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25日這天的薄一波或許一早就站在西林鎮樹林前的土路上,等待著朱德馳馬而來。對於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來說,8月25日這一天實在是一個繁忙的日子。
在武鄉縣王家峪,朱德曾經居住過的四合院落已經改成了八路軍總部舊址紀念館。王家峪是一條狹長的山谷,山谷中有溪流從村中流過,溪流旁邊,是公路,只不過是陽曆6月,空氣已經燥得厲害,運煤的卡車一輛一輛駛過,在公路上掀起一陣黃灰色的粉塵。南行數百米,越過小橋,有一株粗大的楊樹,楊樹東北角有一座八角亭,亭中立有一塊「朱德總司令手植楊樹紀念碑」。村裡人說,這是一棵「紅星楊」。據說,當時種樹時,朱總司令從上衣兜裡掏出一枚紅五星輕輕地放進坑底,然後在上面種上一棵楊樹苗。幾年後,樹長大了,人們發現枝幹折斷後截面總是呈五角星狀。這或許能說明當時朱德在當地人民心中的地位,碑亭上的碑文寫明了朱德在此地的日期:「1938年春,八路軍總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轉戰武鄉,1939年9月進駐王家峪村。」
這個日期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山西大事記:1840~1985》中的記錄和薄一波在《譽蓋華夏 名垂後世》一文中的回憶並不十分相符。關於1938年8月,《山西大事記》上這樣記載:本月,決死一縱隊在沁縣的西林開辦三期訓練班,每期三個月,決死一縱隊排以上幹部和大批優秀的政工人員都輪流參加了集訓。朱德總司令、左權副參謀長每周三次講述遊擊戰術和步兵戰鬥條令。在薄一波的記憶中,1938年整個8月,朱德都騎著馬往來於王家峪和他所率領的青年抗敵決死一縱隊所在的沁縣。
薄一波的等待
1938年8月25日這天的薄一波或許一早就站在西林鎮樹林前的土路上,等待著朱德馳馬而來。對於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來說,8月25日這一天實在是一個繁忙的日子。
這一天,是八路軍成立一周年。《山西大事記:1840~1985》顯示,這天上午,朱德發表了《告國民書》,這是一份很像成績總結的報告,文中詳細記述:一年來,八路軍與日軍交戰600餘次,斃日軍34000餘人,俘日軍2000人。對這些數字,《山西大事記》解釋為「對所謂八路軍『遊而不擊,領餉而不作戰』的污衊之詞,予以有力的駁斥」。顯然,《山西大事記》的作者將這一通告與1938年初陳獨秀指責國共合作中的共產黨「遊而不擊」的言論聯繫起來。但這篇通告並沒有明顯表示出任何與陳獨秀的看法有關的文字,或許對朱德來說,陳獨秀「書生意氣」的說法根本不必掛在心上。事實上,自1937年11月8日太原陷落以來,他一直忙於在山西開闢抗日遊擊區和根據地。
在山西開闢抗日根據地,形成「內長城防線」是毛澤東的戰略決策。太原陷落後,山西成為全國矚目的抗日前線,大家都明白,山西陣地是否鞏固,不僅關係著華北抗日戰局,更加關係著全國戰局。自古以來,山西一直被兵家稱為「形勝之地、表裡山河」,山西位於黃河中遊,東鄰河北、北界察綏、南抵河南、西壤陝西,屏障著當時的共產黨中央所在地陝北。全省多為山區,是進可攻、退可守的易守難攻的戰略要地。山西還有著充裕的資源和便利的交通,全省人口1200萬,盛產小麥、小米,有著煤、鐵、硫等豐富的礦藏,同蒲鐵路貫通南北,正太鐵路與平漢鐵路相接,正如陳毅在詩中所描寫的:「山西在懷抱,河北置左肩。山東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長城大漠作後殿,提攜捧負依陝甘。」無論誰佔領了山西,都意味著解決了軍隊給養、兵員運輸補充和款項籌集問題。1938年1月13日,任弼時在《新華日報》發表《山西抗戰的回憶》中寫出了當時共產黨對山西戰略意義的認識:「敵人要完成其軍事上佔領華北,非攻佔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在我軍手中,則隨時可居高臨下,由太行山脈伸出平漢北段和平綏東段,威脅敵在華北之平津軍事重地,則敵向平漢南進及向綏遠的進攻感受困難。故山西為敵我必爭之戰略要地。」4天之後,1月17日,共產黨在武漢創辦的報紙《新華日報》上刊登出社論《鞏固山西陣地》:「鞏固山西陣地,是目前戰略上一個要著……如日寇取得山西全部,他不僅可安定華北,並可連接東北與華北,造成吞併全中國的人力物力的根據地;並且日寇取得山西全部,北可隔斷內蒙、西可侵入西北、南越黃河、配合隴海西進之敵,可直下武漢。」
