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泉州華僑史料拾零

一、釋「僑」

「僑"字最初的意思是高大，「僑，高也，從人，喬聲。'』漢許慎《說文》第八和北宋徐鍇《說文系傳》卷十五的解釋都一樣。以後原義漸隱，轉為「僑，寄也，客也」（《佩文韻府》下平二蕭部）。《康熙字典》說：「旅寓曰僑居，六朝有僑置郡縣。」並舉南朝宋詩人鮑照「我初辭家從軍僑」句為首例。

凡是離家外居，都稱為僑，並沒有專指客住國外的人，東晉百姓南奔寓居江左的皆謂之「僑人」。當時晉人南渡，開發晉江流域，我們晉江地區最早的中原移民，也都是「僑人」。至唐代，此義不變，出國自稱唐人，國內流寓則稱僑人或僑士。《唐書》載谷城令王郢，善於接待「僑士遊客」，僑士亦即僑人。宋代而後，亦沒有以僑專稱居國外之中國人，南宋趙汝適《諸蕃志》，我曾查考，無「僑」字，一概稱中國人。元汪大淵《島夷志略》，無「僑」字，稱「唐人」，如「今唐人與番人叢雜而居之」（勾欄山條）。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中無「僑」字，稱唐人，或稱「流寓」。

明馬歡《瀛涯勝覽》中無「僑」字，稱唐人或中國人，並稱「竄居」、「移居」、「流居」。如「一等唐人皆是廣東人，漳泉等處人竄居此地」（爪哇國條），清楊炳南《海錄》中無「僑」字，稱中國人或中華人，如「暹羅國……商賈多中國人。」「嘎喇叭……中華人在此貿易者，不下數萬人。」光緒十三年（1887年）清廷派李鍾玉為新加坡領事，著有《新加坡風土記》，也無「僑」字，而稱「華人」或「中華人"，如"三州府生長之華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 叻中華人最多亦最富。」所以，以「僑」字稱旅居國外之人，乃是近百年之事。民國初的《蘇曼殊全集》卷八《南洋話》有一段概括華僑簡史的話：「唐宋以後，我先人以一往無前之概，航海而南。餐風宿露，闢有蠻荒。迄萬曆時，華人往來通商者始眾，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乃至今日，華僑人數即爪哇一島而論，既達三十餘萬。」可明「僑「字的義變。

從僑字的字義之轉變，我們可以說，漢代僑字為高大，無流寓之意。近代始新賦另義，變為指離開故鄉之人，一直到近百年來的清末，才專指旅居國外之人，現在稱「華僑」，或「僑」都是這個意思。

「華僑」的定義很複雜。「一般是居住在中國以外的土地，有一定職業的中國人。雖說是中國人，但也有的人把保留中國國籍的人叫做華僑，而把已加入居住國國籍的人稱為華裔。還有的人不拘泥於國籍，只要能講中國話，保持中國的生活方式的，也都稱為華僑。」這是最近日本《朝日新聞》的時事資料中對「華僑」一詞的解釋。我建議我們研究華僑史，必須把「華僑」一詞的科學概念先弄清楚，現在似乎還是把所有居住在中國境外的中國人，統通稱為華僑，這個概念我認為是不夠科學的。

二、宋、元出國的華僑

南宋洪邁《夷堅志》「島上婦人」條記載了一條泉州華僑的史料，全文錄下：

「泉州僧本偁說，其表兄為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舩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舩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即回柁，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島畔，度其必死，舍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逕，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哳，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攜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窒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齎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 時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為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這個故事很動人，很具體，是個悲劇。發生的時間應在南宋初，即12世紀上半期，因為洪邁是紹興間的進士。根據現在的觀點來判斷，這個泉州人具備了華僑的條件，可以說是截至目前為止，我們所發現到的泉州最早的一位有稽考的華僑。他之所以具備了華僑特點，第一，久居其地達七、八年之長；第二與當地婦女結婚，生了三個孩子。後來他雖回國，但還留下孩子，在那裡傳宗衍派；第三，初時雖不參加生產，後來行動自由了，可以到處行走，孩子多了，必然參與謀生；第四，那一帶經常有泉州的船隻往來，有舊相識才可搭船回鄉；第五，他是有意出國做生意，但無意久居其地，是遇到意外的情況才留下來的，最後終於回國。我相信在宋代這類無意中成為華僑的泉州人絕不止此例，應有不少，可惜史冊無可稽考而已。

