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021年，中國共產黨將迎來百年華誕。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和嘉興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一大」無疑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在幾十年前，黨的「一大」尚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由於會議是在秘密狀態下召開，文獻資料極少，如召開時間、參與人員等關鍵問題都沒有準確說法。
直至1980年，黨史專家邵維正在《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刊登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文章通過大量事實分析，考證了黨的「一大」的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這篇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轟動效應，被全國幾十種報刊雜誌報導或轉載，並被譯成英、日、俄、法文等在國外多種刊物發表，國外學者將其視作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開端。
1994年，作為軍內黨史教員的邵維正被授予少將軍銜。2007 年，晉升專業技術一級。已經85歲高齡的邵維正是全軍院校政治理論教員中級別最高、年齡最大、在全國全軍具有廣泛知名度的教授。
邵維正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 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戴越 張力克 圖
「個人微不足道，只是做了一點業務性的工作。」邵維正回憶過往的成績時謙虛地表示。如今，已年過耄耋之年的他仍未停止黨史研究事業的腳步，並且將重心移到了教育青少年。「希望青少年們學習黨的歷史，繼承黨的優良傳統。」邵維正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百年創業多艱辛，賡續期待後來人』，這就是我堅守的初心之路。」
抗美援朝期間入黨，與黨史研究結緣
1951年，邵維正響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毅然棄學從戎。次年，邵維正所在的 62 師開赴朝鮮，進入西海岸陣地。邵維正在連隊中擔任文書、文化教員，並在抗美援朝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
1958年，邵維正隨部隊回國後，又在西北戈壁灘上駐防長達20年。1978年，他和黨史研究工作結緣。那年冬天，隨著全軍院校恢復招生，軍校大量從作戰部隊調人，當時已經擔任師部宣傳科科長的邵維正憑藉出色的政治素養和業務能力，被選調至北京解放軍後勤學院擔任黨史教員。
同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下達了編輯出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的任務，邵維正受命參與其中，負責黨的「一大」章節。「改革開放初期時，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路線，黨史研究也要按照這一路線」，邵維正向澎湃新聞表示，「（黨史）每一件事都要一錘子一錘子地敲定，不能隨意改變。」
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開端，避不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課題。邵維正記得，1979年，他起草黨的「一大」部分內容的初稿時發現，黨的「一大」存在著一些史實問題沒有落定。雖然毛澤東早在 1938 年就提出，把 7 月 1 日作為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紀念日，但黨的「一大」真的是1921年7月1日召開的嗎？
根據當時有限的關於黨的「一大」的材料，邵維正列了一個表格，他發現，僅關於召開時間這一個問題，就存在著若干種不同的說法，1921年7月1日、7月4日、7月5日、7月20日……各種版本內容不一。另關於參與人數問題，也存在著11人、13人等不同說法。
「水有源，樹有根，中國共產黨的根和源，就是黨的創建。正是以黨的「一大」為標誌，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邵維正當時下定了決心：要實事求是地搞清楚黨的起點。
邵維正發表論文，考證中共「一大」的召開時間及參會人數
由此，他開始了漫漫考證之路，「從各種文獻中收集信息史料，終日奔波於中央檔案館、中央黨校圖書館、北大圖書館等地，在文山書海中搜尋著每一條有價值的信息，手寫整理出的資料堆得老高。
細緻考證，終獲答案
經過分析，邵維正把切入點放在了黨的「一大」代表的行蹤上，「人不到，會就沒法開」。邵維正開始研究分析中共「一大」各位代表當年的行蹤軌跡。
首先要考慮的是，毛澤東是什麼時間到上海的？邵維正四處找尋線索，功夫不負有心人。邵維正在革命博物館找到了革命老人謝覺哉的日記原件，謝覺哉在1921年6 月29日記載：「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這就說明，毛澤東和同為湖南代表的何叔衡是6月29日晚從湖南離開的。「當時沒有從長沙直達上海的輪渡，需要先到武漢，再從武漢前往上海。」邵維正向澎湃新聞介紹，經過分析考證，毛澤東和何叔衡抵達上海的時間應為7月5日或6日。
