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馮玉祥的隊伍中，「蔣介石是敵人，閻老西是仇人。」
蔣介石和馮玉祥，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都是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是民國時期左右政局之人。現有資料顯示，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最早的聯繫始於1926年6月3日，其後更於1928年2月18日，「互換蘭譜，結為異姓兄弟」。自此一直到1948年9月1日，馮玉祥在黑海敖德薩港附近因蘇聯「勝利號」輪船起火去世，兩人交往一共二十年又六個多月。蔣馮兩人之分合，影響民國政局至深。蔣馮之間複雜關係，堪稱中國現代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時代周報》記者嚴友良的文章通過對蔣馮兩人來往函電的解讀，揭示了他們之間的交往秘聞。
北伐時期：蔣「捧」馮到鄭州結盟
1927年之時，蔣介石和馮玉祥頭上都頂著「總司令」的頭銜，這是早期蔣馮電文多以蔣總司令、國民聯軍馮總司令開頭的原因。不同之處在於，蔣介石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馮玉祥是國民聯軍的總司令。
蔣介石的崛起同黃埔軍校分不開。馮玉祥成為國民聯軍的總司令頗有一番曲折。馮玉祥本名馮基善，字煥章。從軍之後，馮玉祥歷任哨長、隊官、管帶、協統、師長，一直做到陝西督軍、河南督軍、陸軍檢閱使等，以治兵嚴厲聞名。1924年9月，北洋軍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以直系部將，率所部自古北口班師回京，與老同盟會員胡景翼、孫嶽兩軍會合，號稱國民一、二、三軍，趁機倒戈，反吳佩孚發動「首都革命」。從此，國民軍成為新興崛起的獨立軍系。1925年1月，馮玉祥專任西北邊防督辦，將國民一軍各部統轄於西北邊防督辦署，改稱為西北陸軍。
1926年初，由於曹錕、吳佩孚的直系聯合張作霖的奉系在華北夾擊馮玉祥的國民軍，廣東的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指出：「國民軍退出京津，尚未被完全消滅前，英、日兩國之協定以奉軍對西北之國民軍，以吳佩孚對南方之廣東革命軍，故應聯絡國民軍，使其退守西北，保留固有之勢力；並於三個月內出兵北伐，在吳勢力尚未充足之際，一舉佔領武漢。」
正是如此，1926年6月3日，蔣介石電邀馮玉祥來粵共籌大計。6月11日，人在蘇聯莫斯科的馮玉祥復電：「我救國軍隊非會師武漢，不能達救國之目的。」並電文派李鳴鐘、劉驥全權赴粵會商。
其後，7月9日，廣東國民政府誓師北伐。這年的9月16日，馮玉祥自蘇聯歸抵五原，17日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實際上，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之時，國民軍正在與直奉聯軍酣戰。誓師之後的馮玉祥，收拾殘局，重整旗鼓，正式加入國民革命行列，平定甘陝，出潼關而鏖戰中原。
這一時期，蔣介石對馮玉祥可謂 「讚譽有加」，其在1926年12月6日的電文中就寫道：比聞督師出陝，節麾載道，風威所播，遐邇欽崇。吾兄救國之赤誠，奮鬥之熱忱，西北推為柱石，同僚視為導師。
1927年，中國的政治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黨分裂成武漢和南京兩派——寧漢分流，再加上佔據北方的張作霖，出現了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統轄豫陝甘三省，控制著隴海、京漢鐵路交叉口的國民黨員馮玉祥，一下子成為南京蔣介石和武漢汪精衛都極力爭取的對象。