顯然,這一切都印證了毛澤東在1937年9月12日至29日給帶領八路軍東渡黃河奔赴抗日戰場的朱德和彭德懷的電報中的預測:「河北失後,山東將不戰而失,不久中國陣地將變為扼守黃河、運河兩線。」在那些電報中,針對當時紅軍只有3萬餘人,於1937年8月25日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紅軍只有林彪、聶榮臻帶領的115師,賀龍、肖克帶領的120師,劉伯承、徐向前帶領的129師三個師的現實,毛澤東將八路軍的戰鬥方式設定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為惟一方向,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遊擊戰爭如果失敗,我們須負全部的責任。」針對日軍一貫好佔領大城市和周邊交通線的「點線」戰術,毛澤東在指示中將山西劃分為四個戰略區: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並要求「我以此四個區域實行戰略展開,必將向著進佔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敵取四面包圍的態勢」(以上引文均出自《毛澤東軍事文選》)。
朱德對於這一任務的態度是什麼呢?《朱德自述》一書中選取了1937年11月6日他寫給前妻陳玉珍的一封家書:「近來轉戰華北,一月之內29日行軍作戰,即將來永無寧日。」他叮囑陳玉珍今後要自己獨立,不要再依賴他,也不要來看他,因為「萬望你們勿以護國軍時代看我,亦不以大革命時代看我」。充滿了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情意味。
薄一波就是在這時候被朱德動員到晉東南來的。在《譽蓋華夏 名垂後世》中,薄一波回憶了他和朱德的第一次相遇:「1937年9月下旬,我帶領青年抗敵決死隊,在從五臺去盂縣的路上,遇到朱總司令。他是率領部隊到晉東北地區開闢抗日根據地的。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朱德這時候的形象,果然不同於護國軍時代,也不同於大革命時代。在護國軍時代和大革命時代,朱德是相當威武的,在一張擔任滇軍軍長的舊照片中,他身穿呢子軍服,腳踏黑皮靴。難怪薄一波幾乎認不出他來:「多少年來,在我心目中,朱總司令是一位威風凜凜的大將軍、令人敬畏的英雄。見面之後,我很驚奇,他竟是一位老農式的人物,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在那次見面中,薄一波向他介紹了他正在組建一支叫做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的山西新軍,準備在五臺山創建抗日根據地。朱德很快給出指示:「這個地區是戰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脅北平,南下可以直驅太原,是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八路軍準備在這個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你們就不要在這裡了。」「我從延安出來時,毛主席和我談過,我們要把軍隊插到敵後去,創建抗日根據地。毛主席說,我們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戰,和下圍棋一樣,先要在敵後淪陷區做幾個活眼,八路軍準備在華北各淪陷區都做出活眼,以便在敵後同敵人長期周旋。現在,我們首先要佔據晉察冀、晉西北、晉東南這三個戰略要地。」「現在給你一個任務:馬上率部南下,到晉東南太行山區去,要佔據那個地區,不準其他人進入。」
對於朱德,薄一波充滿了感激之情,因為如果沒有朱德,決死一縱隊可能根本不會保留到今天。
