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瑪峰最新高程公布：8848.86米。
這是我國第3次成功測定並公布珠峰高程。
珠峰，是世界之巔，也是觸達人類生存極限的苦寒之地。測量珠峰，對中國測繪人而言，既是一生的夢想，也帶來身體和心靈的極大考驗。
有的英雄在槍林彈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譎雲詭中磨鍊，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雙腳丈量著中華大地。
讓我們跟隨作者一起走近珠峰測量的背後，感知和重溫他們不為人知的動人故事。
珠穆朗瑪峰海拔5200米的營地
2005年4月，國測一大隊執行高程複測任務——升起國旗
在常人的眼中，中華大地是什麼樣子？是起伏的高山，是連綿的大河，是壯闊的草原，是茫茫的大漠，是一幅幅美景組成的波瀾壯闊的畫卷。在測繪隊員的眼中，中華大地是什麼樣子？是一個一個的點。點有千千萬萬，數也數不清。每一個小點，都有一組詳細的數據，標示著它的精確信息和地理位置。
別小看這些地理數據，飛船上天、跨海大橋、西氣東輸、南水北調、三峽工程、青藏鐵路、數字城市……國家每一項重大工程，都離不開它的支持。而這無數小點，組合在一起，就代表著中國。
冰雪中的五道梁測量點全景
這些點，不論在高山，在大河，在草原，在大漠，都必須有人一個一個走上去，架起儀器，讀取數據，編入檔案，畫出地圖。
幹這個活的人是誰？就是以國家測繪局第一大地測量隊（以下簡稱國測一大隊）為代表的測繪科技工作者。
在崑崙山，測量隊員寧偉（右）、張建華正進行GPS衛星觀測
國測一大隊是我國成立最早的專業測繪隊伍。從1954年成立之日起，有隊員就懷有這樣一個夢，要測遍中國每一寸國土。
為了完成這個夢，一個人不行，那麼一支隊伍去；一代人不夠，那麼幾代人前僕後繼上。轉瞬間，56年過去了。他們24次進駐內蒙古荒原，28次深入西藏無人區，37次踏入新疆腹地，徒步行程已有5000多萬公裡，相當於繞地球1250多圈。有不少老隊員，徒步測量走過的路，超過20萬公裡，相當於繞地球5圈。
隊員張建華在冰雪中堅守
他們累計完成國家各等級三角測量1萬餘點，建造測量覘標10萬多座，提供各種測量數據5000多萬組，獲得近半個中國的大地測量控制成果，用血汗乃至生命繪出祖國的壯美藍圖。現在，測遍中國每一寸國土的夢，依然未停。大地雄心，繼續在倔強而執著地跳動著。
01
天與地 雪和沙在極限環境裡工作，是我們國測一大隊測繪隊員的本分。——一名老測繪員
「我們幹的工作，是天和地之間的大活」，一位老隊員說：「再說細點，就是四句話：堅守在荒天野地，生活是幕天席地，工作中戰天鬥地，為祖國經天緯地。」 狂風席捲著冰雪砸在任秀波的臉上，眼前一片模糊，氣溫是零下30多攝氏度，已經走了7個小時，他的臉失去了知覺，腿也麻木得不聽使喚，腳下的冰爪仿佛凝固在崖壁上，使盡渾身的力氣才能挪動一步。這是2005年5月21日，海拔7700米，珠穆朗瑪峰北坡。一個26歲的青年身背十幾公斤的重力測量儀器，正在艱難地攀登。
雖然到一大隊只有7年，但是長期的野外測繪作業，已讓任秀波習慣了面對身體和環境的極限。進隊的時候，任秀波就聽老隊員說過：「在極限環境裡工作，是我們國測一大隊測繪隊員的本分。」這些年裡，任秀波盡了本分，他經歷的極限不算少。
