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中
1927年出生，1943年2月參加革命，1943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7年3月進入華北聯合大學學習。
1950年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信貸系副主任。
1953年任經濟計劃系副主任、主任。
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後，任副校長、黨委常委，並任計劃統計系主任、計劃統計學院教授等職。主要著作：《計劃經濟學》（1983年）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學》（1986年）。
本報記者 李成剛
新中國成立後，經濟發展思想路徑和經濟學研究理論都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演變過程。如今，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理論體系已經完整系統地建立起來，並在指導中國崛起的實踐中得到了檢驗，而回顧曾經的經濟思想發展歷程和理念交鋒，對我們今天以及未來的經濟學史研究仍有重要的意義。作為研究計劃經濟學的著名學者，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李震中教授曾在計劃經濟學學科建設上發揮過重要作用，他見證和參與了計劃經濟理論思想的爭論和演進。
走進計劃經濟研究
李震中曾用名薛政修，1927年出生於天津。1943年2月，16歲的李震中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參加了革命，並於當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他先後在中共灤東地委、臨撫昌縣委、冀熱遼軍區工作，輾轉河北和東北戰場。1947年3月，他因為工作成績突出，被黨組織送到華北聯合大學學習深造，1948年華北聯合大學與北方大學合併成立了華北大學，李震中成為華大一隊班隊長。1950年華北大學改為中國人民大學，李震中任財政信貸系副主任。1953年他又調到經濟計劃系，先後任系副主任、主任。
1958年，李震中參加了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聯合組成的「人民公社調查組」，並擔任「信陽調查組」組長，進行了為期半年多的實地調查，並根據調查到的第一手材料寫了調查報告，對「公社化」和「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概括，針對實際工作和理論建設提出了意見建議。因為這份調研，調查組和李震中在「反右傾鬥爭」中遭到批判。「文革」中「運動」疊起，李震中也多次受到衝擊。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李震中得以將旺盛的精力和飽滿的熱情全心投入到教學、學科研究和行政領導工作之中。
在計劃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上，李震中取得了顯著成果。他主編的《計劃經濟學》（1983年）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學》（1986年），《計劃經濟學》發行70餘萬冊並幾次獲獎，作為人民大學計劃經濟學教科書，在我國計劃經濟學學科建設上佔有重要地位。
出版《計劃經濟學》
李震中在《計劃經濟學》中提出，計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特殊矛盾是「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計劃性和盲目性的矛盾」；「計劃經濟有個發展過程」，因而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共產主義計劃經濟」之別。他第一次闡述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特點。據此，他認為既要堅持計劃經濟原則，又不能超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階段。而堅持計劃經濟原則，不等於計劃一切、調節一切。計劃工作要自覺地利用商品貨幣關係，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在管理上，要實行集中統一性和分散靈活性相結合。計劃經濟學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它將隨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踐的發展而逐步成熟和完善起來。這使得計劃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學領域的一門獨立學科，建立在科學和國內外實踐經驗的基礎上。
此前，我國曾經出版過《國民經濟計劃》《國民經濟計劃原理》《國民經濟計劃學》《國民經濟計劃概論》等教材，為這門學科的建設奠定了基礎。李震中的《計劃經濟學》，使這門學科更加具鮮明性和準確性。它把國民經濟發展的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計劃性與盲目性的矛盾作為研究對象，把計劃管理體制放在應有的重要地位，這就跳出了當時的蘇聯和我國長期以來只限於研究速度與比例的狹小圈子，李震中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比以前同類著作前進了一步。
李震中在《計劃經濟學》中既論證了整個國民經濟運轉要求統一性、協調性和靈活性，又闡述了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社會再生產各個環節在整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聯繫，並把兩方面緊密銜接起來。書中比較充分地說明了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存在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關係的道理，強調任何一個部門都不可能脫離與之相關的部門而孤立存在和發展。李震中沒有限於研究各種比例關係（主要反映經濟聯繫的數量對比關係——一般多是兩元的對比關係），同時也研究了一個領域內部各個組成部分所佔比重及其相互關係的總和的各種結構（不僅反映經濟聯繫的數量對比關係，而且反映經濟聯繫的形式和特徵——一般是一個總體內部多元對比關係）。這就把各種經濟現象之間固有的廣泛的聯繫揭示得更加全面深入。
此外，李震中突出強調了國民經濟計劃中的經濟效果，他從不同角度對經濟效果進行了分類，以期引起人們從不同角度去研究和解決如何提高經濟效果問題。他強調了通過勞動消耗所獲得的必須是符合社會和人民需要的成果。「因為產品作為社會勞動消耗的有用效果，歸根到底是在消費過程中實現的。只有當產品符合社會和人民的消費需要時，才能使它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得以實現，才有社會勞動消耗的實際效果可言。」