到了元朝初年，有意出國謀生，與該地婦女結婚，願意久居其地的華人就漸漸多起來了。周達觀在元元貞元年（1295年）至大德元年（1297年）到真臘，著《真臘風土記》。他說：「國人（指柬埔寨人）交易皆婦女能之，所以唐人至彼，必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他又說：「吾鄉人薛氏，居蕃三十五年矣。」這種久居其地，不想回鄉之情況，較之宋代已大不相同了。周氏雖是溫州人，但他所說的唐人，也應包括泉州人在內。

周達觀當時分析華僑「流寓」的原因，是從生活的基本要求出發的，他說：「唐人為之水手者，利其國中不著衣裳，且米糧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為，往往皆逃逸於彼。」元代，泉州固然是一個海交興盛的都市，但階級壓迫加上民族壓迫，人民的生活是不好過的。誠如元代泉州開元寺僧人釋大圭《夢觀集》卷三·《南國》一詩中所說的：「南國地皆赤，吾生亦有窮。豐年何日是？菜色萬人同。海上舟頻入，民間楮已空。猶聞谷價湧，開雜若為功？」雖然海船一直到泉州貿易，但勞動人民的生活又如此困苦，那能不逃逸海外，以求「米糧易得」呢？所以，元代逃逸海外的華人，想來是不少的。這些人就是當時的「華僑」。

就是在宋代，為謀生而逃到海外的情況（不包括政治原因），也有蛛絲馬跡可尋。《輿地紀勝》引惠安進士謝履的《泉南歌》云：「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這幾句話約略談到農民無地，出海謀生。「造舟通異域」既表明去外國經商，也表明載人去外國，其中必然有去而不回的「人稠山谷瘠」無以為生的農民。

三、「蕃客」與「客蕃」

宋元時代，外國人很多來泉州經商，我們稱為「蕃客」，而當時泉州出國之人，迄今未發現對其有恰切地稱呼。明代而後，泉州人開始大量出國，而外人不至。族譜中常有「客於蕃」、「蕃死呂宋」之類的記載，這就表明過去稱外國蕃人之詞，轉稱泉州出國之華人為「蕃客」了，此事吳文良先生早已言及。我認為這一詞義之轉變可能在明代中葉，略談於下。

明初，漳泉人已較多出洋，永樂癸巳（1413年）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說，爪哇的「唐人皆是廣東、漳泉人」，舊港國的「國人多是廣東、漳泉人移居於此」（《瀛涯勝覽》）。鄭和下西洋時，福建人又隨其出國而居留不回，如汶萊的華人在萬曆年間已是「為閩人隨鄭和留其國者」之人了（《廈門志》卷八引何喬遠《名山藏》）。泉州隨鄭和下西洋的具體人也見於記載如：「皇朝裡有從中官鄭和下西洋者，奉其（順正王）香火以行」（何喬遠《閩書》卷七·方域，青陽山），這人是晉江青陽人了。

及後，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人拉斐爾來航廣東，殖民者開始東來，其時閩、浙、粵沿海皆有葡人足跡。寧波人民先在嘉靖廿四年（1545年）驅逐葡人。據陳仲益撰《我國國際貿易源流考》（載於民國十四年《東方雜誌》第廿二卷第十號）說：「泉州之葡人亦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為吏民所逐。」按此則泉州在當時也曾驅逐西方殖民者，但方志無所證。西方殖民者之通航後，可能激誘泉州人之出國到南洋，這是一種猜測。然而倭寇侵擾泉州，史稱：「嘉靖季年，倭夷入寇，兵火癘疫之餘，戶口十損六七」（《晉江縣誌》卷三）。泉州在當時人口減少了百分之六、七十，我認為除了兵、疫之外，人們逃往南洋亦應是原因之一，不然，不會死得那麼多人的。