山西青年決死隊是抗日戰爭時期一支帶有極其濃厚的地方色彩的戴「山西帽子」的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論犧盟會與決死隊》中,薄一波是這樣回顧這支特殊部隊的建立:「1936年,日本正加緊侵略華北,閻錫山在山西的長期統治受到嚴重威脅。同時,閻錫山和蔣介石的矛盾也日趨尖銳,蔣介石策劃河東道獨立,企圖奪取這塊地盤,紅軍東徵,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對於這種局勢,閻錫山自己曾有過生動的描述:「我是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了哪一顆都不行啊。」「三顆雞蛋」,分別指的是日本人、國民黨和共產黨。於是,閻錫山構想了一個「新」策略:請一些堅決抗戰又有號召力的中國共產黨人,但是不以共產黨的面貌出現,而是以山西抗日進步人士的面貌出現,仿照共產黨的措施,用這種方式來渡過難關。這樣,1936年10月,仍在北平獄中的薄一波被閻錫山營救出獄。到山西之前,薄一波向中共北方局局長劉少奇請示,劉少奇的指示是,在那裡可以有所作為。1937年8月1日,閻錫山將手下國民兵軍官教導團改編為青年抗敵決死隊,交給薄一波領導,到晉東北的五臺、盂縣動員民眾參軍抗敵。到1939年夏,決死隊已經由一個團、一個總隊,發展到了四個決死縱隊、一個工人武裝自衛縱隊、一個暫編師、三個政治保衛旅,共轄50個團,活動範圍遍及晉東南、晉西北和晉西南。在八路軍的直接指揮下,和八路軍一起阻擊日軍進攻和反圍攻,進行大小戰鬥上千次。由於山西新軍的幫助,到1939年12月,閻錫山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山西105個縣裡,共產黨已經控制了70個縣。
決死隊能夠成為協助八路軍抗戰的有生力量,與朱德的指導有直接關係。1937年12月,朱德在和順縣石拐鎮八路軍總部召開會議,當時,日軍正從太原南下,已經佔領了太原以南的子洪口。青年抗敵決死隊來到太行山區後,已由一個團擴充到三個團,加上兩個遊擊團,共有五個團的兵力。正在這時候,會上有人要求薄一波脫掉「山西帽子」,直接以共產黨的名義組織先鋒隊。薄一波在會上就此提議進行請示,朱德明確表示,戴「山西帽子」有許多便利之處,現在不能變。表面上戴「山西帽子」,說「山西話」,實際上是在做共產黨的事。正是由於同閻錫山建立了這種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才能在短短一年多時間裡,打開了這樣一個局面。在回憶錄中,薄一波這樣記錄:「接著,朱總還問:『你有什麼困難,我們可以幫助解決。』我提出,我沒有打仗經驗。朱總司令當即決定派畢佔雲同志到決死一縱隊擔任參謀長,129師還派了一個團框架的幹部,以加強決死隊的軍事領導。會上,左權同志談了打日寇必須集中幾倍於敵人的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他說:『敵人一個聯隊相當於一個團,兩千人,裝備好。我們可以三個團打他們一個團。』我聽了覺得很對。三個打一個,回去後可以找機會試一試。」
「三個打一個」的機會很快來了。1938年七八月之間,正是麥收季節,駐紮太原的日軍派一個聯隊從子洪口南下,向決死隊進攻。薄一波按照左權的戰鬥經驗,派了三個團,一個團從正面阻擊,兩個團從兩側打。因為缺乏實戰經驗,仗沒有打贏。這就是山西青年決死隊與日軍交手的第一次戰鬥:韓洪戰鬥。令薄一波感激的是,這場戰鬥雖然失敗,卻仍然得到朱德的鼓勵:「打完仗以後,朱總司令在總部的一次會議上總結了經驗。他說,打仗不能怕打敗仗,不能怕犧牲。能戰鬥的部隊,都是在不斷的戰鬥中鍛鍊出來的,都是由不會打仗到學會打仗的。決死隊的主要成分是青年學生,要改變部隊的成分,抽出知識分子,補上農民。」接下來,朱德又說,看起來決死隊打仗還不行,要開個訓練班,加強作戰方面的訓練。這就是西林訓練班的由來。
一封來自聶榮臻的電報
很多年以後,1938年8月的這個訓練班,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被稱為「西林整軍」。
「西林整軍」被認為是「決死隊成長過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對於提高部隊的政治、軍事素質起了很大作用。至於朱、彭親自給學員上課,這在當時我們軍隊中和黨內是很普遍的事情。領導同志經常給下面的同志講課,既可以把自己的本事、經驗和知識直接傳授給大家,又可以打掉官氣,密切幹群關係,好處很多。」(薄一波:《不能忘卻的懷念》)而「西林整軍」的效果真正體現出來,則是在1940年彭德懷組織的百團大戰中。在那次戰爭中,「決死隊的指戰員頑強奮戰,英勇殺敵,表現出色」。
