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逃避社會現實瘋狂侵蝕的鄉村小學

封面插畫：方濟眾1962年作《鄉村小學》。

這次，我們回到出發的地方：我的小學。你總會夢到它，夢到去上學的路上，榆樹林寂靜無聲；或是夏日早晨的校園，白楊樹苗譁譁譁地輕響。夢裡背影依舊，我們身已走遠。

小學畢竟是幻境，我們走得越遠，夢裡它就越清晰。而現實，如你所見：在某處，它或閒置或凋敝，荒草瘋長，一場大雪下來，積雪覆蓋。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我的小學，不可避免地，染上這個時代的底色。

團場記憶

這不是二連學校，卻是石河子團場冬日最常見的景象。資料圖片

記者 馬金瑜

有一段時間，它是拾棉工的住處，後來，它又成了一個很大的羊圈。許多年過去了，我還總夢到它，在夢裡，還是在上學的路上，去生爐子，上學路上的榆樹林寂靜無聲，樹枝上掛滿了冰掛，雪在樹枝上閃爍著。

遠遠的，學校幾乎是看不見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農田連天連地，成百上千畝，只有近了，才看見成排的平房，好像是低低地趴在那裡，在棉花地和白楊樹中間，隱約有上課鈴聲傳出來。

這是石河子農八師最為偏遠的一所學校。除了新聞聯播和石河子新聞，小時候少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如果不是上學，我還一直以為瑪納斯河對面就是蘇聯。

化驗

一年級的時候，不知道哪裡來的醫生，可能是衛生防疫站的人，為我們檢查身體。那時候連隊只有衛生室，有一個衛生員，是我們那裡最厲害的大夫，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外面的大夫。我和同學都興奮地在學校裡滿院子跑。大夫讓我們接了尿要化驗，還要化驗大便。有個同學還問大便是什麼東西，就是屎，老師說。

學校的孩子多，大夫給老師交代，老師給我們交代，可是他們都沒有說，大便要多少。於是下午上課的時候，我還沒有進教室，在校園裡就聞見屎臭，教室裡更是臭氣燻天。正是夏天最熱的時候，等到老師一個一個收大便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是小巫見大巫———我是用作業本的紙包的，班上的同學有的用包書的牛皮紙託著，有的用塑膠袋拎著，有一個男同學用塑膠袋裝得真大真多，他提起來給老師看，還問老師，這些夠不夠？當時的老師是一位燙著大花卷十分愛乾淨的女老師，她擰緊眉頭，轉過身去了。

冬天

但那時的冬天實在太難過，幾乎沒有那麼冷的冬天了。我上一二年級的那兩年，大概是1984年-1985年間，教室屋簷下面掛著成串的冰凌，院子裡的地被凍得生出許多裂縫，雪像乾燥的沙子一樣被隨風颳起。上學路上是最冷的，聽大人說，有兩個放羊娃在雪地裡迷了路，在學校附近的白楊樹林裡凍死了。有時候，雪下得有膝蓋深，走到學校，同學們已經變成了雪人。我那時還不會系頭巾，經常走到家臉已經被凍青了。班上的同學臉頰，常是紅紅的兩團，很多同學的手腳都有凍瘡。下雪過後，我們的棉鞋灌進雪，幾乎全是溼的，教室的鐵皮火牆上和爐圈上常有同學烤煳了鞋子。到了中午，又有同學烤饃饃，烤饃饃的香味會把我們都逗得咽口水，那種焦脆微微發黃的最是饞人。

生爐子是一件大事，每個同學都會，冬天時要安排值日的。秋末，每個班上的人都要去拾一些棉稈回來，堆在教室的後面晾乾，到了冬天就是生火的柴火。學校的窗戶是鐵網子做的，冬天釘兩層塑料薄膜，風吹得總是啪啪啪啪響。冬天在暖和的教室裡上課寫作業，真是一種享受，有時候家裡也沒有這麼暖和。到現在我還常想起那一刻，爐子裡的煤炭被煙囪裡的風抽著，哄哄地響，有時候煤炭啪地響一聲，外面鵝毛大雪無聲地下著，老師在前面批改作業，教室裡那麼安靜暖和。

