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19,四十年,為什麼每次都是深圳

　　40年前，依靠深圳，40年後，仍舊需要依靠深圳。 昨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提出深圳「三步走」的發展目標： 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 到2035年，深圳高質量發展成為全國典範，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世界領先，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成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 到本世紀中葉，深圳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先進城市之林，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 三個目標中，最矚目的要數「全球標杆城市」的定位，而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的時候，深圳的定位僅僅是主要是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短短的半年，深圳已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當然，國家突然對深圳發展定位大幅加碼，很容易讓人關聯起近期的香港局勢，認為是國家因為對香港感到失望，轉而大幅扶持屬於「自己人」的深圳，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置於更宏觀的視野上，改革開放這麼多年，每一次國家需要向前突破，都不乏深圳的身影。 究竟深圳憑什麼？

　　1978，深圳註定是第一塊改革開放試驗田

　　1978年，改革開放元年，以後來者的眼光看，這是一場成功改變國家和人民命運的偉大曆程，但在當時，卻是一場沒有人能確切預知結果的試驗。 偉大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說是「摸著石頭過河」，何其恰當，河流深淺，摸不摸得到石頭，過不過得了河，都是未知之數。既然如此，就不能全國一起去摸石頭，否則一招不慎全盤皆輸，因此需要選擇一塊試驗田，成功了再推廣，不成功的話關掉就是了。 最終，歷史選擇了深圳這個南方的小漁村，而這似乎也是冥冥之中已有註定。 首先，是領導人意識的轉變。 1979年前後，鄧小平先後訪問了新加坡、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見識了西方世界發達的經濟、先進的技術以及富裕的生活狀態後，他更加堅定了否定了過去數十年的「左傾」錯誤，也更加明白，走蘇聯的集體主義模式發展經濟，已不可能有出路，而要想扭轉國家貧窮落後的局面，必須和西方世界展開合作，學習別人先進的發展模式。

　　來源：百度新聞 可以說，鄧小平當時的眼光已經聚焦於西方世界。所以，在當年的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向他提出，希望利用深圳毗鄰香港的優勢，引入香港資本、技術和管理來發展經濟的時候，他很爽快地答應了，因為彼時的香港，正正就是西方發展模式的成功代表。 其次就是深圳自身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狀況。 挨著香港，容易抱香港大腿，這是說得最多的，當然也是毋庸置疑的。而另外一個因素同樣很重要，那就是窮。由於常年處於戰事前沿地帶，建國後30年裡，深圳除了國防投入，幾乎獲取不到國家的發展資源，經濟狀況一直都很差。1979年，深圳常住人口2萬，GDP只有1.96億，不及對岸香港的1%，當年深圳的「名氣」，也只是局限於是大陸人逃港必經之路。

　　來源：百度新聞，大逃港

　　正因為窮，所以沒有值得失去的，也沒有什麼再值得害怕的，退一萬步說，「不成功就關掉嘛，又不會傷筋動骨」，正因如此，深圳最為適合賦予」中央只給政策，你們自己殺出一條血路」的使命。 就這樣，深圳被確定為第一塊試驗田，開始了一個個「破冰「之旅。

　　1993深圳，註定是第一塊轉型升級試驗田

　　窮則變，變則通。 整個1980年代，深圳在經濟改革中一枝獨秀。1990年，深圳GDP達到171億，是1979年的87倍，年複合增長率超過50%，初步實現工業化。

　　來源：百度，1990年深圳

　　然而，過分依賴香港的「三來一補」，大量服裝、鞋襪等等高能耗、高汙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使得深圳的資源已出現瓶頸，再不轉型，就會出現停滯甚至前功盡棄。但轉型，意味著對原有模式的否定，對新的結果未知的模式的探路，有如壯士斷腕，說時容易做起難。好在，深圳在過去十年已經形成了敢闖敢試的城市性格。 1993年底，在時任市委書記厲有為主導下，深圳出臺決議，停止登記註冊新的「三來一補」企業，特區內已辦的「三來一補」加工業，屬於汙染環境的，堅決遷走。 然而，新的轉型方向又在哪裡呢？ 環顧全球工業化城市轉型升級的成功案例，一個是以香港為代表的轉向金融中心的城市，一個是以矽谷為代表的走高科技的城市。有兩個成功樣板，深圳初初也是雄心萬丈，把轉型目標放在了金融和科技上，意欲一箭雙鵰，而深圳也具備了這樣的優勢。