對於雙方的拉攏，馮玉祥採取了兩面手法，一邊派劉驥為駐武漢代表，一邊派熊斌為駐南京代表。當寧漢兩方都委任他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時，他均不就職，仍以國民聯軍總司令自居。
蔣介石最終用「雪中送炭」打動了馮的心。坐擁重兵的馮玉祥也有煩惱——西北窮苦，40萬大軍的軍需供應始終是個難題。在寧漢之間，馮玉祥選擇支持蔣介石，雖然婉拒後者要他「向武漢進兵」的提議，但在「清黨」和聯合北伐上都決定和蔣結盟。
寧漢合流後，蔣介石於1927年8月13日被迫下野，南京群龍無首，馮玉祥為張宗昌奉魯聯軍進犯所苦。於是，他於1927年8月14日、9月25日、12月1日再三呼籲迎蔣復職，並約閻錫山一起於12月11日擁蔣出山，還派出部下張之江等東渡日本迎蔣回國，電文說「介公一身緊系黨國安危，無論如何艱辛，無論如何謗毀，必須努力完成革命工作。」
1928年1月9日，蔣介石通電馮玉祥、閻錫山等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同時，馮玉祥大敗張宗昌，蔣介石再次專程從南京到河南與馮相會。在鄭州，兩人交換蘭譜，作了盟兄弟。蔣送馮的帖子上寫著「安危共仗，甘苦同嘗，海枯石爛，生死不渝」；馮回贈「結盟真意，是為主義，碎屍萬段，在所不計」。
從此，蔣給馮來電必稱 「馮總司令煥章兄」，馮去電必稱「蔣總司令介石我弟」，煞是親密。
「煥章兄」與「中正弟」分裂端倪
1928年4月7日，蔣介石在部署妥當之後下達北伐總攻擊令。由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別擔任第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揮師北上。6月2日，張作霖宣布退出北京，北伐宣告成功。
後來的歷史很清楚：馮玉祥先是於1929年5月19日布置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 （國民軍）反蔣；又與第三集團軍的閻錫山一起於1929年10月10日通電討蔣；再和閻錫山、第四集團軍的李宗仁一起於1930年4月1日通電反蔣，並掀起了1930年的「中原大戰」。「煥章兄」與「中正弟」的親密不再。
在1928年5月22日的蔣介石「致馮總司令請贊成由閻錫山和平接受京津電」寫道：奉軍退出關外，閻部和平接收京津，事屬可行。電文還稱：如果馮玉祥接管京津，會讓日本、英國等北京的外交使團對他心生芥蒂。可是，之前蔣介石向馮玉祥許下諾言：如攻克平津，即以馮部將領鹿鍾麟擔任平津衛戍總司令、韓復榘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馮玉祥日記》記載，此事令馮玉祥大為光火。一直稱病，不參加北平舉行的善後會議。後在李宗仁「顧全大局、忍辱負重」的調停勸說之下，才動身北上。而蔣介石自知虧待了馮，為安撫他的情緒，任命馮的部將孫良誠為山東省主席、何其鞏為北平特別市市長。
據說，當閻錫山極力勸說蔣把平津分給他，蔣還非常猶豫。閻說：你看看誰沒有吃過他的虧。蔣聽聞此言，立刻下了決心。後來的歷史學家解釋，這是馮玉祥後來反蔣介石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伐成功後，身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的馮玉祥率先入南京，其重要文武幹部，也都帶到了南京。原來，國民黨中央為促成全國統一，對馮玉祥、閻錫山、李濟深、李宗仁等高級將領，分別給予專職。
此時，馮玉祥手握40萬重兵，又是蔣介石的結拜大哥，前思後想覺得蔣介石不會虧待自己；而蔣介石此時也需要馮玉祥作出表率，造成兩人結盟以壓迫閻錫山、李宗仁等勢力的目的。
但是，編遣會議在南京一召開，馮玉祥就意識到了蔣介石對他早有戒備之心。
當時，身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的馮玉祥提出了「強壯者編，老弱者遣，有槍者編，無槍者遣」的方案，主張各集團軍部隊混合來編，軍權歸中央統一掌握，各軍總司令均到中央供職。特別在自己的方案中提到，第一、第二集團軍各編12師，第三、第四集團軍各編8師人馬。
