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朝日新聞》報導了「日本生產率本部」的一則消息說，在以1644名公司新入職年輕人為對象的調查中，未來想當社長的比例降到10%，為1969年有該項調查以來最低。17.4%的人對未來能晉升到的位置持「無所謂」態度;而對於工作要努力的程度，62%的認為「與別人持平就好」。被問及「如有約在身卻被命令加班會如何處理」時，31%回答「會拒絕加班」，也創歷史新高。
這是不是說明日本年輕人胸無大志，缺乏進取心了呢？進一步講，這是不是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
實事求是地講，「後現代」的日本年輕人與高速增長期比，確實少了過去日本人的那種勤奮、忘我、敢拼的精神面貌。即使在尖峰時間的地鐵上也很少能見到「上班族」的急急匆匆勁兒，相反則多了不少「中產的恬淡秩序感」。人們如經濟增速一樣慢下來了。體現在職場上，按部就班、追求專業，與周圍的人和平相處，不爭雄，不拔份兒，自覺維持職場秩序，成了日本社會底層自發的「後現代」。
但這並不意味著日本年輕人缺失了上進心。事實上，每天早晨，你仍很容易看到趕路上班的年輕人「有序的緊張」。有日本學者朋友說，現在的年輕人都在努力加班、做實驗，寫論文，要拿諾獎。這已是經濟社會進入新階段的社會心理和人的面貌體現。最近，在世界盃熱潮中，日本球迷紛紛湧到成田機場，趕赴賽場為日本隊加油。特別是面對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更多的日本年輕人期待覆興1964年東京奧運會時期的經濟社會盛況，期盼金牌總數重奪亞洲第一。
每一個時代都有這個時代的經濟狀況，也會折射出時代的精神面貌。經歷了泡沫崩潰、經濟低迷，乃至人口減少，日本的經濟社會結構已發生歷史性變化。社會階層在看似不變的靜止中龜裂，人們的價值觀、資產意識、職場態度也發生深刻變化。政府希望社會恢復活力，提倡「一億總活躍」，推進「勞動方式改革」，主張上市公司引進外部董事、女性董事，推廣現代治理。NGO也嘗試登上舞臺，要解決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帶來的社會疑難雜症。
全球化推進了市場化、自由化、金融化和服務化，同時，信息技術的革命性進步又使得社會交往樣式、甚至職場狀態虛擬化、移動化。日本不少的大企業開始嘗試「非職場」辦公方式，員工、高級項目主管或高管，可根據自己的便利選擇居家公辦，或移動辦公，以減少繁縟的行政程序和成本，以及通勤勞頓。
如此，企業的全球競爭態勢也從降低勞動成本，選擇臨時工、合同工、派遣工等有利於資方的用工制度，轉向有利於資本追逐利潤的、更注重人創新實現的制度。人們對生產率與產出量的認知也發生了變化，過去靠機械化和勞動低成本雖能帶來「生產率」提升，但並不能帶來「每個人的生產率同時提升」，擴大經濟總量。原因是，「以一當十」的生產率提升，也會導致「九人剩餘」，「生產總量不變」。為此，必須提升「人均生產率的上升率」，才能使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這一認知的變化推動著公司治理、宏觀經濟調控意識的變化。在此，公司新人的工作意識與狀態或將成真實反映經濟社會的「新時態」。(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