李震中還對國民經濟效果的指標體系、影響國民經濟效果的主要因素，以及提高國民經濟效果的基本途徑等進行了闡述。他認為，國民經濟效果的指標體系應當包括消費基金率、社會生產效果、社會積累效果、建設周期、資金盈利率、基金產出率、流動資金佔用率、能源利用效果。為了提高經濟效果，需要加速科學技術進步及其在社會生產中的推廣應用，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力求生產結構的合理化；搞好生產力的合理布局，按照專業化和協作的原則組織社會生產，正確處理外延擴大再生產與內涵擴大再生產的關係，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保證計劃決策的正確。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爭論
事實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段時間裡，經濟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內涵、我國現階段計劃經濟的特點等問題展開過熱烈討論，甚至可以說是交鋒激烈。李震中也參與了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在當時的爭論中，大批相關論述文章湧現，使這場爭論顯得格外激烈。其具體爭論內容包括：
第一，什麼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實質。對此，當時的三種觀點，一是如李震中等人所認為的，計劃經濟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裡，產生了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有必要也有可能有計劃地調節社會生產。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越高，國民經濟計劃的程度也就越高，相反亦然。二是計劃經濟是一種管理經濟的方法。持這種意見的人不同意把計劃經濟看成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他們認為，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就有可能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類根本性的社會經濟制度相混淆。三是計劃經濟既是一種經濟制度，也是一種經濟活動和管理形式。如當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的王積業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對計劃經濟的理解，應該包括三層意思。首先，計劃經濟是一種經濟制度。其次，計劃經濟也是一種經濟活動。再次，計劃經濟又是一種管理形式。從計劃管理的這個特點來看，由國家作計劃進行安排的經濟活動就是計劃經濟。
第二，什麼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特徵。對此，也有三種主流觀點。一是計劃經濟的特徵表現為計劃的整體性、直接性和目的性三個方面。整體性是指，計劃經濟不是個別經濟單位或個別生產部門的計劃性，而是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性。直接性是指，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是通過社會對自己的勞動時間所進行的直接的自覺的控制所實現的。目的性是指，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有計劃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二是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宋養琰所提出的，計劃經濟的特徵表現為「自覺」「事先」「穩妥」三個方面。「自覺」是指計劃的科學性。「事先」是指計劃的時間性，就是計劃一定要在行動之前下達，否則對行動將不能起指導作用。「穩妥」是指計劃的應變性，計劃制定和貫徹既要有一定的可靠性，也要有一定的靈活性。三是以西南財經大學原校長劉詩白教授為代表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微觀上表現為作為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的生產單位，服從國家的計劃調節、指導與管理；在宏觀上表現為整個國民經濟按照體現社會意志與全社會利益的統一計劃，持續地長期地保持平衡地發展。因此，經濟發展的有計劃性、有組織性、按比例性和無危機性，乃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的鮮明特徵。
第三，什麼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主要表現形式。一是李震中為代表的觀點，實行指令性計劃制度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重要體現。李震中等人認為，計劃經濟要求通過經濟計劃去調節社會再生產的比例，而國民經濟計劃是調動千軍萬馬為實現經濟發展戰略任務的行動綱領。原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鄭新立等人認為，實行指令性計劃是關係到堅持計劃經濟的原則問題。堅持指令性計劃，才能劃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同資本主義國家幹預的界限。二是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計劃調節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重要體現。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劉宗時認為，計劃經濟就是計劃調節的經濟。計劃調節指的是社會生產的調節形式，同時也是把社會主義經濟稱為計劃經濟的依據。所以，計劃經濟與計劃調節的範圍是一致的。第三種觀點是對宏觀經濟進行計劃控制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重要體現。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原所長蔣一葦認為，所謂計劃管理，包含計劃和控制兩個職能。宏觀控制不等於計劃調節，更不等於指令性計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趙人偉等人認為，需要澄清沒有指令就等於沒有計劃的觀念。宏觀對微觀如何進行控制的問題，是計劃採用什麼方式的問題，而不是要不要計劃的問題。