但對於真正身處傳奇之中的決死隊老戰士們來說,西林訓練只不過是生活中的一段時光而已。訓練班的軍事課程有遊擊戰術、步兵戰鬥條令等,政治課程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黨的抗日根據地政策等。但課程氣氛相當輕鬆,訓練班沒有正規的課堂,大家都在樹林子裡上課,課餘時間,朱德往往會和決死隊的士兵們打一場籃球賽。在西林,問那些8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還會記得一些朱德打籃球的趣事,有一位蹲在街邊曬太陽的老人向記者回憶說,他少年時代,看見朱德和一個士兵為一個球誰犯規吵得面紅耳赤。這倒是符合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一書中說朱德打籃球「有癮」的記錄:「他和戰士們一起打籃球時,大家都不願意跟他在一個隊,因為同他在一起打球總也贏不了。即使是這樣,他還是微笑著,稍為有點遺憾地說:『我恐怕永遠也不會成為一個出色的籃球運動員。不過,這樣打我也覺得很快樂。以後你們還是要讓我做你們的隊友呵!』」1940年,著名的華僑資本家陳嘉賡訪問延安,說讓他最感動的一件事便是朱德陪他參觀走到抗大操場邊,裡面正在打籃球的學員喊:「總司令,來一個!」朱德馬上脫衣上場。陳嘉賡此後到處宣傳「中國的希望在延安」。而對於普通士兵和農民,這樣的行為造成的領導人和士兵、農民之間的凝聚力在幾十年後都依然堅固。王家峪的村民說,「文革」後期,造反派來到王家峪,要找「黑司令」的罪證,抗屬和復員軍人拿著扁擔鋤頭圍上去:「朱總司令和我們一個鍋裡吃飯,哪裡有什麼罪證。」
當年的西林沒有正規的籃球場地,這場樹林裡的籃球賽或許很像朱德在長徵期間和士兵們通常進行的那種籃球賽,朱敏所著的《我的父親朱德》一書中對長徵途中籃球賽是這樣描寫的:「他隨便在路邊找棵樹,規定一個樹杈為球筐,只要把球丟進這個樹杈就算得分。沒有籃球,就用牛皮做個皮囊,裡面塞滿棉絮,能輕巧傳遞即可。有了這個更像橄欖球的籃球,大家便有了拼殺的欲望,白天被敵人追殺的窩囊怨氣,也有了發洩的場所,士氣頓時高漲。」那些長徵途中的籃球賽一般都很難打完,因為通常會有意外情況。8月25日這天的籃球賽或許就沒有打完,因為在《聶榮臻年譜》裡記載,這一天下午,晉察冀軍區司令聶榮臻給朱德發了一封電報。
電報只有寥寥數語:「敵機7架,昨日在宏道及我4團駐地鵝口路偵察。」但是出自聶榮臻的報告,必然不會是一個簡單事件。聶榮臻是115師的副師長,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領導人。太原陷落後,毛澤東果斷地派八路軍分往山西各地建立抗日根據地,牽制敵人後方。聶榮臻帶領的115師在晉東北的晉察冀地區,賀龍、肖克帶領的120師在晉西北堅持敵後遊擊戰;115師師部和343旅到晉西南的呂梁地區,129師到晉東南的太行山區,將山西分為四大塊。四大塊根據地各有戰略重要性,合起來則可以形成對敵人的包圍牽制之勢。正如朱德路遇薄一波時所說的,以五臺山為中心的晉察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在於:北上可以威脅北平,南下可以直驅太原。在這裡設下根據地,無疑等於在以華北為戰略要地的日軍心臟插了一把鋼刀。聶榮臻並不是山西人,沒有薄一波的本地人優勢,但是聶榮臻在紅軍中以厚道、謹慎和會用人著稱。
聶榮臻的謹慎又一次贏得了機會,這果然不是一次簡單的偵察。一個月後的9月20日,日軍提出了「南取廣州,中攻武漢,北圍五臺」的作戰計劃,在華北集合三個師團和三個獨立混成旅團共約5萬兵力,於9月20日從平漢、平綏、同蒲、正太四條鐵路線出動,向位於五臺山的晉察冀司令部發動了「二十五路圍攻」。關於這次圍攻的動機,日本人在華北發行的《正報》是這樣敘述的:「共產軍乘日軍大舉圍攻武漢之際,肆意猖獗於晉北、察南、冀東等地,……彼等總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峰之五臺山附近,近益擾亂內長城線、威脅北京……日軍決心一面圍攻武漢,一面進剿五臺。」敵人的襲擊是突如其來的,五臺山金剛庫村88歲的老婦救隊長張愛華回憶說,當時,八路軍正在吃飯,日本人忽然就出現在各個山頭上。但由於有了前期的充分準備,晉察冀司令部很快拿出了應敵方案。9月29日,進攻軍區司令部的日軍第4旅團大隊長清水被裝進棺材,抬進了五臺縣城。到11月初,日軍500餘人被擊斃,日軍原計劃支援武漢的軍隊亦因此被牽制。那一天,在1982年日本防衛廳戰史室所編的《華北治安戰》上被這樣記載:「第一軍雖在五臺山周圍進行討伐,但未能給予決定性打擊,中共勢力日益擴大,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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