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什麼要研究環境史？我們人類只不過是地球上的一個能夠活70年至80年的生物而已，因此，對於未來事務的預測與評估，不能以對當前世界的認知為參考標準，必須回顧歷史。我們總覺得20世紀人類的飛速發展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把這段短暫的歷史放進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去考察，我們會發現人類歷史偏離了正常的軌道了。
第一：動物行為沉淪
受東印度洋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非洲東部一帶降雨量十分豐富，潮溼的環境給蝗蟲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繁殖機會，於是，在2019的6月，就發生了東非蝗災，東非的蝗災在2020年2月，蔓延至阿拉伯半島，葉門、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等國深受其害。
幾乎同時，南亞次大陸的巴基斯坦、印度也發生了蝗災。那麼，來勢洶洶的蝗蟲，最後去哪裡了呢？其實都被大自然給消滅了。蝗蟲之所以形成蝗災，就是在那一時段的環境特別適合蝗蟲生存，等到環境變化之後，蝗蟲就消失了。
蝗蟲為什麼能夠造成蝗災？蝗災為什麼又能消失呢？我們先來看一看1968年的一個生物實驗：
美國動物行為學研究者約翰·邦帕斯·卡爾宏在1968年做了一個名為「老鼠烏託邦」的實驗，他為4隻老鼠創造了一個「烏託邦」式的環境，該環境底部面積是2.7平方米，四邊的圍欄高為1.4米。裡面布置了網狀的居室，為這4隻老鼠提供了無限續杯的食物與水。想看看，老鼠是如何繁衍的，但是，這個環境設定的可容納老鼠的總數量是3840隻。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老鼠的變化。
起初：老鼠的數量迅速增長，
55天後：老鼠的數量翻番，
315天後：老鼠的數量達到了620隻，
600天後：老鼠的數量達到了2200隻。
在315天至600天之內，老鼠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崩潰，但是這個「老鼠烏託邦」當初設定所能承載的老鼠數量是3840隻。在老鼠數量還沒有達到最大容量時，老鼠的社會結構就崩潰了。老鼠的社會結構發生崩潰都有哪些體現呢？幼體遺棄、傷害幼崽、同性性行為增加，領頭的雄性個體無法保護自己的領地，其他的非領頭的雄性則消極避世，雄性個體與個體之間雖然還經常打鬥，但是呢，卻不還手。
600天之後，老鼠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持續性的崩潰，表現在哪裡呢？雄性從不求愛、從不爭鬥，只顧自己進食、飲水、睡眠，天天給自己梳毛，努力過著精緻的生活，雄性老鼠對雌性老鼠失去了興趣，沒有社交行為，消極避世。失去繁殖能力的雄性老鼠的增加，導致了整個老鼠社會的繁殖行為的崩潰。
這項著名的實驗就是動物行為沉淪實驗，在老鼠們還沒有達到「老鼠烏託邦」所設定的最大環境承載量時，老鼠們原有的複雜社會結構就崩潰了，而之所以崩潰就是因為它們各自已經充分利用了現有的環境資源，佔據了現有的社會空間產生了行為沉淪，行為沉淪之後，就是它們無法維繫原來的複雜社會結構了。
第二：為什麼蝗蟲難養，而蝗災卻容易發生？
2020年的夏天，印度、巴基斯坦鬧蝗災時，中國國內的很多的蝗蟲養殖戶感到非常奇怪，蝗蟲在塑料大棚裡非常難養，為什麼人家印度還鬧蝗災呢？原因其實就是塑料大棚裡的蝗蟲，處於衣食無憂的狀態，沉淪了，它們無法維持原有的社會結構，導致蝗蟲的社會結構崩潰了。
自然界的蝗蟲也會沉淪，因為在特殊的時段裡的環境確實適合蝗蟲的繁殖，當它們各自已經充分利用了現有的環境資源，佔據了現有的社會空間時，沉淪行為已經發生，它們原有的社會結構會慢慢崩潰，而環境一旦發生變化以後，蝗災就會消失，只剩下少部分蝗蟲在蟄伏，等待再次爆發。