邵維正還多次採訪了當時還健在的參加過黨的「一大」的北京代表劉仁靜。但因年代久遠，劉仁靜也記不清會議的具體時間了。但劉仁靜記得，他在前往上海參加中國「一大」會議之前，先去了南京，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邵維正意識到，他需要弄清楚少年中國學會的召開日期。為此，他跑遍了多家圖書館、檔案館。終於，他在中央黨校圖書館的倉庫裡，翻出了已經落滿灰塵的，1921年7月的《少年中國》原件。上面明確地記載著，劉仁靜7月1日至4日在南京參與了學會活動，並有他在會上的兩次講話記錄。
邵維正1979年採訪中共「一大」參會代表劉仁靜的採訪記錄
邵維正將書上記載的發言內容手抄在了卡片上，帶著卡片對劉仁靜進行了回訪。「對！這就是我當時的講話！」劉仁靜難掩激動，邵維正更是備受鼓舞，離考證出中共「一大」的具體日期又接近了一些。
邵維正考證中共「「一大」」召開時間等問題的手稿
通過邵維正的考證，7月1日，在上海的參會代表只有五人，所以黨的「一大」的實際召開日期不可能是7月1日。隨著考證的一步步深入，「一大」召開時間範圍縮小至7月20日，23日、24日。
此外，邵維正還獲取了一份由俄文翻譯過來的關於黨的早期文獻，該文獻記載稱，代表們7月23日全部到達上海，代表大會開幕了。此外，還記錄了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的夜晚，被偵探闖入打斷一事。「為了使代表大會繼續進行，只好到附近一個不大的小城市去。」文中還提到在第二次會議之後，休會兩天起草文件，這樣6天會議加上2天，就是8天。
邵維正又找到了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報》，上面記錄了1921年7月30日法租界巡捕房的通告，這個時間與大部分當事者的回憶相符。不僅如此，邵維正還從部分代表的回憶中順藤摸瓜。他們在回憶中都提到，在「一大」會場被搜查的第二天黎明，大東旅館發生了「孔阿琴謀殺案」。邵維正發現，當時有多家報紙對孔阿琴命案有詳細明確報導，發生時間為7月31日凌晨。
邵維正終於長長舒了一口氣，有足夠的證據判定「一大」在上海最後的會期：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開幕就是7月23日。會議最後一天轉移到嘉興南湖，完成歷史使命。至此，「一大」的召開時間考證完畢。而後，邵維正通過事實分析得出，出席會議的人數為13人。
邵維正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發表後立即引起轟動效應，被全國幾十種報刊雜誌報導或轉載，並被譯成英、日、俄、法文等在國外多種刊物發表，國外學者將其視作黨的黨史研究實事求是的新開端。
不忘初心，鼓勵青年學習黨史
「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走過了輝煌而又艱難的歷程。」邵維正激動地說，「我們不能忘記過去走過的道路，不能忘記為什麼而出發。」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他看來，「救國救民，救亡圖存」這八個字中就有三個「救」字。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邵維正認為，中國共產黨正處於兩個一百年的交匯點，「過去的100年已經過去，新的100年馬上迎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對全黨的號召，非常有意義，有價值。」 中國共產黨肩負著民族復興的艱巨任務，「不忘記為什麼出發，才有奮發圖強的動力。」
談及自己的初心，邵維正用了一句話概括：「百年創業多艱辛，賡續期待後來人。」邵維正也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著這份初心。如今已85歲高齡的他，仍將大量精力放在了對青年人的黨史教育工作上，那就是給青少年寫黨史。
邵維正用了三年的時間，帶領自己的學生編制了一套專門為青少年學習的黨史系列叢書，書名就叫做《寫給青少年的黨史》，根據青年人的認知和接受程度，邵維正用六十個問題講黨史的故事。「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也是黨的事業的接班人」，邵維正談及青年人為什麼要學黨史，現在的青少年正是黨的第二個百年的奮鬥主力軍，「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要讓青少年了解學習黨的歷史，知黨才能愛黨，繼承優良傳統。」目前，該書已被中宣部評為2020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也入選了國家新聞出版署2020年「優秀通俗理論讀物出版工程」。
邵維正的部分著作
「六本書他會來回翻看幾遍，親自校對訂正，保證不出任何差錯。」邵維正的妻子張娜評價他是個「停不下來的人」，全年無休，終日與黨史研究、黨史寫作、黨史教學為伴，「他說自己什麼時候幹趴下，什麼時候幹不動了才會停下。」實際上，85歲高齡的邵維正的身體狀況並不理想，心臟也做過搭橋手術，但他對於黨史事業的付出毫無減少。
而對於自己的付出，邵維正總是不願多談，「研究黨史對我來說，是豐富自己，堅定自己理想信念的過程」，他也希望自己幾十年學習研究的成果傳授出去。他動情地說：「我是一個普通的黨員，到今天黨齡有60多年了。但我一直牢記入黨誓言，要為黨的事業奮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