《蘇曼殊全集》卷六《燕子龕隨筆》說：「萬曆間華人至爪哇通商者已眾。」又明末泉州人何喬遠說：「噶喇叭……閩、廣、西番人至久賈，長子孫。」「中國人客此而成聚落，遂名新村」（道光《廈門志》卷八引《名山藏》）。又明末漳州人張燮說：「吉蘭丹……嘉靖末，海寇餘眾，遁歸於此，生聚至二千餘人」（《廈門志》卷八引《東西洋考》）。這些材料證明由於各種原因，在嘉靖萬曆年間，泉漳一帶已有了一個華僑出國的高潮。所以，才可以解釋「是年（萬曆三十一年）泉漳人販呂宋者數萬人，為所殺無遺」（《晉江縣誌》卷十五）的這麼多的泉漳華僑在菲律賓受西班牙殖民者屠殺的事實。

如此大量的漳泉人出國，於是「蕃客」便成為泉州人指稱華僑之詞了。

明代泉州的史料中，對到南洋等地的華僑常用「興販」、「商販」等詞，似乎出國都是做生意的，此義後人殊不解。我的意見，明代泉州人真的有帶資本出國營商之事。明末李光縉在其《景璧集》卷四《史母沈孺人壽序》中，就具體地記載這個事實。他說：「吾溫陵裡中家弦戶誦，人喜儒，不矜賈。安平鎮獨矜賈，逐什一趨利，然亦不倚市門。丈夫子生及已笄，往往廢箸鬻財，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衝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絕夷之墟。近者歲一歸，遠者數歲始歸，過邑不入門以異域為家。」以此看來，「興販」一詞，便可理解了。明末是我國資本主義萌芽之際，這種苗頭，值得深入研究。

印尼華僑使用的雕花銅盒

四、清末泉州的華工及華僑關心故鄉的史料

吳魯，字肅堂，泉州人。光緒庚寅（1890年）狀元。他在光緒壬寅（1902年）說：「南洋各島國，從事田間者，半屬閩廣兩省之人，欲任其滋生，深恐蔓延難制，欲盡力驅逐，又恐民食維艱。不然，以美國之酷虐華工，禁則禁矣，逐則逐矣，又何俟於躊躇耶？又何俟於集議耶？英人雖略視寬大，然無年人稅加至十倍，將使耕作之人，入不敷出。終歲勤勞，不過為英人服役而已，不禁更勝于禁也。前聞漳、泉二府之自南美洲來者，謂該處遍野膏腴，成熟之時無人收穫，必僱華工經理其事，按畝與均分」（《正氣硯齋匯稿》卷二，商約說略）。

此段史料說明：1、清代泉州出國的華僑，以到當地開墾農田的佔多數，並不是像明代之「興販」了；2、清末泉州人曾至南美墾荒，被招墾的華工以按收成分產的辦法取得報酬，類似佃農，而不是農業工人；3、當時泉州的知識分子已注意華僑問題，能區別分析英、美對華僑的政策的同異及其本質，較之當時昏庸無所知、對華僑問題毫無考慮的清朝官僚有所不同了。

又黃謀烈（1883—1915）字祉文，號佑堂，泉州人。同治癸亥（1863年）進士。他自撰的墓誌叫《庸叟自撰壙志》（拓本存市文管會）中，談到清末泉州華僑關心故鄉的一些資料。他說：「乙巳（1905年）季夏朔，安永內山地裂泉湧，晉南溪三邑泛濫成災，深者二丈餘，淺者四五尺，臨溪村落幾墟……乃紳商會函致實叻、檳嶼、小呂宋、怡朗、安南諸埠，暨申、甬諸商郊，廣為募勸。」「邇年溪流橫決，外洲形勢全失。……是秋（宣統元年，1909年）民商集資數萬，將修築外洲橋」等語。提供了清末晉江泛濫，外洲橋受破壞，當時旅菲華僑議修未成之史實。

又據民國十九年（1930年）《泉州新橋溪導水工程徵信錄》載，1930年所修新橋工程，捐修者大多是華僑，如廈門黃奕住捐大銀2000元；泉州黃必趁捐大銀1000元，都是華僑，而直接向海外募捐的，新加坡共13條，計大銀7119.81元；菲律賓共204條，計彬銀17520元，這是華僑關心家鄉建設的史證。