回家的路上，只隱約看見連隊裡黃色的燈光。到家大多就是白菜蘿蔔土豆，可是白菜熬久了就著大饅頭真是香啊。我和兩個弟弟這樣吃著。那年冬天，我回家一眼就看見了地上的一張牛皮，我已經給那隻小牛摘了一年的草，爸爸說，不吃它，你們三個怎麼過冬天，上學的路上要把人凍壞了。我想著小牛每天用腦袋蹭我的肩膀，舔我的手，讓我摸它頭上的旋兒，用它黑溜溜的大眼睛親熱地看著我，忍不住大哭了一場。

棉花地

二連學校是當年到石河子屯墾戍邊的職工修建起來的，我父親和另一個同學的父親都參加過這座學校的修建。大約是我一年級的時候，春天，兩個人在犁地，那個父親說，你女兒這麼聰明，將來就嫁給我兒子當兒媳婦吧。我父親說，那不行，我丫頭要出國留學。在塵土飛揚的地頭，兩個人的談話激起周圍人的一陣鬨笑，誰都知道，在團場說這樣的話，就和白日裡做夢一樣，誰能爬出望不到頭的棉花地呢？一直到我上大學之前，這還是我父親的笑柄，那個父親好些年都不和我父母說話。

勞動時間最長的是摘棉花。從9月到10月，漫長的棉田到現在仍然是我的噩夢。澆水的毛渠把棉田分成一塊一塊，望不到頭的棉田，早晨七八點下地，太陽才剛剛升起來，冰冷的露水和霜全部掛在棉花葉子上，褲子上全是溼的，中午太陽又十分毒辣，喝了水，吃了饅頭和炒包菜，就趕緊抓棉花。如果拾得不乾淨，還要返工再拾一遍。太陽還沒有落山，蚊子已經咬得人到處是包，你就是穿上長褲也不行，新疆的花腿蚊子嘴長。我和班上的同學都是有任務的，每天拾多少公斤，高一個年級，就要多拾一些，完不成任務要倒給學校交錢，每年拾完棉花，我和很多同學的手都裂著大大小小的口子，被棉花殼扎手的感覺可真不好受。一個秋天下來，我們能掙幾十塊錢。

當時老師的工資也是比較低的。為了賺點錢，學校的老師也想了好些辦法，有一年，聽說線辣椒價錢漲起來，體育老師種了三畝，讓我們全班同學去摘，一斤五毛錢。可惜是曬乾的，摘了一天也只有幾斤。又一年，老師用校園的花圃和白楊樹腳底下那一點點地方，種了好多紅花，聽說這些紅花是藥材，收購的價錢不錯。整個夏天和秋天，學校裡都是那股紅花的味道，藥味，帶著酸味，我們摘完之後手指頭全是紅的，酸味久久不退。我到現在都不喜歡聞這種味道。

老師

雖說是那樣，但回想起來，那時候的老師，卻是不差的。我的幼兒園老師是參加新疆兵團生產建設的上海知青，小學老師多是老初中生和老高中生，肚子裡很有些墨水。因為數學不好，數學老師用戒尺和竹棍打過我的手，冬天挨打是最疼的，打過之後火辣辣地疼，罵得也很難聽———豬腦子，狼心狗肺，榆木疙瘩，蠢貨。我和另一個數學差的男同學每到數學課就站在教室後面，頭上頂著掃帚。一直到三年級，遇到一個教書有趣的王文元老師，我的數學才算開竅。

