自己的反抗，這是戰後日本民眾普遍的特點。
2、大谷妻子一個傳統日本婦人
雖然日本也曾經歷過母性氏族社會的時期，在日本歷史上，還出現過幾任女天皇。
但隨著婚姻形態的變化和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父權制逐漸取代了女性的社會地位，男尊女卑的道德發展到達頂峰，江戶川時代中期的武家女訓書《女大學》更是集中體現了賤視婦女的觀念。
1946年作為投降條件的一部分，日本制定了新的和平憲法，1947年又制定了新的民法，各項法律和法規都在性別平等的大前提下得到了修正，增加了具體保護女性合法權益的規定，日本女性的法律地位從此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隨著事態的變化和社會的發展，妻子從最初柔順的形象到為夫打工還債，到主動打工開始自我意識覺醒到後來與外人發生關係，到最後說出「沒人性也不錯。我們只要能活著就夠了。」我們能看到一個鮮活的人物形象的轉變。
此時太宰治筆下的大谷先生的妻子不是一個普通的妻子，而是萬千個重獲新生的大谷先生的妻子，即使是描寫大谷先生也不僅僅是寫他一個人，而是要藉助這個人物寫出一切戰後頹廢的沒有生機的人。
三是歷史性的維度。
作者通過對現實生活的客觀、具體的描寫，從作品的場面和情節中真實摹寫複雜的社會關係，並且反映出複雜的社會關係的矛盾運動過程
文中的酒館——椿屋便是社會的一個縮影。椿屋是一個靠投機產生的違規操作的商業場所，客人們喝的是通過地下交易弄來的摻了水的酒。
而來酒館的客人既有像大谷一樣生活頹廢的文人，也有像大谷妻子一樣依附於男人生存的女人，還有借喝酒之名談地下生意的投機商，酒館裡濃縮了當時各種社會問題，真實的反應出戰後複雜的社會關係。
通過在酒館打工、接觸社會大谷妻子開始自我升華。
「我去了趟理髮店，做了個頭髮，還買了些化妝品，重新縫補了一下衣服，還向老闆娘要了兩雙新襪子，心中積壓已久的痛苦心事，一掃而空」。
從一個髒兮兮的主婦開始變得在乎自己的外表，學著打扮自己，找回自我，這反應出一個女人的內心深處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但她的自我意識僅僅限於得到大谷的青睞，這顯示出了她轉變的矛盾性。
把人物置身於一個政治、社會、經濟的具體的總體現實中刻畫達到了「充分的現實主義」的高度，太宰治巧妙的了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在太宰治的時代，受戰敗頹廢思潮的影響，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集體「生而絕望」，對現實虛無不振，反觀女性開始變得積極的去適應社會，對未來充滿希望，更有一種樂觀向上的態度。
然而太宰治就是屬於「生而絕望」的那一類人，他不允許有大谷妻子這樣刺眼的陽光存在，所以在《維庸之妻》裡，妻子積極的生活，善意的收留雨中的客人，卻遭遇了不幸，文章的最後大谷妻子說：「沒人性也不錯，我們只要能活著就夠了」。
小說最終又以「喪」結尾，讓讀者看過之後心情沉重，覺得整個人都不好了。但他的「喪」正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真實寫照。
結語
由此可見，小說從細節的真實性、形象的典型性、歷史性的維度三個方面顯示出太宰治面向現實，重現現實，追求客觀性、真實性的寫實手法。
他重視細節的真實，在人物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中表現人物性格特徵及發展變化，進而表現出一個時代的趨勢。
表面上這篇小說是關於兩性共處的探討，但實則是描述女主人女性意識的覺醒，作者試圖通過文章讚美女性生命力的頑強同時反應出反戰思想。
女人，純粹理想主義的化身，太宰治通過女人的視角來展現自己的理想主義和對頹敗世間所殘存的真善美的追求，又通過不斷地遭受挫折，來諷刺日本社會的冷漠，舊道德主義和傳統美感的缺失，預想通過鳳凰涅槃找到新生。
太宰治善於用辛辣的文筆剖析人物和社會，他在作品中對真善美不懈的追求和誓要保全自身品格的意志展現得淋漓盡致。
借用奧野健男的話來說：「太宰的作品總擁有著不可思議的魔力，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太宰筆下生動的描繪都直逼讀者的靈魂，讓人無法逃脫」。
註：燁伊譯《維庸之妻》，武漢出版社
我是@自在小姐 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由自在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