泉州花橋善舉公所是華僑捐助救濟故鄉貧民的機構，成立於清末。它在1930年《庚午年徵信錄》所載，這一年吳記霍等人經手向菲華僑募款計19宗，大銀6014.58元，其中單吳記霍即捐500元。由新加坡晉江會館募來38條大銀270.74元，叻銀135元。由李穎甫等經手向安南華僑募的三大筆，計大銀1800元。由尤清海等經手向印尼萬隆募得47條，計大銀636元。而其他居廈門、泉州的歸僑尚未計算在內，在1930年一年中花橋善舉公所得到各埠華僑的捐款達大銀8856.32元。救濟數可謂不少，華僑熱心故鄉公益事業可謂大矣。

新加坡陳來水華僑登記證 圖片來源：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

五、近百年來泉州紳士與華僑之間的關係

陳仲瑾（1879—1963）名砥修，泉州人，光緒壬寅（1902年）舉人。1910年創辦西隅學校並參加同盟會，1927年至1936年被聘為泉州商會長。1912年至1914年僑居新加坡、馬來亞、惹班、望引及印尼之泗水諸地。1920年僑居菲律賓，1938年至1939年居香港。1941年至1946年再僑菲之馬尼拉、怡朗、納卯諸地。根據他的經歷，他對我說：「戊戌變法之前，泉州華僑敬重紳士，巴結紳士。南安南廳村菲僑林露，營造巨屋，人稱『有林露的富，無林露的厝』。對泉州當時的翰林陳棨仁、進士黃謀烈，非常奉承，多方設法與他們結親。安溪陳姓巨僑，1894年來泉聘秀才陳張榮（即陳仲瑾之父）到安溪任家庭塾師，專教其兩子，一年之薪水可養活十七口之家。其時紳士尚恥與華僑論婚嫁。

戊戌變法之後至民國十六年（1917年）前，泉州華僑逐漸與紳士平起平坐。我於1912年全家去印尼，路費是黃仲訓送的，途經新加坡，船上被人欺辱，陳嘉庚欲代出面交涉，我婉謝了。僑居數年的費用，全由陳烏生、蔣報企等承擔，其時華僑多與紳士論婚嫁，女兒嫁到紳士家需多陪嫁妝奩，而紳士之女兒尚不大肯嫁給華僑，如蔣報企之女嫁舉人某為媳，陪嫁房子一座。進士林翀鶴亦肯娶華僑之女為媳了。又紳士紛紛出洋旅遊，到處有同宗華僑送程儀，謂之『打蕃客的秋風』。數月歸來，餘款一般可建一座二進三間張的中型房屋。此時紳士能夠建屋一般是華僑贈送的款項。又記得1910年到菲為西隅學校募捐，不肯接受程儀，請把要送的錢轉捐給學校，由菲教育會會長陳迎來出面宴客，陳光純首捐大銀二千元，一席捐得大銀一萬多元。又如晉江張林村某年殺軍閥孔昭同的軍隊十多人，幾被圍剿廢鄉，孔勒索人命錢數萬元，張林鄉無力付給，由我出面向當時華僑黃仲訓、黃奕住所組織的『華僑救鄉會』要求幫助，得到救鄉會補助二萬元，付給孔昭同。在這段期間，窮教員很多娶到華僑之女為妻。

民國十六年以後至解放前，為紳士巴結華僑、勒索華僑的階段。這時泉州有清朝功名的紳士日漸減少，新興的紳士則是民軍和國民黨的軍閥、黨棍、地頭蛇。陳國輝在泉斂款，被華僑告發而槍斃，由華僑力量請十九路軍入閩，華僑地位大增。此時紳士謀娶華僑之女為媳或多方設法把女兒嫁到巨僑家，事例甚多。從前巨僑回鄉常要先宴請紳士，以求庇護。現則紳士先請華僑，以揩其油。1938年我到香港以及後來到菲為救濟災民和募捐，其情況與初次至菲不同，要多方說好話，託人拉關係，有錢人架子大，不能平起平坐了。」以上談話是他的看法，不盡確切，但均事實，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