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追問到底餓死多少人

1962年，七千人大會現場。資料圖片

「大躍進」時期，安徽省委鋼鐵廠的高爐群。合肥市檔案館提供韓福東翻拍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

———張凱帆（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

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但我們吃飯在友誼賓館。不僅僅是吃飽，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要求保證與會者吃好。有幾個菜記不清了，不只吃菜，魚肉不缺。房間裡還有水果。

———馬維民（時任安徽省滁縣地委常委兼鳳陽縣委第一書記）

至於曾希聖，原本有人單獨給他送飯。後來被「揭蓋子」，不好繼續留在房間裡，就改到食堂。一桌要湊齊十人才給上菜，湊不夠10人，服務員去拉人，人也不願過來。只好湊不齊十人，也給上菜了。

———馮希仁（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黨委書記）

親歷七千人大會——1962年前後，漩渦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開會時，馮希仁40歲，是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黨委書記。這是一家有七八千職工的大企業，馮希仁因此有機會成為七千人大會的親歷者。

馮希仁記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與會，其中廠礦代表4人，市委代表2人。其他五人現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們與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車北上，住在北京友誼賓館內，經歷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尋常的旅程。

時為安徽省滁縣（現滁州市）地委常委兼鳳陽縣委第一書記的馬維民，也在同一列車上。他生於1926年，是河北南宮人，1947年來安徽根據地參加革命，三十幾歲已當上安徽省團委副書記，1961年初，被抽調到災情嚴重的鳳陽掛職。「省委原來想讓我去定遠縣，在那待了一個月後，發現鳳陽災情更嚴重，就來到了鳳陽縣。」馬維民，對南都記者說。（注2）

原鳳陽縣委第一書記趙玉書已被停職，安徽省農業廳長陳振亞正在這裡負責組織工作，馬維民是來接替陳振亞的。「我去的時候，情況已有所好轉，農業十二條、六十條（注3）先後下發，不像之前死那麼多人了。」馬維民說，鳳陽當時不足40萬人，餓死大概6萬。

可與此相參照的是「大躍進」時期的人口統計數字。1957年，鳳陽總人口為380711，到1960年減少為306543，人口減少7萬餘。馬維民來到鳳陽後的1961年，總人口數為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現象。到了1962年，人口開始正增長（315535人），而那正是七千人大會後的事兒。（注4）

七千人大會召開於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參加者包括中央、省、地、縣委四級主要負責人以及部分大廠礦和軍隊負責人，共7118人。大會召開的目的，是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統一全黨認識，增強團結，調整方針為戰勝困難而奮鬥。按官方權威說法，「七千人大會取得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對推動國民經濟全面調整起到了積極作用。」（注5）

重災區：「有的村子已經沒人了」

馬維民剛到鳳陽去的時候，發現這裡有的村子已經沒人了。「都逃荒了，房前雜草一人多深。」

有關鳳陽的災情，在陳振亞1961年2月1日《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有很好的說明：「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據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揭發統計，1959-1960年，鳳陽縣農村人口外流達11196人，佔農村總人口335698的3.3%，發病人口達102994，佔農村人口的37.7%……全縣人口死亡現象更是驚人。據統計，1959年和1960年，共死掉60245人，佔農村人口的17.7%.」「一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準』：一不準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準哭；三不準埋在路旁；四不準戴孝。」（注6）

在全國範圍內，安徽算是「大躍進」的重災區。「有天災，有人禍，有的地方風調雨順，天氣不錯。」馬維民說，就安徽而言，皖南災情少些，江淮與淮北死人最多。鳳陽位於淮河中遊南岸，以花鼓著稱，是安徽生產落後地區，災情比較嚴重。十餘年後，正是這裡率先開始了「大包幹」的民間嘗試。