一個姓張的語文老師當時對我們是很好的，常給我們念好文章，還說，要是我們都能看上報紙就好了。但他發火也十分可怕，有一次他在寫板書，轉過身來見教室上空飄著青煙，那還是小學四年級，就有人抽菸，他讓男生全站起來，很嚴肅地說：「你們知道嗎，你們的父母這麼辛苦地在地裡爬著，累死累活，你們也想這樣過一輩子嗎？都回去給我叫父母去。」真去叫了，挨打是肯定的，地裡的活本來就累，如果被學校的老師這麼叫去，有的父母會把孩子吊在房梁上用皮帶抽，有的用掃帚或者拖鞋打，掃帚經常有被打斷的，在連隊裡，常有父母拿著東西追著孩子打的，所以聽到叫父母，就是男同學也是害怕的。後來男同學們都給老師寫了保證書才作罷。

同學

其實抽菸的是一個叫馬強的同學，那之後不久他就不上學了。當時他的年紀已經比班上的同學大兩三歲，加上父親早逝，就幫母親種棉花。六年級的時候，我在放學的路上見過他一次，頭髮披肩，光著上身，開著拖拉機快速跑過，黑煙和塵土在背後拖了老長。直到我在外地上了高中，才聽母親說，他殺了人。夏天的晚上，連隊裡放露天電影，放大拖拉機的農機場沒人看著。那是早期的兵團馬場，一個非常大的院子，雖然放了很多公家的東西，卻少有人打它們的主意。誰知道那天晚上馬強和另一個小夥子一起去偷零件，恰好農機員去那個屋子拿東西，藏在門後面的馬強用拖拉機上的發動栓打在了農機員的後腦勺上，當場斃命。馬強後來被判了死刑，母親也得癌症去世了。

另一個早早離開的是一個姓雷的男同學，他幫父母種了幾年地之後參軍，半年後就被送了回來，見到父母也急著去扒衣服和脫鞋襪，嘴裡喊著「我洗我洗」，動不動還要打人。他的爸爸媽媽只好把他關到了一個空院子裡，每天送飯，他也知道吃。可是有個冬天的早晨，他不見了。一直到來年春天，他的爸爸媽媽才在這個院子的菜窖裡發現了他，已經死去多時了。

大學畢業工作之後，我曾跟著母親回二連學校旁邊的連隊，去參加小學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的婚禮。結婚之前，她去附近的柳毛灣老鄉公社盤頭，如果是新娘頭，就要七塊，如果是一般的盤頭，只要五塊，她叫我不要提結婚的事，就省下了兩塊錢。然後她回家穿上了紅色的婚紗，新疆的冬天真冷啊，在我們那裡的連隊，少有穿著婚紗的新娘，更不要說是在寒冬臘月。去婚禮幫忙的婦女都和她合影，不知道是誰的傻瓜相機，我幫著照相的時候，看見她站在雪及膝厚的菜地裡，裸露著肩膀和脖子胳膊，瑟瑟發抖，臉上的妝好像都凍住了，臉頰上的胭脂遮不住發黃的臉色。母親說，她先前是嫁給一個在石河子市開商店離過婚的中年男人，那個人在城裡有房子，當時嫁給城裡人還是讓團場人很羨慕的，可是一個多月就離婚了，過不下去，母親說。很快，母親做媒，把她介紹給一個比她小兩歲的小學同學，就在連隊裡種棉花，母親說，那是個實心眼的老實小夥子，對人也好，她同意了。

離開二連學校這麼多年，真正上學出來的只有當年學習最好的四個人，聽說一個去了上海的銀行，一個去了廈門的大學教書，還有一個在海南的航空基地，我在北京。可是，我們再也沒有了任何的聯繫，好像從來都沒有認識過。倒是那個最漂亮的女生聯繫過我。有一天早晨7點，我坐在北京的公交車上，她打來電話，想借5000塊錢修一個大門。天氣越來越暖和，少有上小學時那麼冷的冬天，害蟲凍不死，今年的棉花的收成不好。在連隊裡，大門多是木板的，門口堆著夏天收的麥草，初冬割的棉稈和玉米稈。大門是一個家的臉面。5000塊錢，她大概是要修一個大鐵門，過了這麼多年，她還是那麼要強的一個人。

