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一九一五年三月由日本回滬掃墓，隨後即去拜訪沈曾植，此後數年來往頻密，見面請益之外，多有信函往還。而留滬時每與羅振玉通信，幾乎沒有不言及沈曾植的。期間一封信說：「乙老萬無成書之日，非記其說不可。」蓋沈雖學識廣博，著述弘富，但從不自加收拾。讀書隨手批校記於書眉，為文成稿多為零葉置之一堆。詩詞更是信手寫在報紙信封之上，勾抹塗乙，滿紙皆是。且多用章草書寫，極難辨認。王國維乃取其乙卯一年的詩稿，董理鈔校，終由孫德謙四益宧刻木刊行。這是沈曾植第一本單行的著作，時為一九一七年，沈曾植六十八歲。
沈曾植書法沈曾植書法沈曾植在晚清以學問精博著稱，而尤其名動日俄。張政烺先生曾說：「一八八九年俄國人拉特祿夫在外蒙古和林以北，發現突厥、回鶻等文字碑刻，報告清朝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沈曾植最早進行考訂。」此後域外多引述沈氏之說，同時沈曾植也因此得到了李文田、盛昱的倚重。至有俄國學者卡伊薩林為作《中國大儒沈子培》，日本學者西本白川為作《大儒沈子培小傳》，一時名揚海外，傳記年譜均有記載。儘管如此，沈氏生前身後，刊刻印行的著作極少。生前除《寐叟乙卯稿》外，僅《皇元聖武親徵録校注》附李文田書中而刊入知服齋叢書，《島夷志略廣證》刊入古學彙刊，專門之學，均在叢書中，流傳甚稀。身後則有《曼陀羅寱詞》《海日樓詩》、《寐叟題跋》影本、《蒙古源流箋證》《元秘史補註》先後行世。《海日樓文集》則是學界久知其名而未見之書。
錢仲聯題《海日樓文集》沈曾植歿後（一九二二年），《清史稿》及宋慈抱、謝鳳孫等所作傳記資料都提到沈氏有《海日樓文集》若干卷，具體情況則不甚了了。直到一九三二年，寐叟哲嗣沈熲刊布《沈乙盫先生海日樓遺書總目》，列目二十四種，其中提到「《海日樓文集》，現由孫德謙編校，內題跋較多，或另編單行本。」知道文集尚在整理中。一九三八年，沈曾植的學生王蘧常出版《沈寐叟年譜》單行本，附錄《沈子培先生著述目》，其中收錄了《海日樓文集》的詳細篇目。王先生將文集二卷，分為十類，共一百五十六篇。並說「此由孫隘堪校勘，原稿叢殘，且多闕文，整理不易。孫逝世後蘧常復加董理」。則文集仍舊在整理當中。而年譜對文集中的文章多有引述，於沈氏之學有所闡揚，但仍難窺全豹。
沈曾植（1850-1922)直到一九六二年錢仲聯出版《海日樓札叢》，並將《海日樓題跋》重新編排增補附於其後，沈曾植學術體系的大概輪廓才得以顯現。錢先生《札叢》的跋語署一九四八年，對沈氏筆記叢札的情況進行了細緻的疏理。在《海日樓題跋》的跋語中還強調「凡收入《海日樓詩文集》者，不再復出」。再次提到了文集。
一九八九年錢先生在《文獻》總第三十九期發表了《龔自珍與沈曾植——沈曾植兩篇有關龔自珍的未刊文稿述評》，刊出的即是《海日樓文集》中的兩篇文章。
此後，從一九九〇年《文獻》總第四十五期到一九九三年總第五十六期，錢先生連續發表了《沈曾植海日樓佚序》《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跋》《沈曾植海日樓佚碑傳》，共刊出序文二十九篇，跋八十篇，碑傳十二篇。又於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五年的《學術集林》二、三卷發表《沈曾植未刊遺文》，刊出沈氏其他佚文二十九篇。發表過程中，錢先生多有案語，對文集情況及編選原則加以說明。如：
「其《海日樓文集》上、下卷曾由孫德謙整理編排，其篇目見王蘧常《沈寐叟年譜》附沈先生著述目中。四十年前，聯親見此文集稿於沈氏家中（當時沈公子慈護館我於其家凡兩月），全部抄出。近加研究複閱，發現孫氏所編文集，有漏脫的文章未收入，如《頻伽精舍大藏經序》《文雲閣墓表》之類。且其中還有有目無文者不少。至其先後編次零亂顛倒，錯尤甚。為此，聯重加編次，審定其寫作先後，補其缺篇及有目無文之篇。次第與孫編本大異。……沈氏文集，尚未刊布。其個別篇章（為他人著作所作之序），僅載於他人著作之卷首，無單獨發表者。為此，擬儘可能將其學術性的集內外文章，次第在《文獻》上發表，以餉國內外學術界。」（《文獻》總第四十五期）「其文章遺稿，屬於學術性的專篇，多是題跋後記一體，為數不少，今彙輯於此，以餉中外學術界。凡已收入《海日樓札叢·海日樓題跋》者不復出。」（《文獻》總第四十九期）一九九五年，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提出規劃，由局裡策劃選題並補貼出版費用，各出版社落實出版。當時，我提出了一個出版沈曾植、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陳垣、容庚等人文集或者全集的計劃，很快獲得通過。局領導請蘇晨先生總其事，立即組織約稿。約稿的過程很周折也很有趣。黃秋耘先生為介紹陳美延老師，陳老師說陳寅恪的所有著作都只交三聯出版。張其凡先生為聯繫陳智超先生，陳先生說陳垣全集已經整理完畢交付出版社了。最後拿到的只有沈曾植、羅振玉、王國維三種。而只有《王國維全集》因與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才得以成功出版。
