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大饑荒四川餓死1000萬人

廖伯康（前排左二）

1949年以後，四川發生的災難最大的莫過於1960年前的饑荒。那場持續三年的災難使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萬人左右。那是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要不是一批敢於講真話的幹部衝破重重阻力向黨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實情況，這場悲劇可能還會延續一段時間。然而，這批幹部卻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大躍進」帶來大災難

1960年，全國性的「大躍進」已經進行了三年，人們面臨的現實是，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當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870億斤，比「大躍進」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重。從1959年到1961年，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31億斤，比1958年的449億斤下降了218億斤，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可是，受全國政治氣候的影響，當時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糾偏」的指示精神，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擔任了重慶整風整社工作團辦公室主任，負責與當時重慶所屬三個縣的工作團進行聯絡。

一大群在城裡指揮「大躍進」的幹部們，來到離自己並不遙遠的農村，所看到的情況觸目驚心。樹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裡不準煮飯冒煙。長壽是當時重慶三個縣中的重災縣，1960年餓死人數以萬計，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力喪失，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屋裡什麼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臺，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裡只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組在農村認真傳達「十二條」（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聽了「大幹部」們的話，都相信黨中央的政策始終是正確的，認為問題出在公社大隊的這些「歪嘴和尚」把「真經」給念歪了。於是，那些剛剛還在對社員們指手畫腳的社隊幹部們被揪上了臺，社員們就像當年控訴惡霸地主一樣，哭訴他們如何抄家搶糧、拆灶砸鍋，還將那些餓得不得不去莊稼地裡偷糧食的人捆綁吊打，致傷致殘，甚至逼死人命……一時間，社隊的幹部們被批鬥、撤職、抄家、逮捕，搞得殺氣騰騰。

為什麼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最堅決的社隊，幹部們就越是顯得面目可憎可惡，生產就越糟糕？而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時打了「折扣」的地方，情況反而還好一些。究竟是上級的方針政策錯了，還是基層幹部執行政策時發生了偏差？在嚴峻的現實面前，工作團的許多幹部不得不對高調滿天的「大躍進」進行深入的思考。

向黨中央反映四川真實情況

由於中央「七千人大會」前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從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的形勢逐漸有所好轉，可是四川餓死人的事卻還在繼續。

1961年五六月間，在重慶團市委機關中層以上幹部學習會上，大家對面臨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坦蕩陳言。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蕭澤寬和市委候補委員、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李止舟有時也到團市委來，同大家一起議論。會上有人提問：四川問題如此嚴重，餓死了那麼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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