夢與現實

寫出《一個人的村莊》的作家劉亮程是新疆人，他的家鄉沙灣黃沙梁，離我的家鄉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我離開家鄉，每次有人問，你的家鄉什麼樣？我就說，和黃沙梁差不多。直到有一次真的見到劉亮程，我們在高速公路邊吃著沙灣的大盤雞，說起在外面，我的眼淚掉下來，覺得自己真是沒出息，工作了也沒錢在北京買房，頂多每年寄點錢回家，父母種地辛苦了一輩子也享不了福。劉亮程嘆了口氣說，改變命運，哪是那麼容易的事，那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團場的娃娃，能上學出去就不錯了。這句話，和我的小學語文老師說的一樣。

合併學校之後，二連學校空了很長時間，有一段時間，它是拾棉工的住處，後來，它又成了一個很大的羊圈，即使屋頂不好了，它的牆也比一般職工家裡的牆厚實得多。想起來，它的確是太老了，我們上課的時候，有時候屋頂就在掉土，一節課下來，擦好的桌子上就有一層細土。母親說，再過一段時間，怕是要拆了，宅基地越來越緊張。許多年過去了，我還總夢到它，在夢裡，還是在上學的路上，去生爐子，冬夜的雪銀光閃閃，上學路上的榆樹林寂靜無聲，樹枝上掛滿了冰掛，雪在樹枝上閃爍著，學校的土房子上也全部覆蓋著發光的雪花，它真像是浮在天上。又或者是夏天的早晨，校園裡的白楊樹苗譁譁譁譁輕輕地響著，陽光投進教室，傾斜的透著塵埃的陽光照在那些老舊斑駁的桌椅上，夏日清晨，澄亮的陽光灑滿校園，空無一人，空氣中還飄散著老師種的藏紅花的氣味，遠處的棉田在氤氳的熱氣中模糊著。

沙漏式村小

位於三個村子中間的小學，承載著莊稼漢對孩子走出農門的厚望。南都記者陳顯玲攝

記者 陳顯玲

沙漏一樣的學校，難以承載家長拓寬通往外界出口的焦灼，因為孩子「落在土裡」，將無從逃避另一場劇烈的競爭———婚嫁。

回到家鄉，就像一腳踏進被遺忘的時光。20餘年未曾生長的村莊、道路，斑駁的標語……只有在小學母校，那停放的公交式校車，才似乎讓人窺見與外界同步的線索。

老班主任的話打碎這個希望：校車是去年「校車熱」時縣裡給配的，因為找不著司機，開回來就再沒啟動過。

這是我熟悉的家鄉，節奏如被撥慢的鐘表，過早衰老的同學，安樂而無奈地停在忙一秋閒三季的狀態；這也是我陌生的家鄉，防護林被砍伐殆盡，中心校學生零落，女孩的聘禮動輒20萬，那是10畝農田20年的收入……

「落到土裡」

西北風越過一馬平川的松嫩平原呼嘯而至，東北冬日的冷觸手可及，孤獨靜立在落日餘暉中的小學校園翻新了兩排平房，還更改了名字。隨著數年前七家子鄉改為新源鎮，小學門口也刻出「新源鎮中心校」字樣，在一地的小食品塑料包裝袋簇擁下，斑駁失色。

小學周圍，蔓延著望不到邊的苞米地，灰白色的苞米茬子成壟列隊，它們的主人都曾在這個院子裡朗聲誦讀。現在，幹活間隙一抬頭，就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操場玩耍。父一輩，子一輩，周而復始，位於三個村子中間地帶的小學，承載著上千莊稼漢對孩子走出農門改變命運的厚望，數年來成真者寥寥無幾。