第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經濟規律的關係。其中包括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理解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一種觀點認為，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不是客觀經濟規律，而是人們利用經濟規律發展經濟的一種手段。它只是表明由於公有制的建立，給人們提供了自覺地利用經濟規律，通過國民經濟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的可能性。要使可能變為現實，還必須加上人們嚴格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這樣一個條件。國民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遵循在社會主義階段起作用的各種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綜合性的成果，而絕不是只遵循一兩個經濟規律的結果。因此，不能把所謂的「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作為我們制訂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依據。另一種意見認為，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客觀經濟規律，但不是社會主義特有的經濟規律，而是高度社會化大生產共有的規律。第三種意見認為，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社會主義特有的經濟規律。如人民大學老一輩經濟學家胡乃武認為，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賴以產生和發生作用的經濟條件有兩個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社會化要求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而生產資料公有制則能夠實現這一要求。所以，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規律。二是怎樣認識各種經濟規律在計劃經濟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關係。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計劃管理必須運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發展規律、價值規律和其他經濟規律。分歧在於各種經濟規律的相互關係以及它們在計劃經濟中的作用。第一種觀點是多種經濟規律「合力論」。即在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體系中，各個經濟規律都以各自特定的方式和過程運動著，形成各種不同機制和不同作用的「力」的運動。同時，各個經濟規律又彼此聯繫、補充、制約，每一種力又最終形成為統一的「合力」的有機部分。第二種觀點是基本經濟規律的「主導論」。李震中等認為，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有許多規律發生作用，起主導作用的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它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決定著國民經濟計劃的出發點和歸宿，決定著各個時期的基本任務，也決定著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的變動方向。第三種觀點是價值規律的「首位論」。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的分配起著決定的和支配的作用。
冷靜思考 與時俱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作為一名有社會責任感的經濟學家，李震中一直高度關注我國改革開放的進展以及新形勢下經濟建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事實上，他的研究內容和學術思想，在他的冷靜思考、深入鑽研下，一直也在與時俱進，並提出了許多積極慎重、有重要參考價值的理論主張和政策性建議，受到學術界和政策決策部門的重視。
1995年，當時經濟發展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如通貨膨脹居高不下、農業發展滯後、國有大中型企業亟待搞活、地區間差距不斷擴大、收入分配失衡等。對此，李震中提出，首先要解決認識問題，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要不要宏觀調控的問題。他認為，宏觀經濟調控對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說，是題中應有之義。否定宏觀調控，不僅在理論上不能成立，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其次，加強宏觀調控要兩手並舉，即計劃和市場兩種調節手段同時並舉。從歷史發展經驗看，都不能簡單地作出計劃經濟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結論，應當採取分析的態度。過去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實踐中除了有積極作用的一面，也有存在問題的一面，因此需要進行改革。但是改革不是完全否定計劃手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不可以沒有計劃手段，特別是在宏觀調控方面，還應當加強計劃手段。最後，加強宏觀調控，國家必須直接掌握必要的財力和物力。所謂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說到底是憑藉經濟實力來管理經濟。否則，所謂加強宏觀調控，只能停留在紙上。
1995年，李震中還較早地論述了「轉經變濟增長方式」的發展理念。他認為，長期以來，我們十分注重經濟增長速度，這無疑是完全正確的，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資源總動員」取得的。其增長方式屬於粗放型，是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質量、劣結構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生活中出現的通貨膨脹、農業發展滯後、國有企業不活、社會分配不公、生態和環境惡化等問題，無不與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有密切關係。我們過去對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不是沒有注意到，恰恰相反，歷史上曾經提出過許多很好的理論、方針和政策。問題是在實踐中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比如理論界很早就提出過，應當實行以內涵為主的擴大再生產，可是實際做法卻相反，長期搞外延擴大再生產。1959年，黨中央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但在執行中，只抓了多快，而丟掉了好省。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把全部經濟工作轉移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之後不斷提出要把提高產品質量放在第一位，可是只追求數量、忽視質量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可見，實行集約化的經濟增長方式不是容易辦到的。因此，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作長期的艱苦努力，需要採取一系列相應的政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