一次在藏北無人區，暴風雪夜裡，車壞了，他和老隊員一起，30多個小時沒吃東西，在冰原上走了40多公裡，成功求生，不但又回去救出了隊友，還完成了重力測量任務；還有一次在西藏阿里，在海拔5000多米的甜水海測量點，強烈的高原反應讓任秀波虛脫了，嘔吐了兩天，胃裡的東西吐完之後，居然開始吐血。為了不影響作業進度，他硬是挺到48小時聯測結束之後，才下撤到新疆葉城。以往每一次面對極限，年輕的任秀波總有強大的信心，他相信自己能扛過去，就像那些經歷過同樣極限的老隊員一樣。但是這一次不一樣，因為沒有老隊員經歷過。就是在全世界，也沒有專業測繪人員，到過如此高的海拔高度。
珠峰測量開始登頂
雲朵在腳下飄動，不遠處的珠峰峰頂雪白而聖潔。離天如此之近，腳下依然是祖國的大地。任秀波仰望蒼天，雙腳發力，可背上的儀器卻重逾千斤。在海拔6500米以上，任秀波已經待了40多天。他的臉已被強烈的紫外線灼傷，成了棕褐色，有多處開裂；他的身體極度消耗，嚴重營養不良，體重下降了20多斤。這麼多天的適應、等待和忍耐，就是為了把測量延伸到祖國大地的頂端，延伸到世界之巔。重新精確測量珠穆朗瑪峰的高程，是中國測繪人的夢想。極度虛弱的任秀波不甘心，他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走到下一個宿營地，但是他要試一試，拼死也要試一試。中國珠峰測量隊的隊員們整裝待發
面對極限，任秀波超越了自己。在極度缺氧和暴風雪中，任秀波一步一步走到了海拔7790米的2號登山營地。當其他登山隊員因為極度疲勞都躺在帳篷裡休息時，任秀波卻在帳篷外，冒著暴風雪，喘著粗氣，在沒有任何供氧設備的情況下，架起重力儀，測出重力值，並用GPS接收機測量了該點的三維坐標。從此，共和國測繪史上誕生了新的高度——7790米。這也是世界測繪史上新的高度。
幾天後，記者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營見到了任秀波。他說：「我盡了國測一大隊隊員的本分」。本分！很簡單的一個詞。對國測一大隊的隊員來說，這個詞，意味著當你面對極限、面對艱辛、面對困難、面對危險的時候，絕不退縮。這個詞，還意味著必須要習慣在天地之間的任何地方工作，不管這個地方是冰雪荒山，還是黃沙大漠，是高山峽谷，還是海島礁盤，是水鄉澤國，還是戈壁草原……在地溫高達60多攝氏度的新疆火焰山中，大地如蒸籠，一天喝20斤的水，隊員們依然感覺焦渴難忍，頭暈眼花；在寒冬中的北疆阿勒泰山區，最冷時溫度達零下45攝氏度，隊員們操作儀器，為了保持觀測精度，卻不能戴手套；在阿爾金山裡，黑蚊子云霧般地圍著人和牲口叮。一匹白馬轉瞬間叮滿蚊子，成了黑馬，黑馬在地上打個滾，死蚊子的血又把黑馬染成紅馬；在中國海拔最低的吐魯番艾丁湖，海拔負154米，溫高風大，測繪隊的一頭駱駝被大風颳跑，追了近100公裡才找到；在遠離祖國2萬公裡的南極冰原，為了填補我國南極測繪的空白，隊員們為了幾個數字，在大雪中堅守4天4夜；在可可西裡，泥濘的沼澤充滿危險，一輛車一天陷了30多次，挖了30多次，一整天只走了3公裡；在藏北無人區，因為缺氧，隊員頭疼欲裂。為了止疼，隊員把頭卡在鋼架床的床頭鋼管之間，這樣卡住，外面一疼，裡面的疼就不覺得了……有一年，一組8名隊員在塔克拉瑪幹南緣作業。
每天觀測時，毒蚊子成群結隊如轟炸機般在隊員頭頂盤旋。一次，累極的隊員們在紅柳灘夜宿，剛一著地便睡熟了，等到天亮爬起，每個人渾身上下被蚊子叮滿了紅包，癢得鑽心。一個隊員拿幹樹皮往身上一擦，鮮血直流。等到完成任務從戈壁深處走出來時，大家的臉龐都小了一圈。平均每個人瘦了11斤。有人說，那一段測繪成果是用88斤新鮮的血肉換來的。「我們幹的工作，是天和地之間的大活」，一位老隊員說：「再說細點，就是四句話：堅守在荒天野地，生活是幕天席地，工作中戰天鬥地，為祖國經天緯地。」其實還應該補上一句，他們的堅守感天動地。