結果閻錫山提出四大集團軍各編11個師，另設立一個中央編遣區，也編11個師，歸蔣介石掌握，這樣，「拆散了馮蔣合作關係，最大程度地便宜了自己，也討好了桂系」，這個方案得到蔣、閻、李的認可。
當時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最強大，按這個方案，他首當其衝地成為「削藩」的對象。馮玉祥自然不會認可，最終編遣會議無疾而終。
難怪到了3月12日，人已經在河南的馮玉祥乾脆給蔣介石發了一封請辭軍政部長的電文：南京國民政府蔣主席鈞鑑：竊以為軍政部為全國軍事行政最高機關，範圍既大，指責尤重。玉祥猥以菲材，忝長斯職。……卒以才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勝，精神體氣，漸覺不支。……伏乞俯體微忱，準予開去軍政部部長職位……
這又可看做是蔣馮分裂的重要原因。
1929年，桂系首先在武漢發難反蔣，蔣桂戰爭爆發。從3月24日、4月2日、4月3日、4月6日和4月10日蔣馮之間的電文可以得知，當時馮玉祥出動了13萬大軍到武勝關。
但後來的歷史是：馮玉祥的大軍一直按兵不動，電文只是為了應付老蔣，表示服從中央。而蔣為防止他兩面討好，公開發表了馮給他的電報。馮又向李宗仁表示，此舉只是為了麻痺老蔣。同時密令韓復榘緊急行軍，搶奪湖北地盤。韓問布告內容是寫「討桂」還是「討蔣」，馮說：「哪方都不寫。你仔細觀察，若桂系勝了，就填上蔣逆；若蔣勝了，就填上李、白逆。」
馮玉祥的兩面做法惹惱了蔣介石。打敗桂系後，蔣介石拉攏馮已沒有必要，於是命令部下搶在馮部到達48小時之前佔領了武漢三鎮、並通電山東省主席孫良誠，不得在日軍撤出後接收濟南，隨後在山東聚集重兵，活生生從馮玉祥手裡搶了地盤。
原來，困於西北的馮玉祥一直渴望擁有港口和鐵路，部下孫良誠雖然擔任山東省主席，因為青島和膠州鐵路掌握在日本人手裡，始終未能完全如願。蔣桂開戰時，為穩住馮玉祥，蔣介石派邵力子赴豫會談，除許諾200萬，還答應讓他完全控制山東全境。
山東事件，讓「結拜兄弟」公開決裂。於是有了5月19日馮部將領劉鬱芬、孫良誠等28人聯名通電「護黨救國」，要求蔣下野，並擁馮為「護黨救國西北路總司令」。另一方面，南京方面宣布開除馮的黨籍和一切官職，下令緝拿軍辦。
正當這個關口，不願聽命西撤、放棄地盤的馮玉祥部下韓復榘突然離馮而去。他說服石友三和馬鴻逵等幾位高級將領一起投靠了蔣介石。三人帶走十餘萬精兵，約佔馮玉祥部的三分之一。不久，楊虎城也脫離而去。於是就有了馮玉祥1929年5月27日下野的通電。
「如果不是山東被奪，他們之間還不至於兵戈相見。」馮玉祥的小兒媳、馮史研究專家餘華心曾在《馮玉祥傳》中如此評論。
兄弟再攜手到最後的決裂
正是這幾次「過節」直接導致後來的馮玉祥聯合閻錫山、李宗仁起來反對蔣介石，並有了馮玉祥的隊伍中「蔣介石是敵人，閻老西是仇人；敵可化為友，仇則不共戴天」故事。
事實上，馮和閻之間是有過節的。早在北伐前，閻錫山曾參與直奉的「討赤聯軍」，攻打過馮玉祥的國民軍。北伐時，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打到靠近保定，遭遇奉系精銳王牌部隊的猛烈攻擊，曾向馮玉祥求援，馮以無兵可調拒絕了。
特別是1929年在閻的邀請下，馮玉祥興衝衝地奔赴山西共商反蔣大計。結果，在晉祠，閻錫山一邊盛情款待馮玉祥，隔三岔五攜公子、夫人前去拜訪，商談反蔣策略。另一邊到北平「檢查身體」，與蔣介石密談，討價還價。
直到1930年4月，原二、三、四集團軍組成反蔣聯盟，推舉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就任副總司令。
當時馮玉祥的許多部下都反對聯閻，認為其陰險狡詐，反覆無常，不可與之共事。之前，鹿鍾麟曾對何應欽的代表說：「蔣介石是敵人，閻老西是仇人；敵可化為友，仇則不共戴天。」
中原大戰因為張學良通電入關，蔣介石大獲全勝。失敗了的馮玉祥移居泰山腳下，過了一段山居讀書生活。