　　來源：百度，香港和矽谷 就拿作為現代經濟皇冠上的明珠--金融來說，彼時的深圳，一來有全國性的證券交易所，二來毗鄰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可以近距離地效仿，另外，深圳聚集了全國7成的黃金交易、6成的外匯交易，是當時金融實力最為強勁的城市之一。 然而，在金融中心方面，深圳遇到了上海的強有力競爭，後者得到國家欽點，意欲成為大陸版的香港，深圳也要為此讓路。最明顯的動作，包括1998年人民銀行的大區行改革中，深圳人民銀行被降級成為廣州大區行下屬的中心支行，1999年，國內最先成立並進行交易的深圳有色金屬期貨交易所撤併到上海期貨交易所，外匯交易中心最終也花落上海。 不過，在另一條路--高科技，深圳不但沒有遭遇人為抹殺，反而是殺出了一條血路。

　　1990年代後期深圳，向高科技進發

　　在當年的高科技賽道上，深圳可謂天時地利人和。 首先，1990年代中後期，日本、美國、中國臺灣的電子產業開始向外轉移，去尋找成本更低的地方，此乃天時。 其次，深圳地處香港，能夠很方便很及時地接觸到全球的高科技，而長期形成的深港合作，以及深圳已具備的工業化基礎、低成本的經營條件，為高科技發展奠定基礎，此乃地利。 最後，是人和。在發展高科技產業上，國家並沒有人為地設定誰做誰不做，而當時國內很多的城市還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實現初級工業化的階段，無暇也沒有能力和深圳爭奪高科技發展機遇，因此深圳可以更自由地去發展高科技。另外，深圳政府主動迎合科技浪潮，適時地實施「科技興市」戰略，明確了信息產業、新材料、生物技術為今後發展的三大支柱產業。 因此，眾多國際高科技巨頭，包括IBM、康柏、偉創力、朗訊、惠普、富士康等，紛紛轉移到深圳。在引入的過程中，深圳再一次將敢闖敢試的性格發揮到極致。開始是以華強北為代表的模仿創新時代，逐漸過度到以自主研發為代表的深圳科技創新時代。

　　城市的高樓大廈並不值錢，值錢的是其中奮鬥的人，沒有人，硬體一錢不值。 而今，湧現出了華為、中興、騰訊、比亞迪(002594)、大疆等一大批在全球具有影響力的高科技公司，全市擁有的350多家上市公司中，大部分都是民營的高科技公司，可以說深圳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高科技之城，當然也成為了美國川普的「眼中釘」，成為美國打壓中國高科(600730)技產業的靶子。

　　來源：百度；位於深圳市龍崗區的華為坂田基地 而更有意思的是，當年被人為限制的金融行業，卻「活出」了另外一副模樣。 現在的深圳，有全國最大的綜合金融集團之一--平安集團，有著名的招商銀行(600036)，就連當時遷出深圳的中信證券(600030)總部，也在2009年決定永久落戶深圳，還有無數的天使基金、創投基金等等。 這背後，是深圳生生不息的科技創新，而科技創新本身就離不開金融創新。深圳的高校、科研院所有限，也沒有強大的科研基礎力量，但是有強大的產業化能力。在傳統金融領域（主板、外匯、期貨、黃金）的優勢與資源雖然被限制，但金融業的發展始終青睞最市場化的地區，深圳利用特區形成的市場優勢，營造了科技、金融和產業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良好發展環境，著力金融創新與科技創新，最終成為國內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最大、集聚性最強、金融業最有活力的城市，科技產業總規模近2萬億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50％。

　　在深圳一直流傳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這裡很多銷售超過100億元的企業家，他們連一個市領導都不認識。在內地一些城市，這肯定有點不可思議。 深圳，最終讓市場之手、科技之手、創新之手，點亮了每一個城市的夜空。

　　現在的深圳，再一次身兼重任

　　深圳在中國及世界城市發展史上，都是非常奇特的例子，甚至不太可能複製。

　　用短短的30多年的時間就超過了香港，是全國最年輕的城市。

　　深圳是無中生有的，只不過是偉人鄧小平劃了一個圈，給予人們按市場規律行事的自由，短短幾十年，就匯集了千萬級的人口，出現了數家世界一流的大公司。觀念改變世界，觀念產生財富，這就是最好的證明。深圳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好的象徵：不要怕窮，不要怕起點低，只要接受市場經濟，按其規律行事，就有好日子。 回顧那些年深圳取得的突破，路徑很清晰，大致可以概括為：國家給予政策優惠，然後自己去闖去試，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來。這個經驗在後來的推廣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為各地經濟發展貢獻了力量。 然而，時至今日，這條經驗的效用卻越來越小，典型的就是雄安新區、海南國際旅遊島、還有各地的所謂經濟開發區，政策給了，甚至錢也給了，但最後的結果總是差強人意，難以再現當年深圳的奇蹟。 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周期已經遠去，受制於各種內外因素，我們的國家又應該何去何從呢？在整個中國發展模式需要突破的時候，香港又做了一次社會病示範，此時此刻中央決定讓他隔壁的聽話兒子深圳放開手腳做探索和示範。 而這次也像過去那麼多次一樣，我們堅信深圳能夠再給予我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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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顯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