02
生與死 苦和笑「父親，我沒有見過你，聽說當年你是渴死的，今天我來看你，給你送點水。」——吳永安
在國測一大隊隊史室的牆壁上，我看到了一份觸目驚心的名單。這是從1954年到1989年，犧牲在野外崗位上的測繪隊員，有46人。
犧牲者中，有的渴死、凍死、病死，有的墜下懸崖，有的掉入雪窟，有的遭遇雷擊……他們大多英年早逝，有的死得很壯烈，有的死得很平淡，但他們都犧牲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他們的遺骨留在了西部大地偏遠的測區，其中大多數連墓碑也沒能留下。在北京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一樓大廳裡，放著一臺老式的測繪儀器，它有個名字，叫「宋澤盛儀器」。這臺儀器背後，有一個讓人動容的故事。在北疆阿爾泰山脈深處，有一座山名叫尖山，陡峭險峻，怪石嶙峋。
1959年7月一個黃昏，國測一大隊作業組長宋澤盛，帶領幾名隊員，連續工作了兩個通宵，終於完成了尖山山頂的測繪任務。
崎嶇山路宛如一條羊腸，緊纏在山腰上，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懸崖。太疲憊了，一名隊員在下撤途中，一不小心，背上沉重的經緯儀撞上了峭壁，立刻重心不穩，連人帶儀器向懸崖邊滑去。走在後面的宋澤盛一個箭步衝上去，用雙手託住下滑的隊友，使出全身力氣將隊友往上推。隊友和儀器安全了。宋澤盛的身體卻失去平衡，他腳下的碎石不斷地滑落。當隊友們伸出援手時，宋澤盛的指尖從他們手前滑過，大家眼睜睜看著他墜落到幾十米深的山崖下。
宋澤盛犧牲後，大家把這臺儀器以他的名字命名，爭相使用，以此來表達對他的懷念和敬仰。犧牲者當中，有一個人是被土匪殺害的，他的故事至今讓人揪心不已。1963年7月，在甘肅南部的臘子口大山中，鍾亮其遭五六個土匪圍堵綁架。土匪逼問測量組駐地，嚴刑逼供中，鍾亮其眼被打瞎，身中數刀。為了小組安全，他寧死不屈，隻字不吐，慘遭土匪殺害。一個星期後，隊員們在白龍江邊的沙灘上，發現了鍾亮其遍體鱗傷的屍體。
幾個月後，這些土匪被抓獲，世人才知道了鍾亮其犧牲的經過。鍾亮其是烈士的後代，家中的獨生子，犧牲時還不到30歲。國測一大隊年過70的老一代的測繪隊員，在接受採訪時，都會提到一個名字——吳昭璞。說起他，沒有人不掉淚。
1960年4月底，31歲的技術員吳昭璞帶領一個水準測量小組來到新疆南湖戈壁。紅褐色的沙石一望無際，烈日當空，一具具駱駝的龐大白骨分外扎眼。天上，沒有一片雲；地上，沒有一滴水。氣溫超過40攝氏度，地上的沙石更熱得燙腳。一天早晨，意外發生了：裝滿清水的水桶漏了。桶空了，斷水了，離這裡最近的水源地在200公裡外。
在藏北高原，每天要經過很多這樣的冰湖
茫茫戈壁，這意味著什麼，每個人心裡都很清楚。沉默中，吳昭璞做出決定，他把僅有的水囊遞給一位年輕隊員：「必須馬上撤離，你們兩人一組，認好路線輕裝外撤，我留下看守儀器資料，等著你們帶水回來。」
「這樣不行，你太危險……」有隊友想爭辯，被吳昭璞制止，「大家早一分鐘走出戈壁，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隊友們依依不捨地走了。他們竭盡全力，3天後回來了。