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兵力迅速擴大到10萬，一度收復、接管察省全境，這引起了南京政府的驚恐。在日蔣聯合進攻下，馮被迫通電全國，辭去總司令職務。幾個月後，抗日同盟軍戰敗。馮玉祥再回泰山讀書。
1935年由於日軍步步緊逼，蔣介石在抗日態度上有了變化。1935年9月，蔣介石公開表示：「中國對於日本的妥協讓步，畢竟有一定的限度。」10月蔣介石再次發電報邀請馮玉祥出山。這年的11月1日，馮玉祥乘專車前往南京，為了表示敬意，蔣介石讓出自己在中山陵四方城的官邸，讓馮玉祥居住。
馮玉祥到南京初期，蔣介石與他幾乎朝夕相處，事事向他請教，他每提出一個建議，蔣介石都諾諾答應，甚至用紅鉛筆記下。
正是如此，在這段時間內，馮玉祥致蔣介石的多封書信開頭寫道「昨晚聚談，以鄙見所及，荷蒙嘉許」、「昨晚承招飲，相談甚歡，所陳三事，頗蒙嘉許」、「昨談各事，快甚！」等的話語。而馮玉祥確也將自己關於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甚至包括法律的一些觀點，寫給蔣介石閱覽。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為逼蔣抗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後，馮玉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請求釋放蔣介石，同時表示，自己願意去西安做人質，以保證張楊的安全。在12月13日這封致張學良的電文中，馮玉祥寫道：「若猶難釋然，祥當約同知交多人留居貴處以為釋回介公之保證。」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戰爭爆發後，馮玉祥選擇全力擁護蔣介石，到南京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兩人攜手走向抗日戰場。
淞滬會戰期間，馮玉祥被蔣介石任命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其後馮又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期間馮玉祥舉薦的人才如馮治安、鹿鍾麟等蔣一概予以錄用。
自1939年下半年起，蔣介石、馮玉祥的互動日漸減少。因為，此時馮玉祥經常接觸者，多為共產黨或左派人士。而馮玉祥又遇事好作批評，致蔣介石對其「敬而遠之」。此後，馮玉祥基本無公事可辦，直至抗戰勝利。
1945年，馮玉祥提出出國考察。蔣介石給了他「水利特使」的名頭，並給他辦了退伍手續。「他為這個事很傷心，他可是個終身的職業軍人啊。」據餘華心介紹，這是馮玉祥後來始終不肯原諒蔣介石、反蔣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6年9月14日，馮玉祥攜夫人李德全、參議馮紀發等8人抵達美國。不過，蔣馮最後的決裂是在1947年。這一年的9月9日，馮玉祥在美國組織「華僑和平民主協會」，以促進其呼籲美國政府停止對中國之一切援助。其後，又多次在美國街頭髮表演講，呼籲美國民眾不要支持蔣介石。
1947年11月12日，蔣介石以其「反政府言論和行動，過於離譜」，撤銷了其赴美考察水利專使名義，令即回國。馮玉祥不予理睬，隨即國民黨開除了馮玉祥的黨籍。1948年元旦，李濟深領導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馮玉祥被選為中央委員之一。
2月8日，馮玉祥在《紐約下午報》發表了一封致蔣介石的公開信，信中馮玉祥指斥蔣介石撕毀了政治協商會議全部議案和諾言；要求蔣介石，「下野，立刻離開中國，把所有的交還人民！如果你仍是基督信徒的話，那麼，你應該向上帝招認你的罪過」。
信中，馮玉祥告訴蔣介石，我寫給你這一封信，或者是最後一封信。沒想到，一語成讖，1948年9月1日馮玉祥在黑海敖德薩港附近因蘇聯「勝利號」輪船起火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