再次回到小學，當年熟悉的10多位老師，只剩下4人。兩人成為了校長，幼兒班的老師成為幼兒園園長，老班主任邢淑新成為了學校的德育輔導員。

邢老師對16年前教過的首屆學生印象深刻，那是歷年來上大學人數最多的，我們班有5個。

邢老師之後又把3屆學生從4年級教到畢業，「這100多個孩子中，只有1個考上了一本重點大學，大部分都落到土裡」。

「不好好讀書，就得落到土裡幹莊稼活」是家長教育孩子的口號，如果是女孩，還得加上一句「背著孩子一輩子圍著鍋臺轉」。四季分明運轉的日子裡，莊稼人子女的一輩子也一眼望得到頭，能夠改變命運的渠道只有讀書、打工，但打工終究也要回到這裡。

我和4個小學女同學曾在一棵大樹下結拜，在懵懂的年紀開始掙脫與農活的聯繫。1999年初中畢業後，四人進入了高中校園，我和穎讀書，微和娟靠親屬關係進入學校食堂做飯，一年後，不念書的春從老家打來電話，說了自己結婚的消息，「一輩子也就那樣了」，我們都心有戚戚。

兩年後，娟從食堂辭職，帶著剛經人介紹訂婚的男朋友來送我和穎上大學。十年後，她依然很瘦，笑說不懂上網，在農村待久就傻掉了，自己成了一名地道的農村婦女，「上輩人過著啥樣的日子，我就過著啥樣的日子」。

娟嫁到距離我們鐵東村約10裡地的村子，出嫁時，就知道夫家很窮。他們不停承包土地種苞米，但是十年後家裡還有沒還完的「饑荒」（欠債）。

種地風險

家鄉扶餘縣新源鎮隸屬吉林省松原市，位於松嫩平原東北部邊緣，松花江幹流南岸，全縣以肥沃的河間臺地為主，坡度小於5度的大片平整黑土地，在風調雨順的年月養活了世代莊稼人。

年青一代不再把黑土地當寶貝，也不願在家靠天吃飯，土地在村人間的流轉逐漸活躍，價格也是逐年看漲。娟家承包10畝地籤的五年合同，一年5000多元地租，如今已經漲到了9000元，種地和租地的收入已經漸趨持平，越來越多的地被放出來吃租。

種地曾經無波無瀾，近幾年因氣候異常、種子化肥真假難辨成了一場「賭局」。娟娘家這兩年都遭遇「風險」：前年買到假化肥減產一半，去年一場大風成災，剛結棒的苞米大片倒伏，比風調雨順年收入減少1.5萬元。

鎮所轄農田賴以防風的縱橫成趟的樹林，除了公路邊可見的幾排，其餘都在十餘年間被砍伐殆盡，其中包括我和娟結拜的那一棵。

自去年入冬以來，家鄉一場雪也沒下，雨也有半年沒下。聚在一起打麻將的鄉親一邊罵村幹部謀私砍掉了防護林，一邊打聽著誰家有包地的意願。

娟說起當年的同學，笑稱和自己一樣「家裡蹲」，秋天扒半個月苞米累得筋骨酸疼，進入漫長的冬天，就只能靠打麻將打發時光。

百般無聊之餘，她默默回憶起在星月明亮的晚上，聊我們各自心儀的男孩，可惜她看中的眉目清秀的凱，娶了自己親姨家的表妹，在村人的觀望和議論中，生下一個健康的女孩，在村人舒一口氣時，又聽說了他們打算再生的消息。

兒時相識的舊同學，在相鄰村子卻大多已經斷了消息：明離婚了，心灰意懶的他在村頭的理髮店久不開門了；亮31歲還沒有娶到媳婦，村人猜他總在家裡待得抑鬱了……

「大家都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可是落在農村就是走了同一條路」，笑著的娟話裡帶著感傷，她把希望寄托在10歲的兒子身上，不惜成本要讓他「脫離農村，改變命運」。