馬維民說，彼時安徽省內口號繁多，諸如「拿起巢湖當水瓢，哪裡乾旱往哪澆」之類，「人定勝天」思想風行一時，各地紛紛造假「放衛星」，「你畝產一萬，我一萬五，他兩萬，一個比一個多，幾畝地的稻子堆到一畝，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動。」

「如果初級社的時候穩住，不再往高級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馬維民一直在安徽從政，他當年也曾覺得農民集體吃公共食堂不要錢是對的，這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須。不過，在他去鳳陽就職時，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中央開始糾正「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也在全省推廣「責任田」。

「搞責任田之前，曾希聖曾在廣州問過毛主席，毛主席開始同意，但後來又批他。」馬維民記得，當時在安徽省內，關於責任田也有不同意見，「有人願意，有人不願意。因為鄰省都沒搞，所以很多人不贊成，說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單幹風』、『平反風』。」不過，責任田1961年還是在安徽推廣開了。（注7）

農村的奇觀，馮希仁也見識過。1958年秋天的時候，他帶著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兩個勞模去巢湖參觀衛星田，在那裡吃了頓飯。「我當時就有懷疑，他們怎麼可以在稻子頂上走？其實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這一塊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來。我仔細看，看出了這一點，就問村幹部搭木架幹什麼？他們說太密了，為了搞通風。我當時想，也有道理。就是有點懷疑。」

馮希仁工作在工業，對農業並不了解。但在去個人家糧倉參觀時，他發現僅僅上面一層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時，雖然還沒有餓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筆。

待到饑荒嚴重時，馮希仁曾帶著八九個紡織印染廠員工去肥東縣參與救災，他兼任該縣陳集鄉黨委委員，目睹了大面積的非正常死亡。「剛開始還可以，後來我們連續三天沒東西吃。我住在大隊部裡面，受不了了，去村裡都走不動，要拄棍。全村沒有冒煙（生火做飯）的地方，家裡不讓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麼的都沒有，一人一天只發2兩糧食，又保持不住，領一次吃三天。沒糧了再去運，農民要排隊領糧，吃三天，餓三天，水腫，很快就死了。」

馮希仁說，「大躍進」導致日常生活困難，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也開始大煉鋼鐵，甚至把竹籬笆組成的圍牆都拆了煉鋼，但生產還算一直正常，雖然也放虛假的衛星，但並不如農業戰線那麼誇張。

馮希仁是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建廠元老。該廠成立於1954年，最初有上海榮毅仁的投資，後公私合營，轉為國有。該廠原歸紡織部直管，後管理權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肥市。這種管理權下放，在七千人大會之初，被認為是「分散主義」的重要內容，而受到批判。（注8）

「大躍進」期間，合肥的工業受到負面影響。「很多項目上得過快，攤子鋪得過大，戰線拉得過長，以致不少項目都因資金和技術嚴重不足，原材料供應緊缺等諸多問題影響，被迫半途擱淺；有些企業雖勉強上馬，但不久也都相繼下馬，造成人、財、物的巨大損失和浪費。」「1959年統計，合肥市工業盈利企業利潤總額為4965萬元，虧損企業虧損總額為1338萬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業利潤總額降至1802萬元，比1959年下降63 .7%.相反，虧損企業虧損總額卻上升至2301萬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注9）

1962年初，馮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開會，他當時並不了解開會內容，也不知道要去北京待幾天。他回憶，合肥市與他同去的還有合肥市委第一書記劉徵田、一位市委副書記及合肥鋼鐵廠、礦山機械廠、重型機械廠的領導。

在鳳陽縣，與馬維民同去的是縣委副書記張秉堯。

大會現場：「不只吃菜，魚肉不缺」

馬維民、馮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誼賓館，這裡以前曾用於接待在京的蘇聯專家。「我們去的時候蘇聯專家已經撤走了。我們每兩人住一個房間。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住一棟二層樓上，他愛人餘叔是省委辦公廳主任，也住在那裡，但沒看見她參會。」馮希仁說。