等他們找到吳昭璞時，被眼前悲壯的情景震撼——帳篷裡所有的牙膏吃光了，所有的墨水喝乾了。吳昭璞口含黃沙，十指深深插進沙土。身高1米7的吳昭璞，已幹縮到不足4尺；原本英俊帥氣的小夥兒，武漢測繪學院的高材生，如今靜靜地躺在戈壁灘頭。他的手錶，還在滴滴答答地走著。他的身後，資料整理得整整齊齊；他沾滿汗漬的衣服，嚴嚴實實地蓋在測繪儀器上。他最後告別為之奮鬥的測繪事業時，是多麼戀戀不捨。這一天正好是5月1日，是勞動者的節日。隊友們心如刀絞。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3斤紅毛線。這是幾周前，他在鄯善縣城買的。當時就要進戈壁了，遇到集市，吳昭璞想給遠在湖南農村老家的妻子和還沒出生的孩子買點東西。看到這個紅毛線，他很喜歡，就問了價錢。可是店主一看他的打扮，「遠看像討飯的，近看像逃難的」，就不客氣地回了一句：「你買不起就別問。」吳昭璞沒有動氣，他只是回了一句，「你有多少毛線，我全買了。」帶著3斤紅毛線，吳昭璞進了戈壁，再也沒有出來。後來，這3斤紅毛線，被隊友寄回了他的湖南老家。
多年以後，吳昭璞的遺腹子吳永安長大了，他來到位於西安的國測一大隊。當年吳昭璞的隊友，一看到永安身上穿的那件鮮紅的毛衣，眼淚就忍不住掉了下來。他們都認識，這件毛衣上的毛線就是當年那3斤紅毛線。這毛線的顏色，他們刻骨銘心。吳永安後來也成了一名國測一大隊的測繪隊員。他第一次去野外出任務，就申請去了父親犧牲的南湖戈壁。在戈壁外的荒灘上，永安沒有找到父親的墓。由於道路變遷，當時又沒能立碑，當年埋葬父親遺骨的地方已經成為亂墳崗。只知道是這一片，不知道是哪一個。永安買了兩個幾十公斤的大塑料桶，滿滿裝上水。他抱著水，撒到了亂墳崗上。「父親，我沒有見過你，聽說當年你是渴死的，今天我來看你，給你送點水。」
在46名犧牲者當中，宋澤盛、鍾亮其、吳昭璞還是「幸運」的，因為他們的名字至今被人傳誦。還有十幾名隊員，連名字也沒能留下來。只知道他曾經犧牲，卻不知道他姓甚名誰。社會在發展，測繪也在進步。條件在改善，裝備在更新，觀念在提升，自1989年至今的20年裡，國測一大隊極少發生隊員犧牲的情況。但是，有些東西是改不了的，而且永遠也無法改變。
那些高山、荒原、大漠、戈壁……惡劣的自然環境，一代代的測繪隊員，都無法逃避，必須去面對。還是在吳昭璞犧牲的南湖戈壁，時間是30多年後，中隊長張全德帶領著張朝暉等10名年輕的測繪隊員，在這裡工作了42天。一杯早上倒的開水，晚上回來還是熱的；帶去的巧克力，很快都成了巧克力醬；連木箱也受不了這種乾燥炎熱，不斷地開裂，鋪床的竹排也一根根地折斷。剛出鍋的饅頭，很快就能幹透，一口咬下去，把牙齒能硌出血，咬過的饅頭往白紙上一按，就是一枚鮮紅的印章。只好用水衝著吃，每咽一口如同往食道裡塞鋸末。
整整42天，隊員們都成了黃風怪。所有抬槓的話都說完了，笑話也說完了，經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發呆。大漠戈壁中的生命不容易，活著的東西都讓人尊敬。有一次，大風颳進來一隻蜥蜴。可能太熱了，蜥蜴總是三條腿著地，還不停換腿。隊員劉建是轉業軍人，他看著蜥蜴換腿，竟感覺像是在給他敬禮。他站直了，「啪」，也對著蜥蜴，回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就連蒼蠅這種小昆蟲，隊員們也覺得是個伴，不忍心傷害。就在作業即將結束前2天，張朝暉病倒了。因為蔬菜斷了很久，他出現了嚴重的缺鉀症狀，肌肉麻痺，走路總摔跤，碗端不起來，後來連說話都困難。隊友們決定連夜把他送出去。開了一夜的車，中隊長張全德抱著張朝暉，怕他昏迷太久，就高聲吼起秦腔。