流失

72歲的老教師鞏長發回憶，新源鎮中心校（原七家子中心校）始建於1975年，學校位於新源鎮達子營屯，招收鐵東村所轄的七家子屯、深井屯和達子營屯的學生，另外在距離較遠的深井屯設教學點，兩個老師教一二兩個年級，那時全校有9間平房教室，近300名學生。

幾經翻修，如今校園有兩排20多間磚瓦鐵門平房，近10年新建了電教室、衛生室、微機室、實驗室、語音室，學校聘請了一個受過計算機培訓的青年教師，給學生每周上一節微機課。

「變化這麼大，但和城鎮小學還是沒法比，學生的電腦數量不夠，型號也是最老式的586」，邢淑新老師感慨，學校留不住農村的適齡入學兒童，抑制不了年輕家長送孩子到城鎮讀書的熱情。

近五年來，新源鎮的小學生像水流一樣，形成固定的流動方向，中心校學生向附近教育設施好的中心鎮三岔河流動，下面村級小學的學生向中心校流動，三岔河鎮小學學生人滿為患，一個班級70多人。

全國小學的撤點並校風也刮到家鄉，兩所小學被撤併，娟所在的周邊三個村子小學歸為一所，而撤併到中心校的宗家小學則是撤併前「自然黃的」———算上幼兒園學生不過30人，學校一徵詢意見，本來猶豫的家長紛紛轉走了學生。

中心校的學生較前幾年減少了一半多，去年166人，5年級只有14人，同樣的操場，即使下課也顯得空曠。而投入和設備不如中心校的各村小學則頹勢各異，有的一個年級只有一個學生，有的缺少一個年級。

在邢老師看來，除了向城鎮流動，學生減少原因之一是獨生子女增多，適齡學童減少，此外很多外出打工的家長帶走了孩子，或者送到三岔河長託。中心校並沒有住宿的場所。

記憶中搭伴結夥走路回家的場景不再出現，如今在中心校上學的學生，最遠離家十幾裡。放學時，校門口擠滿各種車輛，有家長的自行車、摩託車，也有私人運營的微型麵包，核載7人的車，塞進十六七個孩子是最平常的，家長似乎也很少擔心安全問題。

除了中心校所在的達子營屯，最近的2裡路遠的七家子屯，多數家長也每月花上60元，讓孩子坐車上學。和校園門口擁擠的車輛相比，校內停放的校車嶄新得炫目，「去年縣裡給中心校配的，可惜一直沒啟用」，中心校老師介紹，上級要求司機有開大車的A 1票，但持A 1票在外打工每月能掙五六千元，但縣教育局給定的工資為千餘元，一直找不到司機開車。

「聽說縣教育局最近幫找到了司機，希望今年能啟用」，但更多的問題困擾著學校，學生分散的村子不走一趟線，收錢多了家長不願意，收錢少了學校也賠不起。

流失的除了學生，還有老師。新源鎮8個學校，共有92名老師，而且青黃不接，分布不均。其中47歲以上的，就有53人，他們在十年內將全部退休。中心校有26名老師，下面村小有的不足10人。幾年前鎮裡分來36名中師畢業的新教師，可現在留下的只有16人。

即使在中心校，現在仍有代課老師。我一個小學同學的姐姐，初中沒畢業，代替生病的老教師，擔任著一年級班主任。學校老教師感慨著同一個市內工資也有著1000多元的差距，「而轉到好學校要花上10萬，還得有人」。

我曾熟悉的中心校，仍是村裡孩子改變命運的出口，卻遭遇著現實的擠壓。沙漏一樣的學校，難以承載家長拓寬通往外界出口的焦灼，因為孩子「落在土裡」，將無從逃避另一場劇烈的競爭———婚嫁。