雖然還在困難時期，但北京的代表們吃得還不錯。「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但我們吃飯在友誼賓館。不僅僅是吃飽，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要求保證與會者吃好。有幾個菜記不清了，不只吃菜，魚肉不缺。房間裡還有水果，我有個嬸母住中關村附近，我還經常給她送些過去。」馬維民說，市縣代表一般都沒有帶秘書進京，他們通常的日程安排是白天開會，晚上則在賓館看文藝節目———雜技、評劇、京劇以及侯寶林的相聲。

開大會的時候，人民大會堂內的三層會議廳坐得滿滿的。「會議隆重，組織嚴密。」馮希仁說，「每到開大會時，他們搭車前往人民大會堂，會議結束，再排隊回原來的巴士。有一次，他看到維持秩序的公安人員在人民大會堂外集合，人數有300多。閒暇的時候，代表們也在北京城內四處走走。」

馮希仁也有一次親身經歷便衣幫忙。他們聽聞北京大柵欄電影院有立體電影放映，很想去看看。「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反映，周恩來說電影院太小，只能坐100人，想去看的自己去看吧。我們幾個人就去排隊，一個便衣同志過來說，他們6個人是開會的，想看電影，就把我們帶了進去，每人發個眼鏡，沒讓買票。」

七千人大會召開時，馮希仁記得，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召集華東局的代表們開了一個會，做動員，然後將中央的書面報告草稿發下來討論。

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未經政治局討論的情況下，就直接印發大會以徵求修改意見。大會自1月11日開始，沒有舉行開幕式，會議一開始的主題是反對「分散主義」，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但到了16日之後，改為以總結經驗為主。（注10）

隔著六十年時間之河，馮希仁和馬維民已經不記得七千人大會還曾討論過反對「分散主義」，但對總結經驗還有印象。「各種意見都有。有人說主要是天災，有人說主要是人禍。有人說，是經驗不足交學費。」在馬維民記憶中，他們沒有討論「三面紅旗」是否還堅持的問題，認為這毋庸置疑是正確的。

1月27日，是代表們第一次參加全體大會，此前都是學習文件和分組討論。毛澤東主持會議，代表們見到領袖都很激動，掌聲熱烈長達15分鐘（注11）。「我不記得掌聲鼓了多久，但見到毛主席會使勁鼓掌，可想而知。」馬維民說，那時對毛澤東還是崇拜，沒有懷疑，「大會上中央承認有責任，毛澤東是一把手，當然也有責任。但那時不這麼想，就覺得是集體責任，是下面沒有執行好。」

在討論基礎上形成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定稿，成為大會的正式文件。1月27日，劉少奇還做了補充講話，其中提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按照原定議程，報告定稿被通過之後，七千人大會就該結束了。毛澤東也在劉少奇講話後宣布，會議將在30日結束。

馬上就要春節了，2月4日是除夕。代表們開始準備回家。「大會上供應梨、蘋果、香蕉等水果，在安徽看都看不到，有的人就買了些水果準備帶回家過年。有一天中午吃飯（29日）的時候，接到通知，說下午不要出去，等通知。我們就坐在房間裡，等到下午3點鐘左右，集合上車，把我們拉到了人民大會堂，聽毛澤東做報告。毛澤東說，大家一起留在北京過春節好不好？大家都鼓掌。」馮希仁說。

1月30日下午，毛澤東專門做了一個發言。馮希仁回憶，毛澤東講話的大意是：接到了檢舉信，有人反映如果就這樣回去，問題還是沒解決。所以不能散會。「毛澤東說有些人在捂蓋子。開會的時候，坐在那裡，別人都不敢提意見。說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這次一定要摸。讓霸王『別姬』。這是批曾希聖。他拿著兩頁紙，講了兩個多鐘頭，主要講揭蓋子。」

七千人大會因此延時至2月7日，並進入以揭蓋子為主的所謂「出氣會」階段。而安徽，也成為七千人大會中最受矚目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