請錢仲聯先生編校《沈曾植集》，正是因為看到了上述錢先生發表的有關文獻。一九九五年五月，蘇晨先生帶著我和出版社的領導到蘇州向錢先生約稿。約稿的整個過程，蘇晨先生當年就寫了文章發表。我記得的則是一些小事。我們最初是希望能編一個比較全的集子，涵蓋詩文和專著。錢先生說《海日樓詩校注》已交中華書局並已付排，所以最後定下來將《文集》《札叢》《題跋》合出，定名為《沈曾植文集》。錢先生讓我們等在蘇州，他馬上就可以點好，我們可以把稿子帶回來。等了幾天不記得了，但其間多次到錢先生家核對複印稿。錢先生威嚴，每次見到他的學生都是站在他旁邊，不插一言。對我們則客氣和藹。蘇晨先生請錢先生寫個扇面，錢先生說很少寫扇子，讓我第二天去拿。第二天，錢先生拿出的卻是一個條幅，張口問我：我的字好不好？我當時年少無知，驚得一身冷汗，只得說，學人字，好！錢先生說那你明天再來，我給你寫一幅。
錢仲聯書法錢先生點好後，我們將稿子帶回來，蘇晨先生說這部文集篇幅最少，指定我做責任編輯。編校過程頗為不易，歷經四個月方得以初步完成，交付出版社。這期間，許多錢先生的來函，大多關係到編校原則及體例，也頗能體現當時編校的過程，現將有關的八通附錄於後：
一需要說明的是：從蘇州回來途經上海，剛好買到了《茹經堂文集》，便致信請錢先生題跋。此雖與本文無關，但足以見先生的嚴謹和對師門的情誼，故存之。
錢先生鈔錄來並未留底的《前言》以及數次鈔錄來的文本及校勘，均已交付出版社，並未留存，後經蘇晨先生刊入《學土》第一輯。而後來錢先生將前言以及《茹經堂文集跋》發表於《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六年第四期，所用的《前言》即是本書的前言，並未採用為《文集》《札叢》《題跋》三書合集而改寫的三十五葉的《前言》。
第四函所言「研銘十二首」寫為「十三」，後經細審則無誤。蓋其中有兩則合鈔為一，今已析出。另所言，「沈氏為人作詩文集序，常有與他人印出之集，有些異同。我出的《文集》是據孫丈德謙的校定本。此文亦經孫氏校定，故與《李審言文集》所載，小有異同，茲據《海日樓文集》，不依《李審言文集》本，」則是強調文集如有異文，謹依底本的原則。
錢仲聯文稿第八函則是，我見到相關資料即寄呈先生存覽，故今並未收入文集。而先生對尺牘與文集的看法則相當重要。
本書所刊僅為《海日樓文集》部分，並未收入《札叢》和《題跋》，因兩書已有再刊之本。現在所刊的《海日樓文集》或許也還並不是一個最終本。錢先生校點所據的底本為複印件。有四種字跡，一為王蘧常毛筆鈔校，一為錢先生毛筆鈔校，一為錢先生硬筆鈔校，一為複印雜誌等刊本文字。錢先生在此複印稿上標點編輯、董理注文。校記均體現在注文中，多有存異，闕疑仍之。今均保持底本式樣，以存文獻原貌，以留前輩整理之艱辛痕跡。一九九五年底，曾幫助編校《二十世紀書法經典》叢書，曾見《沈曾植》卷未定樣本中，將王蘧常先生所鈔《定盧集序》與錢仲聯先生所鈔《跋星鳳樓帖》收入集中，所收者即是本書底本原件，則底本原稿尚在人間。叢書正式發行之本，兩先生所鈔之圖均已刪去。今所幸尚存當時之樣本，即影出兩先生鈔本作為插圖；《業師兩先生傳》原稿，則為嘉興博物館藏本。
錢仲聯文稿當時編輯好的書稿，合《海日樓文集》《海日樓札叢》《海日樓題跋》三種為《沈曾植集》，一九九五年十月間即交付出版社，但遲遲未能出版。到二〇〇三年，我轉到出版社工作，便致函錢先生，問可否轉到我所在的單位出版。錢先生於六月六日回函很激動，說「沈曾植文集出版事，……謹委託閣下代表我辦理一切」。末署「九十六歲蘇州大學終身教授、博士導師、博士後導師錢仲聯謹覆」。然事終未果，錢先生也於當年十二月逝世。此後經年，此事一直縈繞於心，也經常與人談起，謀擬出版，終不成功，而所編稿件當亦難再尋出。所幸，當時編輯稿件時，曾將《海日樓文集》複印一份自存備查。今年偶又翻閱，見複印的字跡已經開始模糊，於是幾經周折，請人排出。而今年恰逢錢仲聯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也是錢先生逝世十五周年。萬事自有因緣，信然！今《海日樓文集》得以順利出版，則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
錢仲聯文稿遼東後學宋浩校訖附記。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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