昂貴聘禮

冬日的農村，悲喜交替，一掠而過的死神突然帶走一個個並不衰老卻被痼疾折磨的莊稼人，40歲左右的一輩，急著在年富之時為孩子解決親事。誰家孩子拖過了20歲，沒有上學，又沒有對象，將成為村人指戳的對象。

現在，村裡仍有10多個未解決的小夥子。他們有的小學畢業，有的初中輟學，他們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末，正是做B超要男孩在農村盛行之際，上學時女同學寥寥，現在急著搜尋適齡女孩多是失望———即使有這樣的女孩，也是出外打工企望嫁個城裡人。

村裡持續多年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使得娶親花費水漲船高。村裡聘禮的起價「幹錢」早已經突破10萬元，即使20萬也不算新聞，鄰村還傳來用大秤稱錢的情節，這還不包括三金、家具，有的女孩還要求在城鎮買一棟樓。

娟的兒子才10歲，她也開始為此焦灼。兒子在村小讀三年級，英語老師教的她都挑得出錯，只好把兒子送到三岔河上補習班，一周三次，專學英語和口語，一年下來車費學費要花4000元。

「走不出去，也給他娶不起媳婦」，把自己的後半輩子押在兒子身上的娟，看著弟弟結婚後自家負債12萬元，看著本家二叔借一分五的高利貸給兒子結婚，拼著各種方法也要供出兒子。

娟還不知道，走出狹窄出口的同學，也並沒有走在想像的「康莊大道」上。同村的女同學麗麗，在北京一家專科學校畢業後，留在首都一家小公司做會計。這個春節回家過年，臨走前兩天，姑姑幫她介紹了一個鄰村大齡青年，對方答應在城鎮買房，她便火速訂婚了，聘禮「幹錢」十萬元。

同村的小學男同學偉，北漂五六年，在一家網絡公司工作。稅後工資近萬元的他，回到村裡過年，卻一直不願意出門，怕被頻繁問到找對象、買房子這樣的尷尬問題。村裡的現實焦灼，何嘗不是他們在大城市裡遭遇的困境？

積雪覆蓋：吉林伊通縣河源鎮「新生小學」

荒棄的校園裡，一間課室已成了雞舍。

這排房子曾是村裡最好的建築。南都記者王世宇攝

荒棄的學校雜草瘋長。校園的圍牆有了坍塌的跡象，操場上堆了幾堆柴垛。一排長長的房子是曾經的教室———它曾是村裡最好的建築。如今，這些教室人去屋空，有的窗子已經破碎，其中一間教室改成了雞舍。

記者 王世宇

「走出去」的使命

故事開始的地方是一所廢棄的鄉村小學。我的父輩在這所小學裡畢業，隨後，他們依著老人的安排，種地，結婚，生子，然後，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小學裡識字。這個故事延續了一代又一代，循環往復。

從一出生開始，「種地」就是套在村人頭上脫不掉的枷鎖，貧窮如同魔鬼依附。到我們這代的時候，我的父親決定改寫故事的結局。20年前的一個夏天，父親忽然向家族的長輩宣布，從此不種地了。在長輩們驚異的眼神中，他拿著借來的錢，到南面一個叫「柳河」的地方販牛，開始以此為生。

「柳河」位於更加遙遠的遠方。去的時候坐客車，回來的時候，沒有機動車，父親牽著牲口，只能步行。那時，他拿著鞭，拽著韁，趕著牛，徒步走三四百裡的山路，三天三夜不停。路上，他累了，就在路邊歇下，啃幾口餅子果腹，把牛放到山坡上，吃一些青草。第二個夜晚，他走過一個山坡，聽到四處都是狼的嚎叫。

路的盡頭就是我的鄉村，父親回到家裡的炕頭，腳上的水泡已經磨破了———這是一個名叫「新生」的村子，位於吉林省伊通縣南面的河源鎮，父輩們和我們讀書的小學，在村子北面，取名「新生小學」，喻示著新的生活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