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雲
剛剛結束春節假期,香港藝人陳小春就著急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經歷。他遇到了一個認為「粵語沒文化」的姑娘,急忙發了一篇長微博反駁她。維護母語的立場是好的,可是微博中的「唐詩宋詞是用粵語寫的」「唐朝沒有普通話」等說法,卻實在讓人無法認同。
那麼,唐詩宋詞是用粵語寫的嗎?
當然不是。
無論唐詩還是宋詞,都是用詩人詞人們掌握的語言寫的。那麼,他們是否會說粵語呢?長在巴蜀的李白、生在中原的杜甫,恐怕都不會用粵語寫詩;生於濟南的辛棄疾、終於臨安的李清照,似乎也沒有留下能說粵語的證據。
那些有可能掌握粵語的人們是不是用粵語寫作,也實在無法考證。比如生在廣東韶關的張九齡,當他寫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時候,誰也不知道他是用家鄉話還是官話在打腹稿。又比如被貶至嶺南的蘇軾,當他讚美「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時,並沒有人能夠證明他在用粵語吟誦。
唐詩宋詞既然不是用粵語寫的,又是用什麼語言寫的呢?
簡而言之,就是用當時的漢語寫的。
可能有人要追問,用粵語讀唐詩宋詞那麼朗朗上口,粵語裡又保留了那麼多古代漢語的詞彙,粵語是不是就是唐朝話、宋朝話?
當然不是。
不能因為曾孫長得像曾祖,就把這兩位當成同一個人。相比普通話而言,現在的粵語的確更多地保留和繼承了當時漢語的特點。我們之所以覺得用粵語讀詩詞更動聽,是因為粵語更多保留了詩詞的韻律美和音樂美,詩詞講究押韻合轍,可是很多古時押韻的字在普通話中不再押韻,讓詩詞喪失了和諧感;詩詞也講究平仄分明,可是不少古時的仄聲字在普通話中讀成了平聲,又喪失了節奏感。用普通話讀起來,部分詩詞確實略顯「普通」,可若用粵語朗誦,的確抑揚頓挫,別有韻味。
前幾年,一位香港中學生用粵語朗誦詩詞,視頻在網絡上廣為流傳。那句「我有特別的朗誦技巧」的開場白,雖然略顯浮誇,但若參考粵語的特點,也絕非大話虛言。
此外,也不能因為某位後輩和祖宗長得最像,就把他封為嫡系正統,其他長得不像的,都成了庶出的異端。漢語方言眾多,不僅粵語繼承了古代漢語的詞彙、語音,福建臺灣一帶使用的閩語、江浙一帶使用的吳語,乃至贛語、湘語,甚至是最近地位愈發「低下」的北方話,無不與古代漢語一脈相承,只是保留原始風味的程度各不相同罷了。說實話,若用吳語或客家話讀詩詞,照樣能體會押韻和平仄,也照樣能理解裡面的詞句,效果並不比粵語差。
憑著語音和詞彙這兩條看似言之鑿鑿的證據,就把粵語當作古代使用的漢語,其實是把古代漢語中普遍的語音詞彙特點看成了粵語的專利。比如陳小春舉例說,蘇軾的「寧可食無肉」,「食」是廣東話,普通話用「吃」;李白的「莫使金樽空對月」,「樽」字是廣東話,而普通話用「瓶」;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幾多」是廣東話,而普通話用「多少」。這幾條論據看似很有說服力,但我們如果了解到當時的人,無論會不會說粵語,都是這樣講話,恐怕就會明白粵語就是唐朝話、宋朝話這樣的結論站不住腳了。
唐代就沒有普通話了嗎?普通話是雜交種嗎?
當然也不是。
「時有古今」,語言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地有南北」,所以在不同的地方語言的變化並不是勻速推進的。現在我們使用的普通話才有70來年的歷史,但是歷史上早就有相當於「普通話」的「通語」和「官話」。
不僅如此,無論何時,也都存在著標準語和方言的對立。西漢末年的楊雄作《方言》,就記錄了當時方言分立的情況,比如說,都是形容女子的美麗,吳楚衡淮之間用「娃」,宋衛晉鄭之間是「豔」,陳楚周南之間是「窕」,秦晉之間叫做「好」「娥」。如今,江蘇蘇州還有「館娃宮」,就是這種方言曾經存在的證據。
今天的北方話和1000多年前的北方話大不一樣,今天的粵語也和唐宋時期的粵語不盡相同。宋代的粵語像什麼?最像文人名士推崇的洛陽話。而被稱作「洛生詠」的洛陽話,其地位和性質就相當於部分講粵語的人嗤之以鼻的「北方話」「普通話」。
但在晉朝,洛生詠的地位是頗高的,簡直就是東晉的倫敦西區口音英語或者託斯卡納口音義大利語,乃是學識、身份、地位的象徵。名臣謝安引領了洛生詠的風潮,因為他有鼻炎,說話聲音渾濁,名流們學不來這種渾然天成的鼻音,只好在說話的時候都用袖子掩住口鼻。必要的時候,「洛生詠」還有保命的特殊功能。南朝的張融在上任路上碰到一夥山賊,想要抓了他殺人吃肉,可是張融神色平靜,講起了洛陽話,嚇得山賊不敢下手。看來,當時普通話的地位恐怕還沒今天這樣低,在山野裡說普通話,是件很有文化、很有震懾力的事情,是足以讓剪徑的強盜知難而退的。
語言總在不斷變化,這種變化在不同地區又是不平衡的。今天的粵語聽起來像1000年前的「普通話」,可能再過1000年,那時的粵語聽起來又和現在的普通話一樣了。語言沒有什麼是正統,沒有什麼褒此貶彼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