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民正把樹皮扒下來，以磨成粉充飢。
逃荒路上的災民。
災民
河南災民在飢餓中無助地死去。（福爾曼拍攝於1943年的河南）
白修德
（本版照片由福爾曼拍攝於1943年的河南）
正在熱映的電影《一九四二》，講述了一段真實的歷史：在1942年到1943年之間，中國河南爆發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3000萬人受災，300萬人死於飢餓。
電影裡的「老東家」、「栓柱」是藝術加工出的人物，卻也是3000萬難民的真實縮影，苦難烙印在他們身上。70年過去，「老東家」、「栓柱」的人物原型再也無法找到，他們的生命，早已湮沒成歷史的塵埃。
電影裡的美國記者白修德，卻是一位真實的歷史人物。他把那次災難記錄在他的報導和回憶錄中，留下了震撼人心的一部苦難史。這位曾獲得普立茲獎的記者曾說，在中國河南的遭遇，讓他「懂得了無政府狀態和秩序、生與死的真實意義。」
通過白修德的眼睛和筆，我們可以看到1942年發生在河南這片土地上的災難，絕不僅僅是電影開頭所說的「吃的問題」。
《等待收成》
1943年初春，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年輕美國記者白修德，與他的同行——倫敦《泰晤士報》的哈裡森·福爾曼一道，跳上了從鄭州開往重慶的火車。
作為美國《時代》周刊駐中國的特派記者，當時只有24歲的白修德剛剛在中國的河南目睹了一場真實的人間慘劇：3000萬人在饑荒中顛沛流離，每天都有人死去，野狗在啃噬著倒斃的餓殍，難民們在飢餓中麻木、瘋狂。而政府組織的賑災不見蹤影，聽任難民們的生命像草芥一樣消失。
這一切，讓白修德和福爾曼悲痛而憤怒。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從我的筆記裡很容易勾畫出一個野獸般的世界，但他們不是獸類，他們是創造了世界最偉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後代。」
乘上火車幾個小時以後，這兩個憤怒的外國人在洛陽火車站下了車，白修德幾乎是一路飛跑到了洛陽電報局——歸途中遇到的第一個電報局。他要把河南大饑荒的消息公告全世界。
報導稿件早就寫好了，題目是《等待收成》。聯繫到白修德所描述的災情，這個題目流露出的情緒讓人絕望。
青黃不接的春天，正是災荒年月最難熬的時候。經歷了一年饑荒的難民們，不知能不能捱過去。政府救援還是沒有到來，唯一的期望就是等著田裡的秧苗長出莊稼。
收成，卻似乎遙遙無期。
白修德寫了一篇足夠震撼人心的新聞報導，但他並不確信這篇報導能不能傳到美國。他太熟悉當時國民政府的新聞審查制度了——在成為《時代》周刊記者之前，他的工作是國民政府新聞處顧問，幹的就是新聞審查的活。
白修德在哈佛大學的專業是中國歷史，原名提奧多·h·懷特，白修德是他給自己起的漢語名字。1938年大學畢業時成績優異，他獲得了一筆旅行獎金，於是來到了中國抗戰期間的陪都重慶。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受了國民政府新聞處的聘請，負責管理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發布。
但是，這份「顧問」的工作卻沒有給白修德帶來任何成就感，「從業務上說，我主管『中國新聞委員會』的通訊報導，月薪65美元。我自認為是『反法西斯的戰士』，實際上卻受人僱用去操縱美國的輿論。」不久之後，白修德辭去這份工作，當上了《時代》周刊駐中國特派記者。
《時代》周刊的老闆亨利·盧斯出生在中國，一直對中國抱有特殊的親密感情，與蔣介石夫婦私交甚好。白修德起初也和自己的老闆立場一致，在新聞報導中對國民黨政府、軍隊和蔣介石個人充滿溢美之詞。1942年大饑荒中的所見所聞，讓白修德轉向了蔣介石政權的對立面，他也因此被美國麥卡錫主義者視為抗戰期間所有駐華記者中最傾向於中國共產黨的人之一。
白修德很清楚，《等待收成》如果公開發表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他也同樣清楚，這篇文章很可能沒有機會公開發表。
按照當時國民政府制定的新聞審查制度，這篇報導和任何新聞報導一樣，應當發回重慶接受審查。而國民政府新聞處的老同事們肯定會把這篇報導扣下來的。
然而，這封電報並沒有被報務員發到重慶去，而是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臺，第一時間直接發往了紐約。
直到去世，白修德也沒弄明白這封電報是怎麼發出去的，他在回憶錄中特別提到了此事：「或者是因為這個電臺的制度不那麼嚴格，或者是因為洛陽電報局某一位服務員在良心的驅使下無視有關規定」。
不管是疏忽還是故意，1943年3月22日，一篇題為《等待收成》的新聞稿被刊登在美國《時代》周刊上。
這篇文章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西方世界突然爆炸，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議論：中國的河南正發生著一場不可想像、極其慘烈的大饑荒。
就像文章的題目那樣，河南的難民們正在饑饉中等待著新一年的收成，亦如一年前他們在春天大旱中的等待。
他們等來的卻是絕望、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