《貞觀政要》裡記載的一段歷史，特別有意思，在此分享給大家：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谷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成災。
這段歷史典故，稱之為「唐太宗吞蝗」。
唐太宗吞蝗，蝗災就消失了，其實，這是一個巧合，因為當環境發生改變時，蝗蟲就會消失。儒家思想為了強調「天人感應」的政治倫理，才把這段歷史寫進了《貞觀政要》，體現了中國古代的仁政、德治和民本的思想。
2020年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蝗災，之所以沒有影響到我國，是因為這些蝗蟲無法越過喜馬拉山脈和橫斷山脈，西藏和雲南的氣候並不適合他們的生存，同樣是自然環境阻擋了蝗蟲的腳步。
第三：動物行為沉淪對人類的啟示
美國動物行為學約翰·邦帕斯·卡爾宏為什麼在1968年就開始研究「老鼠烏託邦」的實驗呢？因為在20世紀的時候，人類已經開始破壞與汙染環境了。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研究人口密度及人口密度對人類行為的影響。
在現代都市社會，人們的生活確實沉淪了，這在日本表現得十分明顯，很多的男性不願意社交，性格內向，沒有野心，圖安逸，與女性相處覺得很麻煩、很累，不願意談戀愛，這部分男性被稱之為「草食男」，還有一部分被稱之為「御宅族」，當然，想當「草食男」和「御宅族」，衣食無憂是個大前提，如果連吃飯的問題都解決不了，還當什麼「草食男」和「御宅族」呢？
20世紀，是一個揮霍的世紀，愛因斯坦曾經說過「上帝不擲骰子」，但是，20世紀的人類，似乎是在拿地球的未來在開玩笑了。
20世紀，人類活動對環境產生的破壞與變遷，其速率超過了地質年代的小行星撞擊地球和超級火山爆發。因為小行星撞擊地球與超級火山的爆發，其時間尺度往往是萬年、百萬年甚至是千萬年，而人類活動對環境產生的變遷，是最近幾百內發生的事情。
根據吉爾裡—哈米斯元的計算，我們可以知道，公元1500年前後，全球的GDP總計約為2400億美元，按照20世紀的90年代的標準，2400億美元的GDP，只略高於當時的波蘭和巴基斯坦的GDP。
1820年，全球的GDP達到了6950億美元，1900年，全球的GDP高達1.98億美元，1950年，全球的GDP高達5.37萬億美元。
1992年，全球的GDP達到了28萬億美元。
到了2019年，僅盧森堡、瑞士和中國澳門的人均GDP就分別高達11.3萬美元、8.37萬美元和8.1萬美元。（按國際匯率計算）
我們再來看人口數據，公元1500年，全球人口是4億至5億，1820年，全球人口增長到了10億，現在，全球人口高達70億。
全球GDP高漲和人口大量增加的背後，是人類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
人類越來越活在一個擁擠的世界中，我們會不會重蹈「老鼠烏託邦」的覆轍，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然，動物行為沉淪的說法，對不對？這也只是約翰·邦帕斯·卡爾宏的一家之言。
在當今世界，很多全球性的議題，其實需要全人類的合作，人類不能反全球化。宇宙的「蒼蠅拍」其實一直存在，美國科普作家卡爾·薩根曾經說，當今高科技已經使得人類擺脫了遭到滅絕的危險，小行星撞擊地球和冰河時代的襲擊，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我們可以使用核彈讓小行星偏離軌道，也可以製造行星傘和行星加熱器利用太陽能來給地球加熱。卡爾·薩根的說法可能過於樂觀了，因為無論是使用核彈讓小行星偏離軌道，還是製造行星傘和行星加熱器，都是一筆數目不小的開銷，哪個國家願意承擔這筆費用？這就需要全人類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