張朝暉至今還清晰地記著那段秦腔聲，大嗓門，不著調，但是每次想起來，心裡暖和。長時間跟野外隊員在一起，就會發現他們的一些秘密：每個隊員都會抽菸，因為孤獨和寂寞；很多人也要用衛生巾，因為長期在高原，幾乎人人都有輕重不同的痔瘡……
中國珠峰測量隊衝頂分隊的隊員們
對於在野外的測繪隊員來說，什麼是幸福？每天早上起來，能用熱水洗把臉，吃個熱飯；出測回來，能及時喝上一杯熱水，這就是幸福。今年剛加入一大隊的王濤第一次來西藏，他把感受寫成一首詩，第一句是：「以前總對生活要求太高，現在只要給我四面牆，房頂不要都行。」長時間在野外，沒有發錢的機會，更沒有花錢的機會。每當發工資的時候，測繪隊員都會感到幸福，因為半年到10個月的工資會一次性發給他們。
當然，最大的幸福還是能順利完成測量任務，辛苦沒有白搭，汗水沒有白流，心血沒有白費。雖然很苦，但是測量隊員們早已習慣了苦中作樂，苦中找樂，苦中品樂。隊員王文勝的感受很有代表性：「我們工作雖然有點苦，但是我們見證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和壯美風景，這些經歷誰能有。」同樣重要的是，跑野外鍛鍊人的性格，讓男人肩膀更寬，心胸更開闊。「在城裡勾心鬥角，未必是幸福；在野外戰天鬥地，未必不是幸福。」
03
先與後 變和守凡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險的活，幹部先，隊員後，老隊員先，新隊員後。——國測一大隊不成文的軍規
不了解國測一大隊的人，總是好奇一件事：為什麼活再苦、再累、再重、再危險、再艱難，這支隊伍都拿得下來，而且出色地完成？跟隨他們在青藏高原走了100多天，記者發現了這個「秘密」——這支隊伍有一種獨特的、代代相傳的團隊氣質。
這種團隊氣質始於幹部，又影響到每個隊員，逐漸演變成國測一大隊的內在氣場和工作哲學。內在氣場的核心也是幹部，工作哲學則體現在先與後、變和守兩對關係上。
凡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險的活，幹部先，隊員後，老隊員先，新隊員後，這是國測一大隊不成文的軍規。軍規雖然從來不成文，但已經自然而然地融入進每個人的血液。必須遵守，沒有例外。幹部上了，隊員們不自覺地，會跟著幹部上。當隊員逐漸也變成幹部，就會有新的隊員，也跟著他上。張朝暉至今還記得1986年黃河支流上的一個情景：小組在甘肅劉家峽水庫作業，要越過黃河一條較大的支流，才能到測量點上。
組長是40多歲的趙景昂，他二話不說，把衣服脫下來，跳進河裡，要遊泳過去。可水很急，他一下被衝走了十幾米。爬回岸上後，他讓大家把皮帶接起來。他拉著皮帶先遊過了河，然後從附近老鄉家借了兩個梯子回來。他把梯子搭起來，跳進水中，舉起梯子，讓大家從梯子上爬過了河。這是真正的人梯，張朝暉一輩子也忘不了那個畫面。王文勝也忘不了第一次進藏作業的情景。中隊在珠峰大本營開會，分配測量任務。最難的一個測量點叫三七點，海拔超過6000米，要穿越絨布冰川，還要在點上堅守好幾天，非常艱苦和危險。會開得很短，中隊長劉志良也不善言辭。他說：「誰是黨員，哦，王忠良是，那好，你和我，咱們倆上三七點。」「以前以為這是電影裡的鏡頭，但是它就在我身邊，很簡單，很平常」，王文勝說：「一大隊的人都樸實，沒什麼大話，但是真幹活，也真出活。」
在國測一大隊，不管你什麼職務，什麼學歷，只要有活來了，所有人都一起上，沒有人例外。2005年珠峰複測，一大隊的領導幹部都衝在一線。大隊長嶽建利擔任珠峰高程測量現場總指揮，在珠峰大本營的兩個多月時間裡，隊員們輪流乘車去百公裡以外的定日縣洗澡、打電話，嶽建利卻一直堅守崗位，寸步未離。
