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革命的爆發，必有其賴以發生的社會形勢和依託力量，也即社會基礎。那麼，乙未舉事的社會基礎何在？就社會形勢來說，1895年前後的中國，雖然面臨著重重危機，但還未到一觸即發的革命邊緣。甲午戰爭的失敗，確實加劇了本已緊張的社會矛盾。然而，對外戰爭的失敗、賠款、財政緊張、地方督撫的離心傾向、秘密會黨與政府的對抗，所有這些問題，在十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便已經出現；最重要的是，作為統治集團中堅的新老洋務派，對於這些問題早有領教，自信能憑著以往的經驗來應對它們，在變動的時局中維持著既存的制度和價值體系。
洋務派後期代表張之洞的《勸學篇》，就是這種信心的明確表述。士大夫中的主體，熟誦聖人言論，恪遵傳統典制，汲汲於個人功名事業。只是在少數幾個作為通商口岸的沿海大城市，在一小部分接觸西方文化比較多的商人和知識分子當中，才出現了一些異於當局的聲音，但其中的代表、最激進的康有為，也只不過倡言君主立憲而已，談不上革命。陳少白自己也承認，當時他和孫中山等人，頭腦中都只有「造反」而沒有「革命」的概念
但在青年孫中山看來，這種形勢卻正是舉事的有利時機：「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會多不滿意於軍界，……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遠，愈積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由於心理狀態和掌握信息的差異，對於社會形勢的判斷，剛從學校畢業沒幾年的青年人，與身預國事、久歷滄桑的當朝權臣，自然很不一樣。從上述話中，明顯能看出青年孫中山的樂觀情緒，其中不無想像的成分，如「多有……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云云。有經驗者能夠從整體上判斷革命形勢尚未具備，但這並不妨礙青年孫中山對形勢作樂觀的展望。
從青年孫中山個人道路來看，這種決斷，是多年的革命想像與社會現實的衝突所累積的結果。種種跡象表明，青年時代的孫中山，對於未來的設想，與現實社會之間頗有差距。由於特殊的家庭背景，他接觸了海外的另一個世界，對於新的時代趨勢有所感知，對中國的現實感到不滿。
孫中山等人雖然為乙未舉事做了許多準備，但客觀地說，他們的組織策劃工作，確實存在著多方面的不足，與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行動相比，還相去甚遠。這其中，固然有著政治思想和鬥爭經驗方面的原因，而青年孫中山的心態傾向，也不能忽視。從種種材料看，孫中山顯然把革命想像得太簡單、太容易了。他認為，只要攻陷廣州的幾個主要軍政機關，便能引起綠林和會黨的自發起義，這樣就可望成立一個獨立的兩廣政府，作為進一步行動的基地。
而攻取廣州，在他看來是易如反掌的事，因為廣州承平日久，幾個重要機關雖有防守，但「有名無實，決不防衛」。因而他最初的設想是「內起外應」，「以五人為一隊，配足長短槍械及炸彈，進攻一署，直入署後官眷之房，將其長官或誅或執，如是全城已無發號施令之人。尚恐有城外兵隊聞變入援，則擇最重要之街道，如雙門底、惠愛街二處，伏於店鋪兩旁，以寶壠掩護，伺其來突發槍擲彈擊之，援兵不知虛實，突遭迎頭痛擊，必不敢前。猶慮其由橫街小巷經過，則預先將此道路轟炸，則兩旁鋪屋傾塌，粵垣街道闊僅數尺，鋪砌白石，投以炸彈即易爆炸，磚瓦堆塞，援兵必不能過。擔任據守重要街道之敢死隊須二三十人便足，西門、歸德門二處城樓則以二三十人佔領，以延城外響應者入。圍攻旗界又以一二十人，與進攻衙署任務已完之隊分頭放火為號，且壯聲勢，如此則大事成矣」。
以上三方面的分析表明，乙未舉事與其說是一場真刀實槍的民主革命的操演，還不如說是一次紙上談兵的頭腦內部的革命。它雖然顯示了行動的努力，但更多地體現了青年孫中山等人並不周詳的主觀設計。它主要還停留在想像的層次上，未來得及充分展開，便匆匆收束。
但是，這次想像大於行動的舉事，卻促成了孫中山個人身份的巨大轉變，使他從醉心於革命的想像者，轉變為真實的革命者。某種身份的轉換，不僅取決於當事者本人的主觀選擇、定位和認同，還受制於他人的辨認、判斷和認可。對於孫中山的身份轉換來說，起重要作用的，是清政府的態度和境外輿論。此前，孫中山的外在形象，是一名出身低微、但有著海外聯繫和教會背景的新式醫生，雖「高談時政，放言無忌」，但在時人看來，這只是青年人的偏激與張狂而已。
舉事的確切消息為清政府所獲悉那一刻，青年孫中山的外在形象便發生了突變，成了一個真實的反叛者。朝廷發布諭令，務必將孫中山等「首犯」迅速捕獲；廣東當局將孫中山列於懸賞緝捕的名單之首。
隨著孫中山的行蹤轉移，清政府在日本、美洲、東南亞、歐洲展開了長達一年的追蹤活動，必欲將孫中山逮捕而後快，最終導致了「倫敦蒙難」事件，反而使孫中山因禍得福，其反叛者的形象和聲名超越了廣東、中國，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