海拔5700米的珠峰交會測量
2005年5月13日，記者跟蹤採訪珠峰複測行動時，在從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撤往海拔5200米的大本營的途中，遇到了國測一大隊副大隊長陳永軍。他告訴記者，在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登頂測量要用的覘標上的冰錐斷了，情況緊急。預計兩三天後隊員就要衝頂了，馬上要用覘標，陳永軍決定自己連夜把冰錐送上去。
在深夜裡攀登到海拔6500米，相當危險。
其實，陳永軍可以讓更年輕、體力更好的隊員承擔這個任務，但是他寧可自己受苦。「我是副隊長，這是我的本分。」陳永軍靠著頑強的毅力，9個多小時徒步16公裡，深夜12點，把冰錐及時送到了前進營地，保障了珠峰衝頂順利實施。面對不斷發展變化的新時代，在國測一大隊的工作哲學中，變與守的平衡始終是隊領導最關注的。一方面，國測一大隊堅持變：跟蹤世界最新的科技手段，更新科技裝備，改革管理機制，同時大力提倡和貫徹以人為本的理念。
比如這幾年的西部測圖工程，國家測繪局要求零傷亡，每一部車的位置北京指揮部都知道，必要時可以棄車，保人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國測一大隊堅持守：團隊氣質不能變，協作精神不能變，嚴謹作風不能變……「這就好比水準測量」，國測一大隊黨委書記劉鍵說，1975年他剛進隊，當時一個水準小組一年只能測200公裡；現在科技水平提高了，一年能測1000公裡。
但是有兩點，一是水準測量方法沒變，依然要靠步行完成，依然是儀器前後每距35米架一個標尺，一個點測完再步行70米到下一個點；二是全國12萬公裡長的基本水準線沒變，不論科技水平如何提高，這些路都是不能省的，還得靠隊員徒步，而且必須是往返。「既然方法沒變，路沒變，那很多東西也不能變。」
04
大與小 國和家「我們測繪隊員好比候鳥，綠葉發的時候出徵，樹葉黃的時候歸來。」——嶽建利
有的英雄在槍林彈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譎雲詭中磨鍊，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雙腳丈量著中華大地。
你問國測一大隊的隊員，你愛測繪嗎？十有八九都會用陝西方言告訴你：「有啥愛不愛的，幹活就是咧！」這是他們的可愛之處，不會說大話，更不會唱高調。
但是國家任務來了，他們卻沒二話，不講條件，不講困難，不講代價，拿著包就出發。測繪隊員張述周的妻子史玉萍感慨地說：「國測一大隊的人怎麼都跟中了魔一樣，國家一有任務，老婆孩子就不管了，說走就走。」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們心裡其實都有一桿秤，分得清什麼大，什麼小，什麼重，什麼輕，誰也不說，誰都知道。
一大隊的人平時都很平凡，但是一有國家任務，特別是帶有艱苦性、危險性的工作時，沒有人會退縮。如果換做某些地方的隊伍，可能會因為太難太苦，錢又不多，選擇不幹。
但是，在一大隊的字典裡，沒有退縮這個詞，從上到下，都是好漢。中隊長尚小琪，孩子剛出生第一年，他外業工作10個月；孩子2歲這一年，他外業工作8個月；孩子3歲這一年，他外業工作7個半月……妻子摔傷骨折，他也沒回來，受傷的妻子還得自己照顧年幼的孩子。「我也想回去，但是不能」，尚小琪說，野外作業是一個集體工作，每個人都是集體的一分子。
有隊員出外業時曾遇到父親去世，這樣的事，如果提出來，肯定讓他走。但是他沒有提，因為他知道，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個人走了，小組就會停擺，任務就可能完不成了。「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工作第一，任何個人和家庭的任何事情，都要等到工作完成之後，再想辦法補救。」這是國測一大隊第二個不成文的軍規。
這個看似不近人情的軍規，大家都會遵守。
因為每個隊員深知：測繪工作的性質決定，外業有時間要求，有費用限制，不能耽擱，要完成只能犧牲家庭，沒有第二個選擇。「我也想有第二個選擇，但是沒有。」這是國測一大隊隊員經常給家人說的一句話。當國和家出現矛盾的時候，唯一的選擇就是：國大家小。「有時真覺得苦，有時也覺得愧對家人」，一名隊員說，「但是衛星升空、神舟飛天、新建工廠和新修鐵路都離不開我們，我們去過的地方很快會有新的建設，人們使用的地圖上有著我們的心血，想到這些，我就找到了人生的價值。這工作，國家需要，人民需要，我們幹這個工作，不丟人，有意思。」的確，測繪者的身影無處不在，但測繪者的身影又都隱在暗處。「走在龍頭，位在龍尾」，就是對測繪工作的形象比喻。很多耳熟能詳的工程其實都離不開國測一大隊的支持：青藏公路，西氣東輸，磁懸浮，天津港，珠港澳大橋，杭州灣大橋……但是談論起這些工程，卻很少有人提起國測一大隊。「還有人把測繪隊員稱為『幸福使者』」，國家測繪局副局長宋超智說，因為測繪隊員一來，這個地方就要搞建設了；有了建設，當地的老百姓生活會變好，還不幸福嗎？但測繪的性質決定，測繪隊員註定是一個給人幸福的先行者，而不是幸福的最先品嘗者。
測繪隊員在野外很寂寞。寂寞確實很痛苦，比寂寞更痛苦的是對親人的思念。出外業時，測繪隊員的電腦背景，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家人的照片。
幾乎所有隊員，都愛聽這首歌，也怕聽這首歌——《故鄉的雲》。「歸來吧，歸來喲，浪跡天涯的遊子；歸來吧，歸來喲，別再四處飄泊；我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的行囊；那故鄉的風，和故鄉的雲，為我撫平創傷。」聽這首歌，會想家，想家裡的人；但聽著聽著，「歌詞就像刀子，扎進心中最柔軟的地方。」每個測繪隊員，幾乎都毫無例外，心裡有同一種創傷——對家庭的感謝和歉疚。「我們測繪隊員好比候鳥，綠葉發的時候出徵，樹葉黃的時候歸來。」嶽建利說，隊員們一般春天離開家，在每年臘月中下旬才能趕回來。「沒有怨言是不可能的，不吵架也是不可能的」，家屬史玉萍說，但是每次丈夫回來，都忙著幹這幹那，洗衣、做飯、打掃衛生、接送孩子……一個大男人，幾乎什麼家務都做，那種殷勤和關懷，又讓自己感動。其實，國測一大隊的隊員都是如此，他們對家庭的責任感很強。
作為一個測繪隊員，他們的時間乃至生命都被硬生生的分割成兩半。一小半給了自己的小家，一大半給了祖國這個大家。他們對此沒有選擇，有的只是熱愛。兩個家同樣熱愛。
每年開春，他們都會經歷同樣一場煎熬，離開溫暖的小家，投身到祖國的大家中。當他們在荒原曠野和荒山野嶺上默默豎起測量杆的時候，也同時樹起了自己的精神標杆和人生標杆。
有的英雄在槍林彈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譎雲詭中磨鍊，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雙腳丈量著中華大地。